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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埃兹尔拒绝接受人们的威胁与恐吓。“我欣赏里维拉先生的艺术精神，”他说，“我相信，他努力表达的正是他对底特律精神的理解。”埃兹尔还为参观者们安排了课程，教导他们正确理解里维拉的作品，不久，反对之声近乎销声匿迹。
而曾声称“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作品，我也不会为此付出5美分”的亨利虽然一直对博物馆内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有一天却出于好奇，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人们的争论。里维拉在底特律期间遇见过几次亨利，他很喜欢这位汽车大亨。他们聊起里维拉的苏联之行，他在那儿看到许多亨利的仰慕者把他的画像挂在墙上。
亨利仔细地观看了壁画，他被深深地打动了—并不是为里维拉所要表现的艺术精神，而是被画作的细致程度所打动。哈罗德·威尔斯也做不到更好了。这个叫里维拉的家伙，亨利告诉埃兹尔：“在几英尺内把至少发生在两英里范围内的事件还原得如此真切，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精确。真是妙极了！”
十七 与品位有关（1）
埃兹尔在工业界一直不温不火，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他那强势的父亲要为此负上大部分责任，但这并非惟一的原因。可能这世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埃兹尔那样如此深爱、尊敬和崇拜自己的父亲，因此他选择了默默无闻、退居二线。然而，埃兹尔也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对他来说，顺从父亲不是缺点。他有许多机会慢慢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直到有一天，他能够独自掌管福特帝国的帅印。在福特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制中，大家一致认为，关于公司的未来，话语权在埃兹尔那儿。
—《底特律周末晚报》（1936年）
在埃兹尔勇敢地公开支持迭戈·里维拉在底特律艺术学院创作的壁画时，他也在逐渐从使他担忧害怕的财务危机中解脱出来。埃兹尔和格罗斯波因特的几个朋友一起—主要是欧内斯特·坎茨勒，成为保卫集团（Guardian Group）的董事和大股东。保卫集团是由一些银行和信用公司组成的辛迪加联合体，环球信用公司也是其中一员。1928年，坎茨勒带头创立环球信用公司，主要为A型车的购买者提供分期付款。环球信用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纳了超过40万份贷款，这也使保卫集团成为最大的金融辛迪加。富有且对未来充满自信的保卫集团在格里斯沃德大街建起保卫大厦—这是一幢华而不实的30层建筑，从中能看出它的所有者对未来的更高期许。
“埃兹尔·福特加入保卫集团，象征着一种自由，”罗伯特·莱西这样写道；“这是他独立做生意的一种尝试，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同时也是他对父亲权威的一种挑战。埃兹尔公开支持胆敢质疑汽车大王意见的欧内斯特·坎茨勒，而且，他成为保卫集团董事，也表明了他对父亲观点的否认。谁都知道，老福特对银行家、借贷者以及金融投机者的态度。”
在高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保卫集团对外大举借债进行扩张和投资。然而，就在保卫大厦落成后几个月，华尔街发生大崩盘，而保卫集团的现金流也很快枯竭。几乎没有新的贷款业务，而原有贷款者偿还贷款的速度缓慢，有时还会拖欠。突然之间，保卫集团很难应付高额负债。1929年秋，为了哄抬集团的股票价格—几周内它就下跌了80％以上，埃兹尔和其他董事一致同意购入60 000股股票，并会一直持有到经济复苏。而各成员公司的低级员工也被鼓励进行投资。保卫集团旗下的银行借给自己的股东和员工数百万美元购买本集团的股票，许多人用以借贷的抵押品实际上一文不值。
随着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埃兹尔向集团内投入大量资金，期盼股价上升。1930～1931年间，他私人借给联合监管信托公司600万美元，之后又用价值500万美元的福特汽车公司债券为一笔贷款提供担保。1932年，他又安排父亲为信托公司提供了一笔350万美元的贷款。与此同时，新闻媒体每天都在大肆报道银行倒闭、储户破产的悲惨故事。而查尔斯·柯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则在广播里对“罪恶的银行家”大肆抱怨，使得公众失去了信心。恐慌的人们涌入银行，注销账户，把存款拿回家，自己保管。储户的大量提现使各家本就危机重重的银行更是雪上加霜。
