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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斗中的最后一项重要内容是，俄国和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竞相成立军事联盟，竞相寻求新伙伴，或至少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站到对方一边。在二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处于有利地位的美国进行了大量结盟活动。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在西半球之外已有许多空军基地，并在许多国家驻有军队；许多国家希望华盛顿向它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相比之下，苏联则处于不利地位，它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家园，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边界的确定对自己有利，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去把战场拉远。尽管在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北部和远东俄国领土有所扩张，但它基本上仍是一个大陆性超级大国。另外，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对外部世界、对西方疑虑甚深，且奉行谨慎的政策。他担心，西方不允许苏联公开进行共产主义扩张（如1947年的希腊）。同时，斯大林对不愿当“苏联傀儡”的铁托、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也很不放心。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而且，苏联仿效20世纪30年代（甚至1918—1921年）的做法，大肆宣传支持世界革命。但实际上，苏联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尽量避免卷入国外纠纷。
然而，如上所述，华盛顿却认为，苏联在一步一步地推行一项以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总体计划，必须加以“遏制”。1947年，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作出承诺，是华盛顿的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1949年北约的成立，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北约成员国增多。这表明美国决心保卫欧洲大部和中东一部，即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到柏林墙到土耳其在亚洲的边界。不过，这只是美国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的开始。里约条约［3］和与加拿大的特别协定的签订，意味着美国要负责保卫整个西半球。美、澳、新条约的缔结，则使美国又对西南太平洋的安全承担了义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东亚发生的军事对抗，导致美国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使华盛顿做出了援助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的保证。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从而使美国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聚集在一起，相互支援，共同对付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侵略战争。在中东，美国倡议成立了另一个地区性集团——巴格达条约（后来称为中央条约组织），这使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共同对付颠覆侵略有了组织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美国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约旦则缔结了特别协定。这不仅是由于美国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也是1957年出笼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美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1970年初，一位观察家写道：
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是4个地区性防务联盟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另一个联盟的活动。此外，它与42个国家有双边防务条约，参加了53个国际组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
对如此繁重的国际义务，就是路易十四和帕麦斯顿也会感到不堪重负。可是，在一个迅速变小、各部分紧密相连的世界里，美国逐步负起这些责任也是合乎逻辑的。开始，美国人宣称朝鲜不很重要，但这却导致了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在一个两极世界里，华盛顿应在何处建立自己的防线呢？1965年，迪安·腊斯克指出：“地球已变成一个很小的行星。我们应该关心它的一切，即关心它的陆地、水域、大气层和外层空间。”
斯大林时期，苏联向国外输出军事力量的能力较弱，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较小；斯大林死后，苏联在各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想使俄国受到尊重，甚至热爱，而不想让人们害怕俄国。他还想减少军费，增加农业投资，多生产消费品。他的外交总政策反映了他有结束冷战的愿望。他不顾莫洛托夫的反对，从奥地利撤军，将波卡拉和旅顺两个海军基地分别归还芬兰和中国，并与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只一条”（这一观点遭到了他的许多同事和毛泽东的反对）。尽管由于西德加入北约，1955年华约正式成立，但赫鲁晓夫愿意与波恩建立外交关系。他还渴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尽管他的反复无常的行为和华盛顿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俄国人的不信任感使真正的缓和无法实现。同一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从此以后，即亚非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际，苏联开始重视第三世界。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8）
然而，事物的变化并不像热情充沛的赫鲁晓夫希望的那样顺利或尽如人意。1956年4月，斯大林分子控制他国的机构——“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令俄国人难堪的是，两个月后发生了匈牙利暴乱（匈牙利要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道路”）。对此，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分子必须坚决予以镇压。而且与中国的争吵愈演愈烈。下面将要讨论，这将导致共产党世界的深刻分裂。与西方缓和的航船也触礁沉没，因为相继发生了U…2飞机事件（1960年）、柏林墙危机（1961年）和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引起的与美国的对抗（1962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俄国走向世界的趋势。只是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及在联合国与其代表接触，就可以使苏联与外部世界不可避免地加强联系。此外，赫鲁晓夫还热切希望向世界显示苏维埃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这使他必然要寻求新的外国朋友。1964年后，比较务实的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热心于打破美国在苏联周围布设的封锁线并遏制中国的影响。另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急于摆脱它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经济（这样做往往导致西方国家停止援助）。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苏联“向外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
