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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反而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在中国对乌干达援助机构担任翻译的成都男生张昊已被单位派到乌干达近两年，现在供职于一支体育场馆项目援建工程队。他对我们说，在非洲近两年的生活几乎使他的价值观发生彻底改变。来非洲之前，他从各个渠道获得的信息都相当令人愉悦：由于中国多年来大力援助非洲兄弟，所以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非洲民风淳朴，如世外桃源；非洲兄弟各个善良，乐于助人……但在乌干达生活过一段时间并利用闲暇时间游历了东非不少国家之后，张昊说：“我快要变成种族主义者了。”
张昊还对我们讲了一场中东非足球邀请赛的故事。“半决赛是乌干达主场对坦桑尼亚，七十多分钟时，泛光灯（注：体育场最顶上两排体育比赛专用照明灯）突然灭掉一半，我们赶到时竟然发现配电房没人值守，电路一切正常。后来据说是有个观众把灯关了一半，而值班的黑人电工跑到楼上看球去了。”
中国援乌医疗队的朱医生表示，他本来怀着对友好国家的满腔热情赴乌开展工作传授医术，却并未得到想象中的尊重，工作缺乏成就感，“很多时候，当地同行只把我们当作劳动力，因为我们的辛勤劳动减轻了他们的工作负担”。这令中国医生“很受伤”。
非洲人的“懒”，或许有很多原因，如地理因素、自然条件、文化宗教影响等，甚至有人说非洲人本身就比较懒。若上述种种皆为事实，则难免令人疑惑：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其他的事实和原因是什么？
第三章 非洲印象（3）
曾在乌干达国家体育场工作的张昊对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现象：因体育场工资不高，且经常拖欠，很多工作人员都会出去揽私活，只有出事他们才来；中国技术组通常是讲具体问题，教他们排除具体故障。尽管设备更新后的确不容易理解和操作，但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心就不在（体育场）这里。他们学不学这些技术并无任何约束和要求，学不会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难道体育场员工的能力和态度好坏在他们晋升和工资上没有任何体现？”我们问。
“据我所知，体育场员工其实大部分是通过关系进来的，有两个更是乌干达教体部直接打招呼送来说要重点培养的。其中一个还好，做人力资源；另一个管电，偏偏她对电不太懂，工作起来非常困难。尽管员工职务有晋升，但据说工资没有变化，而且当了领导手底下也没人，虽然叫经理啥的，干的还是普通工人的活。”
乌干达的医生其实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这般懒散不干活的。不少中国医生对我们说，由于乌干达实施公费医疗体制，“公立医院，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少医生经常在外面接私活，‘勤快’到根本不来上班。缺少人手时，只能拉护士过来一起给病人看病。”生存乃人之为人的最低要求，谋生面前，无人敢懈怠。组织管理和利益分配制度是人做出社会反应行为的重要依据，它能养懒人，亦是鞭策人勤勉的最佳催化剂。在谈到非洲人的懒散时，一位长者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非洲的今天作对比：“那个时候，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东西，都是看营业员的脸色，好像是求着他卖一样，营业员还经常回你一个白眼，并偶尔冲你大吼两声：‘急什么急！’”
张昊在邮件中，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和同事驾车去坦桑尼亚旅行的一段经历：
刚进入坦桑尼亚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老游的陆地巡洋舰因为是消防车改装的，一直都挂着警灯。这在我们前三天的行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时警察也不阻拦我们，一路上遇到的警察都热情地给我们指路。加上使馆的办证大厅还挂了梁光烈出访坦桑尼亚时的照片，路上又知道了坦桑尼亚的公路、铁路基本上都是中国给修的，让我产生了坦桑尼亚人民友好的错觉。
没过多久，情况就变了。由于路上的颠簸和警灯的沉重，警灯与车顶的四处螺栓连接处在第三天出现了两条裂缝，于是我们在塞伦盖蒂把警灯拆了下来，当时没想到后来会遇到那么多麻烦。最令我们受不了的是警察态度的突然转变，或者说遇到了完全另一种风格的警察。穿过恩格罗格罗（Ngorongoro）火山公园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出来后奔阿鲁沙（Arusha，坦桑尼亚北部行政区，临近肯尼亚）的时候，就被一个女警察拦下，说我们开着氙气灯，容易造成事故，要罚钱。这简直是奇谈，一路上不知多少车开了氙气灯，她不查，我们开就查。查的结果是罚款3万坦先令。她还给了我们两个选择：如果不想开罚单，就给她个人2万；如果开了罚单，要把车扣下，去市里交了钱再领回驾照。大晚上的，虽然我们很愤怒，但也拿她没办法，只能塞给她2万走人。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从阿鲁沙到达累斯萨勒姆的往返1200多公里路程上，我们被警察拦下来十多次，要么说超速，要么说违规超车，要么说违规逆行。我们一直跟着别的车，别的车警察就不管，一见我们的车就拦。最可恶的是，所有的警察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都会说一句话：“坦桑尼亚和中国是好朋友。”这就是对待好朋友之道吗？！在坦桑尼亚被警察敲诈共10万坦先令，合400多人民币，钱不算多，但性质很恶劣！
