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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62年人均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多种经济趋势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是在空间领域）的惊人发展，刺激消费者对日新月异的汽车和彩电的消费欲望的高度繁荣，美元作为外援、军事开支或者作为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从美国向世界贫困地区的转移。在这一方面，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尔温…施赖伯提出的“美国的挑战”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启发意义的。当年所谓“美国的挑战”来自以下事实：美国大量地向欧洲（广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资，据说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卫星国；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惧或者憎恨；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还有同美国商业院校所普遍传授的先进管理技术相一致的各个方面。从某种经济观点来看，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转移，的确是经济力量和现代性的证明，因为它们利用了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保证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畅销的广阔渠道。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资本外流的势头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超过美国通过工业制品、粮食的出口和“无形”的服务业带来的贸易盈余。尽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种日益上升的国际收支逆差已经导致美国黄金的外流，但是大多数外国政府仍然乐意持有更多的美元（成为主要的储蓄货币），而不是要求支付黄金。
然而，随着60年代的到来，这一有利的环境即告消失。尽管越南战争使美国大量的美元付诸东流，但是肯尼迪总统和（比之更甚的）约翰逊总统都想增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不仅仅限于越南。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致力于扩大国内开支，虽然这种倾向在1960年以前就可以觉察到。然而任何一届政府又都不愿付出政治代价，以增加税收来支付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联邦赤字的逐年上升、无法抑制的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日渐削弱。这又反过来导致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由约翰逊政府）抑制了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从而使之变成了新的欧洲美元。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在世界（经互会除外）黄金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68％降到1973年的27％。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由于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而日渐动摇，而后又由于戴高乐对他所说的美国“转嫁通货膨胀”进行的愤然反击而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发现，除了终止私人市场上美元同黄金的挂钩关系、尔后使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外，别无选择。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在美国财政金融处于鼎盛时期所构筑的大厦，现在又由于它的主要支柱再也承受不住其紧张压力而崩溃了。
20世纪70年代美元自由浮动的详细情况这里不做论述，美国几届政府努力在不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曲折过程这里也不作详述。70年代，美国高于平均数的通货膨胀率常常导致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元的疲软；而在80年代早期，对严重依赖欧佩克石油供应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造成沉重打击的石油危机，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的高利率又使美元趋向坚挺。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并且可能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的意义可能比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在私营部门这一增长率从（1965—1972年的）降到（1972—1977年的），直至（1977—1982年的）——这一不可阻止的长远趋势要小一些。它们的意义也许还不如以下几种正在发生的巨变：日益上升的联邦赤字可以被看成凯恩斯主义式的对经济的“推动”，但却付出了昂贵代价——从国外吸收大量资本（美国高利率的诱惑）使得美元价格上升到不正常的水平，以至于使美国从纯债权国变成了纯债务国；美国制造商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同进口的汽车、机电产品、厨房用品以及其他商品进行竞争。因此，毫不奇怪，人均生产总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现在开始在这一名单上向下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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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6）
对于那些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不是仅仅同瑞士的收入和日本的生产进行有选择的比较——认识美国经济及其需要的人来讲，仍然有某些值得欣慰之处。正如卡里奥所指出的，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确实实现了一些基本的、意义深远的目标：同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相比，美国国内实现了繁荣；没有通过战争就遏制了苏联的扩张；西欧经济和民主传统的复兴，尔后日本的崛起创建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以及“建立一整套处理共同的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多边机构”；最后，“旧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日益紧密地加入了世界经济”。总之，美国仍然维持着自由世界的秩序，而且它自己也日益依赖于此。尽管它在世界财富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快些，但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环境，对它本身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并没有什么抵触。最后，即使美国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因某些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而受到削弱，但在真正的国家实力的几乎各个方面，它仍然对苏联保持了非常可观的优势，而且通过坚持企业家的信条，美国仍然为管理上的首创精神的发挥和技术革新的涌现开辟了广阔前景；相反，它的马克思主义对手在接受这些东西时所面临的困难却大得多。
对上述这些经济变动的意义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必须等到最后一章。不过一些统计数字（见表43）对揭示上面讨论过的一些趋势的实质可能有些帮助，因为它们关系到全球经济平衡，也就是指世界生产在欠发达的国家的部分复兴；日本甚至还有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欧洲经济共同体尽管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苏联所占比重的稳定，尔后的缓慢下降；以及美国经济尽管衰落较快但仍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力量。
表—1980年不同国家与地区
所占世界生产总值（GWP）百分比
到1980年，即表43中最后一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如表44所示。
表年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国民生产总值（GNP）
最后，在生产力平衡上这些长期的变动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同其所具有的强权政治的含义结合起来才意义深远。正如列宁在1917—1918年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才必然地导致个别大国的兴起和其他一些大国的衰落：
半个世纪以前，就资本主义力量而言，德国同当时的英国相比还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同俄国相比也同样微不足道。但是，10年或20年后，还能肯定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保持不变吗？绝对不可能。
虽然列宁的话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但是这一规律看来适用于所有国家；不管它们赞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这正是20世纪以前的4个世纪之内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紧接着而来的便是，过去20—30年中世界生产中心的不寻常的迅速变动，必然会对今日主要大国未来的大战略产生影响，因而当然值得另辟最后一章予以探讨。
【注】
［1］日军于1943年2月被迫全部撤出瓜岛。——审校者注
［2］指英国——译者注
［3］里约条约，美洲国家组织诸国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特别会议，签订了称为“西半球防务基石”的《泛美互助条约》，简称里约条约。——审校者注
［4］原文如此。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而“第三世界”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召开。——译者注。
［5］梅特涅（1773—1859年），1808—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卡斯尔雷（1769—1822年），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俾斯麦（1815—1898年），1862—1890年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首相。——审校者注
［6］帕麦斯顿（1784—1865年），1855—1858年、1859—1865年任英国首相。——审校者注
［7］乔治·凯南，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1950年代曾任美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他提出的著名理论是对苏联和共产党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审校者注
［8］格莱斯顿（1809—1998年），英国政治家，在1868—1894年间曾四次出任首相。威尔逊（1856—1924年），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审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