1953年12月，苏联与印度签订贸易协定（这与尼克松副总统访问新德里不谋而合）；1955年帮助建设比莱钢厂，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向外扩张”伊始，苏联就与第三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印度）建立了联系，这不仅使中国人和美国人感到不快，对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巴基斯坦也是一种惩罚。几乎与此同时（1955—1956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向埃及提供援助，取代美国为建设“阿斯旺水坝”提供资金。伊拉克、阿富汗和北也门得到了苏联的贷款。加纳、马里、几内亚等非洲坚决反帝的国家也得到了莫斯科的帮助。1960年，苏联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这虽然使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在拉丁美洲获得了重大突破，但也与被激怒的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怨，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改变苏联的一套做法：首先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帝宣传，然后便与新独立的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向它们提供贸易贷款和军事顾问等。在中东，俄国还可从美国支持以色列中得到好处（例如，莫斯科于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的援助）。另外，对北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扩大了俄国的影响。就是对遥远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也声称有义务进行帮助。在争取扩大世界影响方面，现在的苏联同过分谨慎的斯大林相比已经走得很远。
华盛顿和莫斯科为了把世界各国争取到自己一边展开了激烈竞争，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竞相向国外提供援助、贷款和武器维修专家。这就说明在国际事务中，任何大事离开了美苏这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就无法解决的两极世界的确已经来临了吗？在杜勒斯和莫洛托夫看来，当时的世界的确如此。但是，即使在美苏两大集团争夺世界霸权之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941年［4］美苏都未关注的地区有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此时，第三世界刚刚出现。它的许多成员，在终于摆脱了传统欧洲帝国的统治之后，不愿再沦为与自己相距甚远的那个超级大国的卫星国，虽然它可提供有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20世纪强权政治中出现的重要动向之一——超级大国的崛起，开始与另一个新动向——全球性的政治分化发生联系。在1900年前后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想到和看到的是，世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骄横和狂妄却种下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塞西尔·罗德斯、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奥匈帝国军界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在布尔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芬兰人中造成了深刻影响。作为德国、意大利统一和1914年协约国决定援助比利时的理论依据的民族自决论，很快向东向南传播到埃及、印度和印度###。由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18年打败了德、奥、匈三国，并于1919年挫败了威尔逊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民族主义行动只在部分地区得到鼓励。有些人认为，对东欧各国可赋予民族自治权，因为它们是欧洲“文明”国家；而不能把这种原则扩大到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区，帝国主义列强拥有大量殖民地，经常镇压民族独立运动。1941年后西方强国在远东利益的丧失，随着战争的发展附属国进行经济动员和征召新兵，大西洋宪章所造成的思想影响，以及欧洲各国的衰落，所有这些因素释放出来的能量都推动了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才有这一术语）的发展变化。
第三世界国家是指坚持留在美苏控制的两个集团以外的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参加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任何联系，对它们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例如，土耳其、中国、日本和菲律宾都参加了万隆会议，但把它们称做“不结盟”国家就不合适。另一方面，它们都主张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都要求联合国重视冷战以外的问题，都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仍由白人统治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这使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曾遭受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外国奴役，独立后又面临大量经济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激增后，便开始控制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联合国只有50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一百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来自亚洲和非洲。这并没使大国的行动受到制约，因为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这一权力是在谨慎的斯大林的坚持下确定的）。但是，这却意味着，如果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希望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如美国1950年要求联合国支援南朝鲜），它就必须得到其他本来不赞成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观点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殖民化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苏联人巧妙地支持的结束“经济落后”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三世界的舆论具有浓厚的反西方色彩。这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及其以后的越南问题、拉美问题、南非问题和中东战争中都可看出。即使在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对反殖民主义问题也被日益重视。这些会议的召开地点（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1964年在开罗，1970年在卢萨卡）也说明，人们关注的许多问题已不在欧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权已不完全掌握在拥有最大军事、经济力量国家的手中。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