1933年1月，保卫集团向重建金融公司申请5000万美元贷款，以保证信托公司的偿付能力。而这家联邦机构此前已借给保卫集团1500万美元，此时只同意再借出3700万美元，它要求埃兹尔和其他大股东自己解决1300万美元的缺口。就在形势慢慢好转的时候，一个老对手又抛出一颗“地雷”。詹姆斯·考森斯宣称保卫集团是“福特先生的孩子”，他坚决反对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福特系”银行。
亨利有3200万美元现金存在保卫集团内的国民保卫银行里，毕竟，尽管他不相信银行，但他总不能把所有的钱都塞到床垫下去。因此，既然要存入银行，那为什么不存入他儿子参与投资的银行里呢？他在几家银行共存有数千万美元。但是，现参议员、参议院附属委员会主席的考森斯建议对银行业的不正常现象进行调查这一事实使得老福特开始重视愈演愈烈的银行家危机。他先从欧内斯特·利伯德那里了解到埃兹尔的艰难境地，之前有一天，痛苦绝望的埃兹尔泪流满面地走进利伯德的办公室，这使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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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与品位有关（2）
“看吧，我现在一无所有了，”埃兹尔告诉利伯德，“大陆银行向我讨要500万美元，我什么都没有了。”
利伯德把当时的情景描述给亨利，这位八汽缸之父忍不住责备了一句：“你没有看好你的儿子！”
福特经过仔细思考，又来找利伯德。
“放手去做，”他说，“把这件事解决掉。”之后，来自福特基金的数百万美元转入埃兹尔的私人账户。
不过，坎茨勒和其他人则只能靠自己了。当即将卸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派高级官员代表到美景园游说福特拿出更多的钱支持重建金融公司时，亨利拒绝了。代表警告他说，如果保卫集团崩溃，可能会搞垮整个州的银行体系，福特大怒，“让它们倒闭吧！让它们破产吧！起初我也是一无所有，我完全靠自己才有了今天。让它们也照做吧！如果我会因此一无所有，我会从头再来。”
银行家和工业大亨们在保卫大厦的顶楼开了三天会，却没达成任何协议。1933年2月14日上午，地方长官威廉·康斯托克（William stock）对由储户集中提现带来的威胁做出回应。他在与全国政府和州政府协商后，宣布银行放假8天，这是“为了保卫公共和平”。所有的银行、信托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停业整顿，单底特律一地就封存了近亿美元。商业处于瘫痪状态，支票不能兑现，各种交易只能通过现金进行。尽管康斯托克随后宣布，储户可以去银行提取账户余额的5％，但在社会上流通的现金则大多来自于人们的钱包、收银机和安全保险箱。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福特同意拿出825万美元接管底特律城两家濒临倒闭的银行，引发了短暂的“非银行的银行”的不正常现象。然而，前方的路却被自私的银行家们堵上了。他们知道福特的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开除所有的管理者和董事，他们也受到亨利准备实施的政策的警告。亨利的计划里面包括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与此同时，作为大萧条期间为数不多的仍正常支付薪水的城市之一，底特律市政当局不得不以手写票据的形式为雇员支付工资。
连锁反应随之而至，各州纷纷宣布银行放假，联邦机构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稳定金融局势的计划。印第安纳州的银行于2月23日关闭，马里兰州的银行也在两天后休业。2月27日，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内华达州和田纳西州的行政长官分别要求本州所有银行暂时停业。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出现：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俄勒冈州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随着越来越多的州的参与，人们开始谈论即将上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否有将银行国有化的打算。3月6日，罗斯福宣誓就职后第三天，宣布实行为期一周的全国性延期偿付，以便政府利用这段时间寻找解决方案，采取紧急措施。
