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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出生于地主家庭，有教养，见得多。从小的时候，她就跟我说破烂屋子出相公，新屋虽大肚里空，不要看小自己，以后要成为一个做大事的人。所以我从小，无论是受人欺负，还是被人看不起，我心里都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不是有钱就很伟大，不要看人小，我有长大的那一天。”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因为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能够做到不自卑，并且我能够以一种大度的心态去面对世界。
我母亲曾经跟我说：“好子不用多，好像月亮照大河。”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功，成为“好子”，那么就会有很大影响，一个地区、家族、民族都会很荣耀，就像“月亮照大河”，很光亮。
我的母亲在宝安，她病了30年，风湿关节炎，我对母亲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因为母亲是我永远尊重永远爱戴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再辛苦再艰难，我都会坚持去看她。很多人都被我对母亲的感情所感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母亲对我生命的意义。
我的母亲10年前躺在床上，眼看没得救了，我找所有在深圳的报纸上刊登“风湿关节炎”的广告，后来看到一则广告，当时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人一定能救我母亲。可是，我按广告上的地址去找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听人说他去了安徽，安徽那么大，我派了几个人去找他，找了十几天，终于把他找到了，他用一种古代的拔血治疗的方法，把母亲治好了。当时，如果不是我下这么大的决心，到那么远的地方，在希望很渺茫的情况下去找那个医生，我的母亲恐怕10年前就不在人世了。她在50岁的时候，关节炎就很严重了，整天痛，痛得抬不起头弯不下腰，就这样挺过了30年。
有的时候想到母亲生下我们六兄妹，把我们抚养成人，而且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
我深深地理解到没有父亲的煎熬，以及人们对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鄙视。天地之间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已经扎根在我的心里了，但是我没有仇恨。这是因为我的母亲用她宽大的胸怀给了我爱，她让我去看未来，不要拘泥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因为现实的痛苦终会过去的，而将来是属于有志向的人的。
所以，在那种艰苦的岁月中，我体会到只有自己的母亲才能保护自己，没有母亲对我的爱，我就不会慢慢成长起来。她让我懂得一个人永远要以一颗大度的心去面对世界，要以德抱怨，要成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重视别人的感受，尊重别人，爱护别人。永远要做一个谦虚的人，不要骄傲；永远要做好事要问心无愧，而不要做坏事。对处于苦难的人要同情，不要落井下石，要宽厚，要有一颗助人的心。□
杨卓舒：我的高贵情感源于苦难的…
我有很多毛病，但所有我的朋友亲人都知道我是善良的，我的情感是高贵的，这是我的终生财富。我的高贵情感来源于我多灾多难的童年生活。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被双双打成右派，我因此被看成“黑五类”，我是看着自己的父母被批斗长大的，所以说我饱受权力的凌辱。好在我的父母是那种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能看到希望的人，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文化教育和理想教育，这保证了我能够不间断地接受教育，并继承了知识分子家庭特有的高贵情感。
我的苦难的过去曾经使我心中充满仇恨，但是我后来意识到，人的一生，只有靠“爱”去支撑，必须去爱别人，必须去付出，必须有理想，否则只能更加痛苦。
我从小饱受歧视，文化大革命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各个方面都处于极端压抑和困苦的状态。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自己几乎完全处于逃学状态，因为饥寒，所以很小就得随大人一起劳动。
但与别人家的穷孩子不同，我的父亲有很多旧书，这使我很早就读到了很多书。虽然那个时候家里很穷，但经常有父亲的朋友到家里来讲《岳飞传》、讲《三侠五义》等，这些故事培养了我的英雄情结。