张昊的遭遇绝不是特例，几乎每个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都曾有过被警察勒索的经历。相比被打劫，这样的经历更令人气愤。不过，也有不少受访者坦言，中国人息事宁人、怕麻烦的典型性格特征，也许是导致自己与非洲人打交道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毕竟，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比中国差，警察“勒索”去的虽然在当地人看来数额甚巨，但对中国人来说只能算是“小钱”。如张昊讲述的那样，一路上被警察勒索十余次，罚金不过才折合人民币400余元。这些经历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心理上的屈辱感。怕麻烦，尤其是怕与“公家”打交道的麻烦，使中国人成为最“肥美”的受害者。这样的集体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少旅非中国人的弱势状况。一位在非洲靠开发廊谋生的中国理发师安桥曾将经济最发达的南非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但在该国短短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留下了一生的梦魇——那段时间他被当地人多次抢劫，其中还有一次是入室抢劫：安桥收工后回到位于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家，却发现家里进来了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男人，他们见主人归来不但没跑，还嘻嘻哈哈地打趣他，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用手枪抵着他的额头，把家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洗劫一空之后扬长而去。安桥几乎吓得尿裤子。强盗们走后，他坐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强忍胸中怒火足足发了一小时呆，却最终选择不报警。
“大多数中国人遇上这种情况都会忍气吞声，”安桥说，“原因很复杂，也很现实。”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人普遍“怕麻烦”的心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少来非洲淘金的中国人都不具备合法居留的身份，他们持短期旅游签证来非洲，签证到期后就成了“黑户”。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无法在银行开户，赚了钱就通过黑市的地下钱庄汇回国内。但这也决定了这些中国人的安全和权益无法得到任何保障，报警未必能挽回损失，却一定会暴露身份，被遣返回国。强盗与歹徒就是认准了这一点，才专门去抢中国人，而且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有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留下一些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让失业的年轻人抢一抢，算是发失业救助金了。”安桥说。一年后，他离开了南非，来到了经济贫困、安全形势却更好的乌干达。虽然依旧要面对官员和警察的零星敲诈，但比起动辄被人用枪指着额头，终究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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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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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非国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接壤的广袤地区，生活着著名的马赛人（Maasai）。马赛人是半游牧民族，并因其独特的传统、服饰和生活方式而为非洲大陆之外的世界熟知。他们原本生活在图尔卡纳湖（LakeTurkana）北岸的尼罗河谷地，从15世纪开始陆续南迁至东非大裂谷。由于马赛人骁勇善战，因此所到之处原有的土著居民往往为其强行驱逐。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接壤处的广袤草原，在肯尼亚一侧被称为“马赛马拉”（MaasaiMara），在坦桑尼亚一侧则被称为“塞伦盖蒂”（Serengeti）。这一区域，如今是全球最为著名的野生动物栖居地，约有70余种大型哺乳动物和500余种独特的鸟类。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导演、动物摄影师和游客都会聚集于此，观赏极为壮观的动物大迁徙——约有75万匹斑马和120万匹角马从塞伦盖蒂奔跑至水草更为丰美的马赛马拉。
如其他或自愿或被迫从传统跨入现代的游牧民族一样，不少马赛人脱离了传统的部族生活，加入了收入更为丰厚的旅游业。对他们来说，这个过程既愉悦，又多少有些无奈。