3月13日，大多数银行获准重新开张。一些银行进行重组，而另一些则宣布破产。在密歇根州，账户被冻结的储户最终拿回了95％的存款。国民保卫银行的万名账户余额低于1000美元的储户的情形要好一些，他们保住了属于自己的每一分钱。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联邦条例能保证储户不会因银行倒闭不受损失。因此，银行的所有者和股东们常常经营失败，尽管创造效益是他们本应履行的义务。除福特一家外，埃兹尔的秘书吉姆·巴克斯（Jim Backus）所做的一些规模不大的投资打了水漂；而环球信用公司的主人们，如坎茨勒则眼睁睁地看着公司清算，与福特汽车公司的所有业务都宣告终止。而从危机中诞生了保证储户资金安全的联邦银行管理条例，以及一家新的地方银行—国民实业银行（Manufacturers National）—这是亨利和埃兹尔出资300万美元设立的。
埃兹尔的大部分财产都丧失在这场危机中—总数高达1200万美元甚至更多。后来，据大家所知，亨利就这场危机对埃兹尔做出的评价是：“哼，儿子，他们可是把你送到清洗机里走了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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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与品位有关（3）
底特律和其他城市慢慢地从1933年的银行业危机中复苏，不过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宁肯把钱藏在罐子里，也不愿意再存入银行去冒险。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济似乎慢慢好转—主要归功于联邦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注入。其中约40亿美元投入了建筑业和城市街道、高速公路的修建中，公路的修建为更多、更大、更快、技术上更先进的高级汽车的出现拓展了很大的空间。然而，1938年，经济再次逆转，汽车工业产量和上一年相比跌落40％。罗斯福新政也许只能造就这样的结果，最终，一场世界大战把美国带出了经济萧条。
埃兹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工作着。1936年，福特公司在车型年的产量超过雪佛兰，但是，它的市场份额仍在汽车业三巨头中处于末位—通用汽车占有43％，克莱斯勒占有25％，而福特汽车只有22％。福特公司取得的成功应部分归功于埃兹尔的设计团队对一条废弃的轿车和敞篷车生产线进行的设计上的修改—与技术无关。到1938年，没有一辆福特汽车具有液压制动装置—福特嘲笑其为“瓶子里的空气”—或柱状变速杆。
但是，1939年，福特公司发布新车型—水星8号，这是一款中档车，外形十分独特，配备有更强大的V…8发动机，以及—最终还是出现了的液压制动装置。水星8号的标价是930美元，这个价位的竞争对手众多，如庞蒂克、哈德森、纳什、道奇、别克、迪索托和奥兹莫比尔等等。在福特公司内部，水星8号的定位居于高端（林肯汽车）和低端汽车之间。
水星8号的设计借鉴了福特公司发布于1936年的林肯Zephyr的风格。尽管自福特1922年买下公司后推出的第一个新林肯车型已经问世6年了，但是Zephyr仍被称为“美国最成功的流线型轿车”—1951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认为它的设计极具美学价值。博物馆认为Zephyr具有“无瑕的完美与优雅，注重装饰细节，如线形格栅以及船形车头。”
亨利对外观设计毫无兴趣，这是埃兹尔的幸运，毕竟这是他擅长的领域，也因此做出了成绩。尽管埃兹尔拥有良好的机械思维能力，然而，和摆弄机械零件相比，他一直更喜欢设计汽车。在他还是小男孩时，就有一本剪贴簿，上面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车型图片。17岁时，他就造出了自己的高速汽车—“鱼雷”—一种改良过的T型车，产量很少；后来他开上了一辆明黄色的斯图兹Bearcat，满街乱转。这些都是在埃兹尔一生中最早挤进他车库的外来车型。1939年，埃兹尔的车库中又多了一位新成员—一辆定制的“大陆号”林肯汽车—这是他和设计主管鲍伯·格里高利（Bob Gregorie）合作的
成果。
个子高高的格里高利十分傲慢，他是通用汽车的传奇人物哈里·厄尔（Harley Earl）的徒弟，于1931年进入福特汽车公司。4年后，设计部在废弃的福特机场航站楼成立，格里高利进入这个部门。这里是埃兹尔的舞台和庇护所，也是一批年轻设计师的避难港，他们在这里避开亨利手下那些传统的对黏土模型和汽车后桥设计毫无兴趣的车体工程师，如脾气暴躁的乔·葛兰布。“大陆号”纤细、圆滑、底盘很低，安装有V…12发动机，它是埃兹尔专用的“陆地快艇”。不过，埃兹尔那些富有的朋友很快说服他将此车型投入生产。弗兰克·劳埃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称“大陆号”是到那时为止最美的车型。
