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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的这30年，确实满足了中国市场的基本需求，让中国从缺衣少食变为了吃喝不愁，但它距离中国开放的根本目标还很远，距离“师夷长技”的理想也很远。由于中国在此期间引进了太多缺乏技术含量的生产线，也使得市场在很短时间内就从“营养不良”转变成为“消化不良”的状态，为日后的“中国式困局”埋下了伏笔。
3。 占尽主动的“移过去”
与中国的“引进来”战略相对应，跨国公司为实现产业全球化布局，也在进行着制造业的国际化转移——我们称之为“移过去”的战略。这些企业到中国投资设厂，不但可以成为进入中国广阔市场的敲门砖，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它们乐于将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移转到中国。
尽管“引进来”与“移过去”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事情，但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中国希望“引进来”的是跨国公司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而跨国公司想要“移过去”的却只是本国不愿意容纳的低端生产能力或加工组装环节。因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后，生产出来的许多并不是最富技术含量的产品，不可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 “过期不用”的产品。
第四章 变局之探（6）
例如在轿车行业，中国的轿车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一直被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垄断着，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专家江小涓的研究统计：尽管“桑塔纳”轿车长期占有国内同档轿车90％左右的市场份额，但与它的垄断地位不相称的是，“桑塔纳”在国内的更新换代极其缓慢——从1983年第一辆桑塔纳汽车下线到1999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上海大众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期间，上海大众的外方母公司却已于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上就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车型，但上海大众却长期继续生产第一代桑塔纳，而且桑塔纳在国内的市场价格高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近一倍。
可见，希望“引进来”的中国与希望“移过去”的跨国公司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博弈的关系，而跨国公司在博弈中占据着主动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大众才能在长期不向中国转移先进车型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尽管它的这种行为受到了来自中国各方舆论的批评，但大众依然不为所动。
这种局面直到90年代末才得以改善，跨国公司开始逐渐把它们的先进技术产品拿到中国市场。而局面改观的原因，也并非是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占据了主动，而是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往坚持的“一个行业中只引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便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空间”这种政策取向，开始允许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正是这种跨国公司彼此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的相互竞争，才使得它们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长期坚持的产品高价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上海大众第一代桑塔纳的换代，就是因为1998年上海通用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分别上马，迫使德国大众不得不改变原先的态度。从1998年底到2001年底的3年时间，第一代桑塔纳在北京汽车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近40％。此外德国大众于1999年底将其全球流行车型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使B2级的桑塔纳跃升三个等级，一次性升为B5级的帕萨特。此后，中国轿车车型乏善可陈的局面才得以改变。2
在跨国公司眼中，中国既是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市场，也是一个谈判对手缺少讨价还价能力之地，跨国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方谈判时，双方的地位明显是不对等的，前者在合作中完全占据了主动。
在轿车行业，中外合资公司的产品零部件往往都是从外方本土进口的，国产化率非常低。据媒体报道，在上海大众公司内，连货架、扫地用的清洁机都是从德国进口，其他设备的进口不言自明。而北京市在与韩国现代合资生产索纳塔后，中方原有的装备也全部弃置不用，需要的基本设备全部从韩国进口，只有四个轮胎和一个电瓶由中国制造。
合资汽车厂中的产品开发、设计权，全部掌握在外方母公司手中，中方股东与整个合资厂都无法参与。许多合资的轿车厂连一个零部件都无法改造，改一个螺丝钉都必须得到外方母公司的批准。有人把中国的合资工厂比作跨国公司的手和脚，而中方企业则被戏称是“丫鬟管钥匙，当家不做主”。
与此同时，尽管进入中国轿车行业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相对欧美市场而言，中国市场仍然是跨国公司获利最丰厚的地方。2003年，德国大众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产量只占全球的14％，但是其利润80％来自中国。德国大众的许多零部件，长期都是在欧洲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价卖给中国国内的合资厂商，加价30％是常事。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国内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美元。本田公司在广州生产的雅阁牌轿车，售价高出日本国内价格约六成左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变局之探（7）
三、合资变独资的隐忧
1。 过河拆桥的套路
从通用公司第一次来中国洽谈合作，向中国引入了“合资经营”的概念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是以合资方式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譬如可口可乐在中国须与国营的粮油公司合资，宝洁须与地方的日化工厂合资等。这一则是鉴于中国政策的要求，另外则是由于跨国公司对中国环境不熟悉，要处理好在中国方方面面的关系，成立合资公司去拓展业务对跨国公司而言也是有必要的。
但在合资中，跨国公司明显是占据主动地位的，他们会对合资对象提出很高的要求，内容包括：中方合作的企业要把自己最好的资产拿出来，中方企业的包袱一概不要，地方政府要给许多优惠政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跨国公司对市场已经熟悉，市场渠道已经稳固，在没有政策压力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往往会“过河拆桥”，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
1997年可以看做是外商直接投资从选择“合资”方式走向“独资”方式的分水岭。当年批准设立外商独资企业9067个，合资企业9001个，独资企业数目首次超过合资企业。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更加凸现，从这一年开始，跨国公司纷纷出手，收编自己早先在中国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变“合资”为“独资”。