我们于2012年8月初赴马赛马拉拍摄动物大迁徙，聘请了一位自称安东尼（Anthony）的马赛人向导。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本名。“说了你们也记不住。”他淡淡地说。安东尼生于马赛马拉，按照民族传统成长，并未接受过肯尼亚现代教育系统的哺育。可如今，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及不太熟练的法语、德语，甚至几句中文。大约十年前，刚刚度过成人礼的他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名叫莫妮卡？布朗（MonikaBraun）的中年女人。如不少厌倦欧洲都会生活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她爱上了马赛马拉，决定在这里开一家专为旅游者提供膳宿的旅馆，而安东尼最终成了她的合作者。他们的旅馆开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最中央的区域，除莫妮卡之外，雇员全为马赛人。
除了儿时依传统刺留的巨大耳洞外，我们已经很难从安东尼身上看到马赛人的痕迹。带我们外出追逐动物的时候，他会穿上马赛人独具特色的猩红色披肩（马赛人称其为shúkà），但下身通常是肥大的沙滩短裤和时髦的凉拖。多配偶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以及割礼等诸多为现代文明所批判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在绝大多数马赛人部落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安东尼对我们说，“整个过程不用任何麻药，非常痛，但接受割礼的男孩必须始终保持沉默，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会被认为缺乏男性气概而令部落蒙羞。”而割礼完成后，男孩往往要静养3—4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因伤口感染而丧命。
“这些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传统习俗，不会对你构成困扰吗？”我们问长期旅居于此的德国女士莫妮卡？布朗。她的回答耐人寻味：“30年前我是个嬉皮士，在大街上游行、抗议、绝食，反对苏联，反对美国，反对一切让我看不顺眼的东西。但是，来到马赛马拉，了解了马赛人的文化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这个人其实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任何人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她指了指旅馆门外无垠的金色草原，反问我们：“在上帝创造的这样伟大的地方，难道你还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怨气吗？”
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2）
莫妮卡的话让我们陷入了沉思，也开始不断对自身的“非洲经历”展开反省：我们以传媒学者和新闻记者的身份，试图忠实地记录下中国与非洲在文化交流中的遭遇和误解，但自始至终，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如莫妮卡这般的心平气和？受访非洲人的迟到和爽约，听同胞们倾诉非洲遭遇时的“同仇敌忾”的快感，包括与马赛人打交道时不可避免地带着探险家的猎奇心态……与我们的采访过程如影随形。巴别塔并不存在于任何客观、透明的空间，而存在于每一个试图了解非洲却又不愿放下种种刻板成见的“闯入者”的心里。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集中走访了非洲国家政府、大型驻非中资机构、援建工程队、旅非华人华侨，以及非洲本地和出于种种原因来到非洲工作的学者和记者同行。和我们一样，当中国和非洲这两大古老的文明刚刚开始接触时，他们都对未来满怀着憧憬。一个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东方大国，一个是拥有无穷可能性的富饶大陆，中国和非洲的拥抱似乎给我们提供了阐释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然而，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洗，无论中国人还是非洲人均无可奈何地发现，紧密的经济纽带和牢固的政治关联并未带来文化上的亲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道难以填补的裂痕。仿佛官方越亲密，人民反而越疏远。△米△花△书△库△ ；__
生于乌干达、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主播凯瑟琳？毕亚茹昂加（CatherineByaruhanga）给出了她的答案：“中国与非洲国家打交道，花了很多钱，修建公路、医院和运动场，但普通的非洲人并不在意这些东西是谁修的。他们只在乎一件事：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就喜欢谁。”比起广泛渗透至东非各国日常消费领域的印度人和曾与非洲有过密切历史关联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是纯粹官方的、高高在上的，甚至是会带来威胁的。对此，供职于乌干达广播公司（UBC）的记者伊曼纽尔？穆泰兹布瓦（EmmanuelMutaizibwa）一语中的：“要建立人民对人民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CCTV在非洲的确有影响力，但只有政府高官爱看，老百姓是看不懂的。”