据格里高利回忆，他和其他设计师在埃兹尔的密切关注下设计出的简洁、干净、流畅的车身反映了埃兹尔尊贵而谦卑的个性。“他用自己的方式决定设计是否符合他的品味；他的品味相当保守。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不关心车型的标新立异，还是他只是不愿意触及那个领域。这是他的天性。我想他一定认为走中间路线才最安全。”
如果说一直以来亨利对埃兹尔独立管理公司缺乏信心，那么在1935年国会通过“财富税”法案后，埃兹尔的表现则让亨利对他刮目相看。法案规定，要对价值50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征收70％的税收，这意味着，无论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纳税人—亨利还是埃兹尔去世，福特一家必须卖掉公司股票，才支付得起数目巨大的遗产税。亨利一向讨厌会计师，他曾有一次把一层楼的会计师赶出公司，只因为他们坚持原则；他也厌恶律师，他认为律师都是“犹太人”，而不管他们的名字是欧布莱还是洛佩兹。然而，他最看不起的还是罗斯福，而且，他害怕公司的控制权会落入外人手中，因此，他同意了由埃兹尔和一些法律、财务专家提出的解决方案，准备对付华盛顿“敲诈富人”的这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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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与品位有关（4）
因此，福特基金会应运而生，这是一家慈善机构，它的存在将福特家的资产与公司资产区分开来。公司现有的股份（亨利55％、埃兹尔42％、克拉拉3％）被转为两部分。95％的股份变成弃权A股，而且它们未来的用途由基金会指定；而其余5％的股份则变成有投票权的B股，所有权仍归福特一家。亨利和埃兹尔都立下遗嘱，将所有A股捐赠给慈善基金，而B股则留给家人。1936年1月15日，福特基金会正式成立，其职责是“为科学研究、教育和慈善之目的，为了公众福利接受并管理基金”。如果亨利和埃兹尔去世，基金会的成立能为福特一家节省高达亿美元的税额。
在个人生活和事业发生巨变的时候，埃兹尔一如既往地从伊利诺和孩子们那里获得勇气和力量。高克尔角的住宅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了宽敞的玩耍空间。孩子们的祖父给他们制造了微型汽车，兴奋的小家伙们开车在经过精心修剪的树林和灌木丛中四处乱转。为了不让惟一的女儿约瑟芬感到被忽视，父母让阿尔伯特·卡恩修建了一所价值15 000美元的微型游戏室，里面的家具和壁炉都是等比例缩小的，和真正的游戏室一模一样，这是约瑟芬7岁的生日礼物。埃兹尔十分溺爱孩子们，下班回家后会和他们一起打棒球、踢足球或者带他们去球场或体育馆玩。他们常常有机会遇到像米奇·柯克蓝（Mickey Cochrane）、达奇·克拉克（Dutch Clark）、埃比·葛德费罗（Ebbie Goodfellow）这样的体育明星—正是他们使底特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获得“冠军之城”的称号。埃兹尔喜爱体育，他是使红翼曲棍球队落户底特律的组织者之一。他还曾经打算买下一支全国棒球联队，并使其落户底特律，却没能成功。1938年，亨利二世满21岁，为了庆祝孩子成年，埃兹尔拿出数千美元，请来汤米·道尔西（Tommy Dorsey）、踢踏舞者保罗·德莱普（Paul Draper）和一位新生代歌手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举办了一场豪华的生日晚会。
埃兹尔夫妇此时刚刚踏入不惑之年，他们仍然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常常去戏院看戏、参加慈善舞会、听音乐会。无论是出海、打网球、骑马或是听歌剧，他们总是精心装扮，穿着得体。这么多年来，埃兹尔一直是各种“最佳着装人士”名单的榜上常客，他的裁缝也为许多著名演员如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加里·库珀（Gary Cooper）缝制服饰。“福特公司的所有管理人员都穿着整洁，”1933年的《财富》杂志这样写道；“但是，如果你仔细留意，会发现埃兹尔是惟一一位服饰每天都有变化的人，他可能今天打着绿白相间的领结，而昨天的领结却是灰白色的。”许多年以后，埃兹尔·福特二世从杂志上一篇介绍其祖父母的文章中剪下一幅照片，把它放大并镶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埃兹尔·福特。”一天，他在自己的全球总部办公室里说起这幅照片，此时，他正微笑地注视着照片中正在曼哈顿街头闲逛的那对打扮入时的夫妻，那幅照片拍摄于1932年前后。“看看我的祖母，她多么时髦啊。他们的举止那么和谐，简直是天生一对。祖父的设计同他的人一样总是那么闪耀夺目，引人注意，代表着时尚与潮流。”
埃兹尔夫妇常常在家里举办晚会，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