小学的五、六年级是我这一生最值得回忆的阶段。我父亲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他是地主家的孩子，大学毕业，人非常聪明，这个有知识的人对我的父母说：“孩子都这么大了，别总是逃学、旷课了，还是回学校吧。”我到学校以后，老师给我封了一个“劳动委员”，接着又当上了“学习委员”，年幼的我找到了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这种感觉至今不能忘怀。我想只有一个受过穷受过屈辱的人才能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感恩”的感觉，在我的情感世界中，我一直认为人要学会感恩，感激生活中所有好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家庭遭到了巨大的冲击，我只好放弃学业，出去当苦力，当时，我刚刚15岁，身体瘦弱，为了能让招工的人把我领走，母亲把家里除了棉衣以外的所有秋衣都裹在了我的身上，这样让别人看起来觉得我的身材魁梧一些。第一次当苦力，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几百人的大通铺，晚上蚊子一咬咬一夜，吃的是高粱米。那种生活真的是一言难尽。正是经历了那样的艰难，所以我知道人应该善良，有一颗善良的心是多么重要。直到现在，每到天寒了，我都要动员自己的员工捐一些鞋帽给那些挨冻的人们，以便度过冬天。
现在回忆起来，少年时的磨难让我意识到理想主义的可贵。什么是理想主义呢？我认为“理想主义就是在什么都不缺少的情况下想到天下所缺，在太平时代想到危机，在美满的生活中发现丑恶，在废墟中看到希望，在一无所有时看到未来的辉煌”。
实际上，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够从那么艰苦的底层生活中走到今天，是因为有高贵的情感和理想主义一直引导着我的生活。“我们卑微，但我们景仰崇高；我们渺小，但我们敬慕英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确实真切地感受过，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中，如果没有理想主义，我无法想象我会怎样。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贫穷首先是精神贫穷造成的，很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财富，这是舍本逐末，财富来源于高贵的情感。
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第一条要做到的是品格好。要善良，正直，有责任心，悲天悯人，终生不变的是高贵情感。真正高贵的是什么？当你面对死亡，两个人在一起必须死一个时，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把活的希望让给对方，又不求任何报答，良心告诉你必须选择死，有这种情感就是高贵，如果没有这种情感，有多少钱也称不上是高贵。有钱不等于下贱，做高官绝对不等于高贵。
在中国，有钱下贱的人也很多，做高官卑下的也大有人在，很穷困的人照样可以很高贵，这不是以自己的情感来决定的，而是由你给予别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来决定。
至今想起来，童年里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和母亲饥寒交迫的时候，别人曾给过我一盘肉。当时我们在一个小饭铺里，一个小伙子要了一盘肉，我母亲担心我馋就拼命用身子挡住那盘肉，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去看。那个小伙子二话没说，就把那盘肉给了我。他和我素昧平生，茫茫人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在河北，很多人都知道我捐了不少钱，扶助了不少失学的孩子。这些年，大概捐了近6000万元，前不久，我还给河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基金捐赠了50万元。
其实，我认为一个人活着必须要有激情，做事业，追求理想，无怨无悔地付出，都是因为心中燃烧着激情，激情就是热爱。现在回过头去想，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成功？为什么能够在成功以后还能继续努力？就是因为激情，因为热爱。我觉得曾经艰难的岁月，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一种高贵的情感，这种情感使我一直能够很投入地去做事做人，永不知疲倦。□
曹德旺：我最讨厌中国人跟洋人唯…
我认为做人第一就是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家里，为人子要尽人子之责，为人夫必须尽人夫之责，为人父要尽人父之责；在社会上，要尽公民之责，要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这样你才会成功。
我们福耀公司经常要跟国外的公司打交道，谈判或者做生意，很多事情要跟外商接触。我们和他们很客气，但这种客气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建立在对方对中国的友好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最初和法国的圣戈班集团谈合作，谈了3年，中间有一年我们停掉不谈，为什么呢？
那件事情大概发生在1994年，我们的张家坤副省长请他们圣戈班的人吃饭，在桌面上他们就很不友好地问我们：“你们中央跟地方的矛盾是怎么回事？”而且还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吃过饭后，我送圣戈班的代表回酒店，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讲：“我们的事情就此为止，我们不谈了。”
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习惯，习惯把长官比成父母，你要是尊重我，你就不会当着我的面讲我父母的坏话了。所以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我极端不尊重，因此我们不谈合作这件事情了，你听懂了吗？”