中国援建项目遍布非洲大陆，但很少有普通非洲百姓知道这些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是中国人修的。乌干达的国家体育场被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戏称为“乌干达鸟巢”。体育场位于首都坎帕拉的一座小山丘上，由中国援建，至今仍有一支中国工程队驻扎于此，负责场馆的技术维护。然而，这座体育场却被命名为曼德拉体育场。场馆内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带有“中国援助”字样的标识。只在场外一处偏远的角落里，立着一块方碑——那是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四位中国工人的名字，他们在建设这座体育场时因工程意外而身亡。墓碑隐没在半人高的荒草丛中，几乎难以被注意到。我们随机采访的绝大多数乌干达本地人，对于体育场是由中国援建这件事，并不知情。
在某些地方，情况或许更糟糕。由于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差异，中国企业主尤其是矿产业主与本地雇员之间经常就薪资、休假等问题发生冲突，甚至爆发过规模不小的正面冲突，引发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我们即将结束调研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当地一位记者朋友还对我们说，美国一位著名的导演正计划来乌干达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企业主如何苛待非洲本地雇员”的纪录片。
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3）
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这一点，许多局外人都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交流的成功与否，更多取决于交流者的姿态。将中国与非洲人民之间的文化误解归咎于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非洲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包容性，非洲人纵使有难以改变的行为方式，在观念上也相当有亲和力。他们既不像西方人那样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上“顽固不化”，也不似东方人大多心存强烈的乡土意识。如马赛人这般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原本便是四海为家的，他们大多可以坦然面对并尝试理解外来者带来的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这或许源于现代非洲国家的所谓民族主义更多是西方列强殖民带来的伪概念（对此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总之民族主义并未成为非洲人拥抱外部世界的障碍。在我们组织的小型研讨会上，供职于世界知名媒体的非洲记者相当坦率地讨论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是我们在西方与中国的任何研讨会上都无法听到的。比如，来自路透社的摄影记者爱德华？艾奇瓦卢（EdwardEchwalu）与他的同事贾斯汀？德雷拉奇（JustinDralaze）就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前者坚持认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独裁者也是可以接受的”。﹏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中国和非洲官方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民间的文化交流几乎为零，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我们在非洲游历期间，遇见了不少西方国家的民间文化交流团体，如澳大利亚一个非政府组织长期支持乌干达国内的孤儿院建设，并不定期派遣人员来乌做志愿者，这些人在普通非洲民众心中建立了活生生的“西方形象”。相比之下，在国内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却往往陷入经费匮乏的境地。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University）教授穆林杜瓦？茹汤加（MurindwaRutanga）就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不少，但真的愿意到非洲来的并不多。”笔者对他说：“并不是他们不想来，而是没有机构资助他们来。我顶多算是一个非洲观察者，而非研究者。”
当我对不少非洲本土“精英”提出交流障碍的问题，以及非洲人的种种令中国人难以适应的行为方式时，他们则反问我：“既然是你们自己要来赚钱，为何反而要我们改变？”这个问题让我们哑口无言。“非洲人不是傻子，”罗纳德？赛坎迪对我们说，“有索取就要有妥协，这里已经不是任外国人予取予求的地方了。中国人必须学会与非洲人打交道，如果中国人想在这里长久地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