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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兵役前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在我选择的领域服务。我志向远大，但在当时却并不清楚我想要从事的专业，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学习。
在当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新犹太人”，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一个合乎体统的以色列年轻人应当在田地里或者柑橘园抛洒汗水，辛勤劳作，而一个体面的城市小孩应该选择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富有成效的职业。
当父亲得知我优异的入学考试成绩结果时，他写信给以色列理工大学索要信息资料和入学申请表。在收到这些资料后，我们俩坐在阳台上，仔细阅读着招生专业目录。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坐着，心里思索和盘算着，但没有发现有什么对我有吸引力的专业。尽管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如何从这些专业目录中选择专业。在林荫大道另一边的阳台上，我们的邻居大诗人内森·奥特曼正坐着看报。也许我们应该咨询一下人家的意见，父亲低声说道。但父亲也只是想想，没敢打扰大诗人邻居，因此我们继续翻阅着专业目录，做不出任何决定。
海上开始起风了，这时奥特曼站起身，向我们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房间。天也慢慢黑了下来，我们想尽快阅读完整个目录。当弟弟阿姆农从青年运动中心回到家，妈妈叫我们进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终于翻阅到了最后的目录列表。
“电气工程和电子力学，”父亲虔诚地读了出来，听上去还不错，“选这个，罗尼，选这个，电气是未来的方向。”他可能听到过阿泰克的预言，阿泰克是父亲的姐夫，是一家以色列电气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父亲一直很崇拜他。
当查看了该专业的入学条件，我反驳道：“这是最难被录取的专业，录取比例只有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我知道，这样的挑战只会让父亲更加的兴奋。
“好的，爸爸，”我说道，“就在申请表上填上电气工程吧。”
父亲非常满意，用他细腻的笔迹在表格里填上了我们的选择。“希
夫娜！”他大声喊正从厨房端着一碗沙拉出来的母亲，“罗尼将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
这就是我最终选择申请电气工程专业的全部过程。对于即将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学习生活，我一无所知，不过想到要离开家独自去生活，还是相当令我激动的。很快我将开始我的成年独立生活，从而摆脱父母的严密监督。
睡觉前，在我们的房间里，我看到阿姆农已经帮我整理好了床铺。我知道他很沮丧，就像我当年看到乌里将参军的时候一样，这是离别时表现出的爱的姿态。作为哥哥，我打心底里的确想对他说些什么，可我们在家里一般都不谈论感情，取而代之的是，我跟他开起关于妈妈煎得有些糊的蛋卷的玩笑。接着我们下了盘国际象棋，他战胜了我。作为奖励，我给了他一把精致的随身小折刀，我知道这是他垂涎了许久的东西。之后，我们都睡下了，他充满哀伤，而我则非常地兴奋。
3
1968的6月，正好是“六日战争”整整一年后，那时我在军队里，几乎每天都回家。我当时正在准备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校区的面试，我想攻读那里的硕士学位课程。但是，不再是电气工程专业了，因为电气工程专业已经变得不适合我了。为了不再继续无聊的另一个三年，我决定换个专业，转到工业工
程与管理方向。虽然，我对这个科学的了解比起我一年前对电的了解多不了多少，但这个领域听起来更广泛、更多样化。我想我做出第二次选择时了解的情况也就比第一次选择时多那么一点点，尽管我也是瞎蒙，但是我会命中目标的。
在我面试的那天，我妈妈生病了。在我离开家前，我给她沏了杯茶并陪她坐了一会。她已经不舒服很长一段时间了。坐在床上，她几乎不能喝东西了，但是为了让我高兴，她还是喝了一点点我给她沏的茶。她没有胃口，连她的妹妹——西玛阿姨，阿泰克的妻子，带来的热鸡汤她都没有尝一下。她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给乌里写了一封信。妈妈设法把信放进了信封，但是都没能把它封好，并交代我：“罗尼，修正里边的错字，把它寄出去。”我点了点头，把信封放在我的衬衫口袋里。当时我赶时间，怕面试迟到。对于她信中的错字，我想最好还是保持原样。这些东西肯定会让乌里微笑的。尽管父亲和母亲都一样出生在波兰，但父亲的希伯来语还是不错的，而母亲却从来没有完全掌握希伯来语。