我最讨厌中国人跟洋人唯唯诺诺，我们福耀跟洋人的交往都是对等的，他站起来你也站起来，他拍着桌子骂你你也指着鼻子骂他，只要你有理由。你越是唯唯诺诺他越是看不起你。
后来圣戈班这个项目停了一年的时间，他们又来了，而且还要请我做总经理。原本我想请圣戈班进来，他们来管我这个厂，我退出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为了安排我退出去以后的生活，还特意学了打高尔夫球。
结果，圣戈班进来，就不让我走，要我给他们当董事长和总经理。我不想做，所以我就跟他们漫天要价，我说要200万的年薪。要知道，我原来自己做福耀的总经理一个月工资才400块，到了1993年以后才是10000元。哪里想到，他们根本就没有和我讲价，说200万就200万，当真用了200万工资雇我。他们说值这么多——200万港币，每年递增10％，我是因这样的条件给他们做总经理的，而且圣戈班还给了我很大的权力。
有外边的人传闻说我和圣戈班后来有矛盾，其实我们到现在关系还是很友好的。圣戈班对于我个人来说，他们做得无可挑剔。但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惟一的问题是，圣戈班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公司大了层次就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反应太慢了，我们适应不了他们，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双方有了分歧，最后的解决是很友好地解决——他们把股票出让给我，我把钱给他们退回去，相当于我用了几个亿买回福耀。
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到今天还很感激他们这样做，而且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确实表现了对我的尊重。不然的话，他们200亿美金的固定资产放在那里，也不在乎你那三、四千万的钱，就是把你挂在那边，不让你发展，你怎么办？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不对？
去年4月，我去了法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访圣戈班的总裁爱生华，我们福耀的每个项目投产他都派人来参加剪彩，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互访的关系。爱生华先生对我说：“我理解你，我把股份还给你。”我认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大家是平等的，是互相尊重的。这样即使有分歧也没有关系，依然能够求同存异，如果不是平等的，是谁求谁的关系，那么即使是绑在一起，那种合作能被称为愉快的合作吗？所以我一直在说，不要看人家比咱们发达，就自卑。我现在已经把玻璃从中国出口卖给日本人、美国人，还远销到加拿大，并且打到了欧洲。外国人对我们很恼火，去年又去告我们，说我们倾销，事实上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的。前几个月在加拿大的反倾销应诉我们胜利了。其实，他们告我我很开心啊，这说明我很成功了，我不成功他们没什么好告我的，不就是因为我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
现在回忆起我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热爱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财富，而且还会成为做事业的动力。我最早不是做汽车玻璃的，而是做水表玻璃的，1980年前后，在国内的汽车维修市场，从日本进口汽车玻璃，一块就要一、两千元美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做这种高档汽车玻璃的技术，另一方面是那时中国本身普通玻璃供应就很紧张，都是根据国家统配指标来卖的。所以我想我应该去做汽车玻璃，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
1986年我开始做汽车玻璃，此后不久在汽车维修市场上，我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汽车玻璃替代了日本的进口汽车玻璃，从此中国高档汽车玻璃不用再到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去进口，我认为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出售汽车玻璃的价格一片要几千元，我只有他几分之一的价格。国内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我刚做的时候，一块挡风玻璃成本大约100元人民币就够了，我可以卖到1500～2000元一块，所以说，有人认为我从1986年开始到1988年这段时间，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不过，我认为我只卖了一个很合理的价格，我只卖了日本进口汽车玻璃的1/10价格，而且是我用了我生产的玻璃替代了进口。在我之后，许多人发现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于是做汽车维修玻璃的人多了起来，现在估计大大小小的也有十几家企业了。