不结盟运动最著名的创始人是铁托、纳塞尔和尼赫鲁。令人吃惊的是，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早在1948年，南斯拉夫即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未导致俄国入侵，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斯大林死后，铁托更坚定地执行不结盟政策，第一次最高级不结盟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就说明了这一点。纳塞尔是1956年与英国、法国、以色列发生冲突后才闻名于阿拉伯世界的。他经常尖锐地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因为他对本国共产党的态度很坏，并于1959—1961年利用电台、报纸掀起了一场强大的反苏运动。泛阿拉伯主义，特别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没有天然的联系，尽管当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试图使两者融为一体。印度是“温和的”不结盟国家的象征性代表。它经常得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中印战争和印巴战争后得到的更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尼赫鲁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批评苏联，对印度共产党采取不信任态度，尼赫鲁对英国的苏伊士运河政策的谴责，出于他不喜欢任何大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态度。
这些年来，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进入了国际社会。俄国急于使它们背离西方站到自己一边，却又不很了解它们的具体情况。这就意味着，它在外交上有所“得”的同时，必有所“失”。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国，这在以后将有详述，但也有许多其他事例。1958年，俄国在伊拉克政权更迭之后，当上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友邦，并对其提供贷款。4年之后，伊拉克复兴党领导的政变却导致了对伊拉克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莫斯科不断向印度提供援助，不可避免地会触怒巴基斯坦。俄国没办法既使印度高兴，又不失去巴基斯坦。在缅甸，俄国人开始很受欢迎。但后来该国驱逐所有外国人时，也把他们赶了出去。在印度尼西亚，情况更糟。苏加诺得到大量俄国和东欧的援助后，于1963年背叛莫斯科投向北京的怀抱。两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军队又极其残忍地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年将苏联大使遣送回国，因为他与当地的一次罢工有牵连。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杜尔拒不让苏联飞机在苏联人帮助扩建的科纳克里机场加油。在1960年的刚果危机中，俄国对卢蒙巴的支持使这位刚果人民领袖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后来，卢蒙巴的继任者蒙博托关闭了苏联使馆。1972年，萨达特将万名俄国顾问赶出埃及。这是苏联遭受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挫折，也是对莫斯科的一次重大打击。
因此，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是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毫无疑问，必定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亲美（如以色列、台湾），另一些国家长期亲苏（如古巴、安哥拉），因为它们感到有邻国的威胁；一些国家以铁托的南斯拉夫为榜样真正奉行不结盟政策，而还有一些国家在比较多地依靠一个集团的同时（因为这一集团向它们提供援助），坚定地保持适度的独立。最后一点是，第三世界不断发生的革命、内战、政权更迭和边界冲突，经常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不知所措。在塞浦路斯、欧加登、印巴边界和柬埔寨等地发生的地区性争端，也使超级大国左右为难，因为争端双方向不同的集团寻求援助。俄国和美国像从前的大国一样，也必须面临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它们的“拯救世界”的理论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他社会与文化所接受。
四 两极世界的解体
在从20世纪60年代转入70年代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世界事务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上，苏联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并且它们都依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在1974年，美国和苏联的防务开支分别达850亿美元和1 09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中国（260亿美元）的3～4倍，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英国97亿美元，法国99亿美元，西德137亿美元）的8～10倍；美苏两国的武装部队分别达200多万人和300多万人，比欧洲国家的大得多，比中国那300万人的军队的装备精良得多。两个超级大国都有5 000多架作战飞机，比上述大国多10倍以上。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作战舰艇的总吨位分别达280万吨（美国）和210万吨（苏联），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是，最大的差距表现在核投射工具的数量方面，参看表38。
表38。大国核投射工具一览表（1974年）
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如此巨大的抹掉对方（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能力——因此而出现了很快被称之为“互相确保摧毁”（MAD）的事态——以致它们开始考虑做出安排，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这种核军备竞赛。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它们建立了一条“热线”，以便使双方在发生另一次危机时能够进行通讯；还搞了1963年核禁试条约（英国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试验核装置；1972年搞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通过这一条约限制各方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使苏联停止建设反弹道导弹系统；1975年，双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进一步扩大了这项条约的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双方又举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会谈（1979年6月签署，但始终未获得美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可是，所有这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和推动双方同意采取这些措施的特定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动机，并没有制止这场军备竞赛。如果说有什么效果，也只是禁止或限制一种武器，这不过导致各方把有关资源转用到另一领域而已。从1950年代末期起，苏联稳步地、毫不手软地增加了对武装部队的拨款。虽然美国的防务开支方式因受越南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随后公众反对那场冒险的影响而发生了特殊变化，但其长期的趋势也是不断向高开支方向发展。每隔几年双方就会增加一批新武器系统，每一方的火箭就配备一批多弹头装置，海军增加一批导弹潜艇。而战略导弹方面出现的核僵持局面（这引起了欧洲人这样一种恐惧：美国不会用它的远程导弹回击苏联指向西方的进攻，因为那会招致苏联对美国城市的原子打击），导致美国发展“潘兴Ⅱ”和巡航导弹一类的新型中程或“战区”核武器，来对付俄国人的SS…20式导弹。这场军备竞赛和各种军备控制讨论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已，但每一种表现都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