我走进厨房，为自己泡了杯咖啡，一饮而尽后回到我母亲的床边，帮她拿走了茶杯，并和她道别：“妈妈，我要走了。”妈妈说：“去吧，罗尼，祝你成功！谢谢你为我沏的茶。
告诉爸爸，他不用早点回家，我很好。别忘了你口袋里的信哦。”我走到门口打开门，一阵清新的微风迎面飘过。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停下来，我回到了父母的房间，叫了一声：“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碰了碰她，她也没有反应。她闭着眼睛，我又试着叫了声：“妈妈！希夫娜！”仍然是一片沉默。我清楚地记得她穿的是什么衣服，她是什么表情，笔从她张开的手中滑到了地上。我发现她已经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了。我不记得当时我是什么感觉，我也不想记得。我不认为在这一刻之前我们还交谈过。即使是现在，谈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那时我才24岁。
当时我第一个想到是弟弟阿姆农，他最依恋母亲了。当时他是苏伊士运河区一个装甲旅的信号员，我该怎么告诉他呢？
我第二个想到的是，很遗憾在母亲去世前马蒂亚和我还没有结婚。我知道母亲一直在悄悄地、耐心地等待和期盼着我们结婚，甚至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催促的话。我和马蒂亚是在两个年前相识的——1966年6月6日，一个月前我正好学完了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学位，并开始我的军队服役生活，那天又恰好比“六日战争”几乎早了一年。从那时起，她的父母对我的父母变得非常地友好，而且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一起去看戏了。马蒂亚和我已经生活在一起，而且双方父母都不理解我们在等待什么，怎么还不结婚。
我第三个想到的是我应当哭出来，打电话寻求帮助，至少做点事情，虽然没什么可以做的。我不需要医生来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叫了救护车并告诉了他们地址。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我的父亲，并让他立即去艾希洛夫医院。乌里在基布兹，我也需要通知他，但是我必须先告诉阿姆农。民用电话是不可
能打通军人的军用电话的，所以要想和我弟弟通电话，我必须去我的军队办公室。而且我还不能直接拨通阿姆农单位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要经过一个军事交换机。
救护车来了，带着母亲和我去了医院。当我们到达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那等着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刚从学校毕业的医生宣布母亲到达医院时已经死亡。他轻轻地蒙上了母亲的脸，又劝我父亲回家。父亲悲伤地点头，我尽快出发去我位于以色列国防军总部附近的办公室通知阿姆农。
我坐在电话旁拨通了军事电话接线员的电话：“请帮我接210单位。这里有非常紧急的家事。”从我说话的语气里，接线员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不是在跟她开玩笑。她竭尽所能地帮我接通运河区阿姆农单位的电话。最后，她接通了电话并找到了我的弟弟。等待时，她一直面对着闪烁的总机，我死死地盯着空白的墙面。
“他来了！”突然她说，一边说，一边叫喊着。“他在这里。请说话。”
“阿姆农！”没有应答。我所感受到的就只有安静和电话铃声。“他没有听见你说话，”操作员解释着。“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能听见你说话吗？”我焦急地问。“是的，他能听见我说话。你想要我帮你传话吗？”听得出来，她很渴望帮助我。
“是的，我需要你帮我捎句话。我知道这很难，但还是要请你和他说，‘罗尼说母亲去世了，赶紧回家吧。’”
“我来告诉他！”一道重重的沉默被打碎了。“那你们俩人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弟弟。”“罗尼，你在线等待一下。”一阵安静过后，我听见了她的声音。这似乎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像一个特别糟糕的录音在回荡。“阿……姆……农，你的母……母亲……去世……去世了。罗尼让你回家……家。”
葬礼结束后，我把妈妈写给乌里的信给他了。哥哥靠在尘土飞扬的柏树上飞快地读着信。母亲信中的错字在这次没有使他微笑，相反，他的下嘴唇颤抖了一下，随后他把信递给了他的妻子柏卢丽雅，柏卢丽雅读后哭了。最后她把信交给了我，我把它放在了我的口袋里。
阿姆农从运河直接去了葬礼现场，他建议我们和父亲一起睡在家里，不能让父亲在作为一个鳏夫的第一个晚上独自在家。吃晚餐成了一件很忧伤的事情。当晚餐结束的时候，父亲去了他的卧室，我们兄弟去了自己的老房子里。在那我们再次阅读了母亲最后的信。信中她还提到了乌里克和柏卢丽克──她最最亲爱的孙子。她还写到了马蒂亚的父亲，他从国外旅行回来时还给大家带回了礼物，她非常高兴，她和父亲还计划要和马蒂亚的父母一起去看戏。星期六她独自一人在家，以她独特的