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如果每个行业都有人执着地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联系起来，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汽车厂的厂长，我会认为中国人需要自己的一部汽车；如果我去生产摩托车，我会认为中国人需要自己的摩托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国家一定会有最具竞争力的汽车、摩托车，而执着于这项事业的人，不但能够成为自己这个行业的领袖，为自己与社会创造财富，而且有机会跻身于世界这个大舞台，为世界创造价值和财富。□
刘永行：换成我也会这样（上）
我很为我的儿子骄傲，他做的很多事情，换成我也会那样做。
很多年前，他只身一人在美国上高中，当时一个日本同学多次讲中国的坏话，我的儿子为自己的国家受辱忍无可忍，有一次，他就把那个同学叫到一间空房里警告他：“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讲中国的坏话我就要揍你。”我儿子一面说一面就做出要打架的样子，那个日本同学被吓得从此再也不敢讲中国的坏话了。
我儿子后来把这件事情跟我们说了，我妻子就批评儿子，她是一个善良的人，认为凡事都应该讲道理，心平气和，尤其是同学之间应该讲团结。当时我马上对我妻子说：“他没有做错，一个人应该有民族自尊，换成我也会这样做。”
我最反感一些国内的人，尤其是一些好像还是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开口闭口就是人家美国怎么样怎么样，人家欧洲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见过吗？做过调查吗？我觉得人家好的地方我们是要学习，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人家的好，也不要夸大我们的不足。尤其是做企业的人，企业家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从哪里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品牌的饲料厂，你还去做饲料，你跟人家竞争得过吗？如果总这么想，就没有自信了。
1992年5月，我和四弟刘永好曾经去过一次美国。主要是想看看传说中先进得不得了的美国，他的饲料工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准备在美国待3个月。但是后来只过了20多天就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饲料工业并不看好。当时我们驱车上千公里，看了好几个厂，情况都是一样。由于他们的饲料产业不是一个高利润行业，所以投资人大部分都已经不再向工厂投资进行设备改造了，而只是利用老设备在维持生产。在我们希望的饲料厂都已经基本实现了计算机控制的时候，他们美国饲料厂还在用工业控制机，甚至是机制控制设备进行饲料生产，真的是比中国现有的大部分饲料厂落后了好几代！
不过他们的设备虽然落后，但是他们在“人力成本”上却很先进。一个日产100多吨饲料的工厂，他们只用几个人！
而我们希望饲料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厂日产50吨，我们用了接近100人；二期扩建以后新津厂日产200多吨，我们用了100多人。为什么我们会和美国的企业有这种差距？首先美国的饲料厂连围墙都没有，也没有安全保卫一说，饲料厂里那些原料、包装袋什么的根本就不会有人偷。所以他们就比我们少了很多保卫人员；另外我们每一个厂里都有专门的收料组、发货组。而美国的饲料厂收货发货全部由厂长一个人负责。这在国内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环节，一般安排两个人都不够，因为客户会把这两个人都收买了，再混进差的原料。必须要有3个人以上，起到相互制约作用才行。而在美国，原料进来、饲料出去都是客户开车进来，自己装卸车，过磅的时候喊厂长过来看一下，电脑记个账就行了。我们问老美：“你们就不担心客户的原料会掺假，会在你的地磅上做手脚？”老美个个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我们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呢？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去猜想我们的客户？”问得我们哑口无言。
同样，他们没有财务人员，因为有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帮助他们做账，而平时的支票来往只需要一个人兼职把支票拿到银行去就可以了；也没有我们所必须的品管人员和化验人员，因为原料质量稳定，生产的流程也稳定，所以只要到时候把产品送到政府的质监部门去检验一下就可以了；没有装卸工，因为美国的饲料工业全部都实现了散装化，原料、产品的出入都只是客户的卡车送到原料罐里或者是从产品罐里放出来就可以了。这些岗位都不存在，也就没有了为这些岗位服务的后勤人员。所以，简而言之，美国饲料厂里的所有人员都是生产人员，而且都是直接为生产线服务的人员。因此，用7个人来做一个饲料厂当然够了。
我们看过美国的企业，马上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暂时还不能像美国饲料厂那样去做企业，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做到“不养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