风格写道：“罗尼整天和马蒂亚待在一起，爸爸却一直在工作，总是在外面忙着……”最后她以对在基布兹生活的孙子的嘱托作为信的结尾。“谁知道如何写，请写……我有很多时间去阅读。谁知道怎么画，请画……只为等待非常、非常长的信。”她没有提及正在吞噬她生命的疾病或者因为她最小的儿子被应征入伍而感到的孤独。多年以后，当我的小儿子去参军，房子里空空如也时，我才意识到那封信里所描述的孤独感。
毫无疑问，我没能去参加希伯来大学的面试。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发去致歉信。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犹豫不决我究竟该学什么专业，但最后我决定去攻读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运筹学硕士学位。这需要我每周有一个白天要在海法（以色列地名），有一个晚上在特拉维夫。我还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博士论文的建议，但是途中我改变了研究方向。马蒂亚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让她作为一个建筑师养活一个家庭是很困难的。于是她决定将她的学业方向改为交通工程。
在1969年，母亲去世一年后，马蒂亚和我举行了一场朴素的婚礼。时间又过了一年，怀孕的马蒂亚开始在运输工程领域工作。不知不觉，我们陷入了成家生小孩和谋求职业发展的困扰中。她的道路是明确的，而我的道路却还是未知数。虽然我拥有大学学历并在以色列国防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也很清楚我的强项在哪，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该走哪条路。
第4章 童年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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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幕的掩护下，海盗船通过亚尔孔河河口神不知鬼不觉直接进入沉睡中的城市。戴着顶羽毛帽，我的剑已经拔出，守在一片高高的芦苇地里，我勇敢的足球剑客乐队就在身后。当船到达特拉维夫工人体育馆时，我命令道：“跟着我！向船开炮了！”然后，勇敢的指挥官——我，带头攻击。我忠实的朋友们，就像忠诚的泰山＇泰山，Tarzan，美国影片《人猿泰山》的主人公。＇一样，他们攀爬上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桉树上的绳索，像身手敏捷的猴子一样，我们快速地降落在甲板上。当我刚刚从降落的颠簸中回过神时，我听到一个威胁的声音：“起床，罗尼！起床，穿好衣服！”这时我惊醒了，并穿好衣服。在激烈的战斗中，我的眼睛试图寻找隐藏在成堆的绳索和帆丘下的海盗。
“起床，罗尼！起床！”这是父亲在打电话吗？“火车可不等我们了！”火车？等等，我在船上。嘿，我在船上发生了什么？慢慢地，船在我的脚下溜走了，很快，我将会被淹没。
“把衣服穿上！”此时我睁开眼睛，但除了漆黑的夜色，这里什么也没有。“爸爸抓紧，不然你会被淹死的。”突然走廊上的一个小灯亮了，我看见父亲已经穿着好了，还拿着我的外套，准备外出。我们在家里？这里没有船？现在是午夜时分！？一定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不然父亲为什么这个时候叫醒我。此时我不敢去问发生了什么，我迅速穿好衣服，悄悄地没有叫醒我的弟弟。海盗船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显然刚才那些只是一个梦。
父亲和我悄悄地离开了家，阿姆农和母亲还在睡梦中，哥哥乌里的床是空着的，他已在去往学校的路上了。这是寒冷的十一月的一天。我们匆匆忙忙去了公共汽车站，那里已经有了许多安静等待的乘客。我认识其中的一两个，其中一个是来自团结出版社的爸爸的合作伙伴亚泽克（排版人员），他递给我一个橘子。“谢谢！”我低声说，他亲切地朝我微笑。我们出发后不久就到了火车站。一个特别的火车正等着，大部分的车厢都已经满了。我们的巴士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耽误了开车时间。随后我们也登上了火车。
接着父亲向我解释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将去问魏茨曼致敬。”现在，我还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电台里已经宣布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博士逝世了。每一个以色列的孩子都知道，魏茨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值得我们效仿的楷模。我曾经跟父亲在市里的比亚利克大街上听过这位伟人的演讲。与特拉维夫泥泞的街道、荒凉的景色截然相反的是，魏茨曼修剪得整齐的胡子、头上黑色的帽子以及优雅的手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将去对我们总统阁下致敬。
在火车上，我试着去回忆海盗船的梦境，但它们就像薄雾一样蒸发了似的。我剥皮并吃了亚泽克给我的那个橘子，因为实在是太困了以至于没有去找垃圾桶，就把橘子皮放进了口袋里。当火车减慢速度快要停下来时，我醒了。“我们到了。”父亲说。火车继续行驶了几米后到站了，它停了下来，车轮喷出的火花在夜色中闪闪发亮。“我们要在一小时后回来。”一个人大声说着。所有的乘客都站了起来，踏上了离站台几米远的碎石路，并默默地向魏茨曼研究所走去。我的老师瑞奇告诉我们，魏茨曼总统和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过，总统住宅区被美丽的花园环绕着。
“为什么路是圆形的呢？”我轻声地问道。因为我感觉我们似乎是在绕圈子，哪儿也没有去。“这里所有的路都是圆形的，”父亲解释道，“因此，游客会被这美丽的地方所陶醉。”
我们沿着圆形的路走了一段后，父亲说：“我们要在这里右转。这是通往房子的道路。”我们发现自己在一条直路的起始端，而这条直路的尽头是在一个亮点处，那个亮点是漆黑花园里唯一的亮光，让我们觉得它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向它走去。在我们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开始沿着直路前行，一直到总统家的前院。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我的父亲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紧张感，拉着我的手。当我们走近时，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的眼睛都被照射到地面的四轴光惊呆了，顶篷上方挂着蓝色和黑色缎带。顶篷是通过金属链条连接到高杆上悬挂的，就像我梦中的海盗船的桅杆，只是每一个杆上的图案不再是骷髅，而是金色的大卫之星。
灵柩就放在顶篷下，旁边站着的是肃穆的武警仪仗队。当我们来自特拉维夫的小分队走过灵柩时，父亲让我走在他前面。我停顿了一下，尽管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仅仅是在效仿大人。我内心有些害怕，与其说是因为这宏大的场面，不如说是因为与死亡是如此的接近。
在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魏茨曼生前使用过的大礼帽、手杖和鳄鱼皮包。父亲告诉我：“现在他走了，这些将成为国家的象征。”随后，父亲帮我扣上了外套上面的纽扣，说了些似乎与总统死亡没有关系的话。“罗尼，你应该知道，人们（也包括孩子们）不仅对他们的家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对自己的国家也是一样。”我当时太年轻，没法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然而却能将它们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我对自己的国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掩饰着自己内心的骄傲暗自思量着。这正是我父亲所说过的。
总统的葬礼只有非常重要的人才能参加，如：劳工总会（工会）代表、高级公务员、外国外交官等。夜间参观、专列、致以最后的敬意的机会——这些小的表示，是赋予给像我父亲这样地位的男人们的。他们同统治精英们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他们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被挑选出来参加这些仪式，但他们并不是重要到能够参加葬礼本身。通过这件事我了解到，虽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会享有特权。
第5章 不当雇工
“我永远都不要当雇工！”这是父亲对于母亲要求他寻找第二份工作的一贯回答。母亲不断抱怨着我们越来越困难的处境，这让父亲心绪不宁，但他拒绝妥协。父亲很自豪能成为城市工人阶层的一员，并且坚决反对降低身份去为一个老板打工，“不当雇工”是他的战斗宣言。
父亲非常反感资本主义，因为它将人们划分为资本家和工资奴隶；同时他也憎恶极权共产主义，因为它颠覆了平等的理想。一番寻觅之后，他选择了合作社运动，最后他在一个印刷合作社也就是团结出版社上班了。这是1910年由戴维·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伊扎克·本·兹维（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以及他的妻子瑞秋·亚奈特创立的第二个合作社。团结出版社完全由其工人运作，并代表工人自身的利益，没有一个领薪职员属于外部人士。合作社的使命是印刷出版一份报纸——《团结》，同时出版犹太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