2001年冬天，日本松下向媒体公开表示，“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做出了同样的决策，同年11月，摩托罗拉把全球董事会选在北京举行，它在中国的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9％，而获得的回报却达到总利润的17％。董事会决定在未来5年内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同时，董事们认定“独资是中国入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当时该公司在中国的最大合资企业是浙江的东方通信，美方向中方董事长施继兴提出，要么中方出让股份，要么美方退出合资。施继兴选择了第二方案，摩托罗拉随即退出并停止了一切技术支持。独资行动更为坚决并不惜与中方“兵戎相见”的还有百事可乐。百事可乐为让自己独资的子公司抢夺山东的地盘，单方面停止了对合资的山东子公司的品牌使用授权，双方最终对簿公堂，结果百事完胜。
自2001年起，中国的独资企业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7％，2007年我国新设外商独资企业约万家，外商独资方式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78％。
2。 独资背后的隐忧
从跨国公司自身角度上看，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具有生产与经营的高度自主性，具有极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商业秘密外泄等优势；而合资企业中，双方股东在企业制度、管理、文化乃至政治、道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经营中很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独资是跨国公司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此外，合资公司每年产生的很大一部分利润要交给中方的股东，这也是跨国公司所不愿见到的，可以说合资是跨国公司在早期进入中国时不得不忍痛作出的“无奈之举”。而一旦羽翼丰满，就把中方合作股东挤出这架赚钱的机器，是跨国公司的一种本能选择。
此时中方股东如果不具有能够对外方股东形成制约的优势和手段，就很容易被对方甩出局外。所以对中方股东而言，与外方的合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与狼共舞” 的过程，这期间双方既是在合作又是在博弈，中方股东需要迅速学会独立在市场上生存的本领，才能防患于未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变局之探（8）
但总的来看，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利的发展方向，会产生很深程度的隐忧。
首先，独资化导致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技术外溢”效应的降低，并出现了逆向技术扩散的问题。中国政府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采取合资方式的初衷，除了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之外，很大程度是想利用技术的“外溢效应”。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员工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握相关产业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展动向，通过前后产业的关联效应、人才的流动效应，提高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而在独资企业中，外商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对自有知识产权设置了更多保护，技术溢出效应明显降低。同时，跨国公司具有资金和管理优势，它们凭借知名度、优越的软硬件工作环境和高薪优势，吸纳中国的优秀人才为其工作，特别是吸纳一些高科技人才，从而导致逆向技术扩散问题的出现。
第二就是垄断的问题。跨国公司的独资公司往往采用的是一体化和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力，扩大国内产品与其产品之间的差距，在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挤占国内产品市场，并形成垄断。目前，在一些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有的已经高达60％～80％。如在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公司与百事可乐公司占据了全国碳酸饮料市场的1/3；汽车、医疗器械、合成洗涤剂行业也基本上被外资企业所垄断。
第三个问题是独资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中国许多产业都缺乏核心技术，不少企业的技术“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关键部件都需要引进，而外资企业的独资化趋势又加剧了这一状况。一方面，外商独资企业在竞争中将更多地利用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核心优势，使品牌许可、专利保护、标准化成为外商独资企业角逐中国市场的新措施；另一方面，外商独资企业不仅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影响市场，而且越来越重视利用其拥有的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来占领产业市场制高点，并逐渐控制高端市场，进一步加强产业控制，使中国对外资企业技术形成严重依赖。
所以，独资企业在中国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师夷长技”的对外开放宗旨，使得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和向产业链高端转移的初衷无法再通过合资方式得以实现。
四、市场换技术之殇
1。 “订单门”的症结
西门子“订单门”事件颇有些扑朔迷离的味道。据德国《商报》2009年3月20日报道，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当天宣布，获得了中国京沪铁路高速列车项目的订单，总价值高达亿欧元。西门子表示，这笔交易能加强与“世界最重要高速铁路市场”长久的合作关系。德国N…TV电视台在20日也称“这是中国送给西门子的肥鱼”。但没想到在5天后，中国铁道部相关负责人就公开回应，称近期并没有跟西门子签订任何合同，西门子并未得到什么“肥鱼”。更加离奇的是，到了3月31日，西门子再次对媒体发表声明，证实已签署了上述合同，但强调“绝不出让核心技术”。而对西门子的这次声明，中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予以回应。
第四章 变局之探（9）
这次“订单门”事件，虽然还没有看到结尾，许多真实信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铁”，在向国外企业采购设备时，一定是希望对方能够提供相应技术。根据目前媒体公布的资料来看，显然西门子公司一直不同意转让核心技术，这应该是“订单门”的症结所在。以目前结果，中国在京沪高铁设备采购上所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战略还未取得成功。
“市场换技术”，顾名思义就是对外资企业让出部分市场，以获取中国所需的技术。按照前商务部长吕福源的话说，“市场换技术”的内涵，就是中外合资必须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按中国的长远利益去搞。既然中国让出了巨大的市场，就有资格要技术、要利润。
最早的“市场换技术”案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汽车行业。当时，基于经济发展和公务活动所需，国家批准外贸部门进口一批数量可观的轿车和轻卡。当时作为中汽总公司董事长的饶斌向中央提出，在花钱进口汽车的同时应该要求外方无偿提供相关的技术，以促进当时资金困乏的中国汽车产业提高制造和研发水平。在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这一设想随后在轻型卡车和奥迪100公务车项目上得以实现，成为“市场换技术”的雏形。
1992年，国务院经过研究，确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策略，同时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主要目的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导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形成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从而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但事与愿违，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政策设计，加上市场内在规律使然，以“市场换技术”的良好初衷最后出现了一个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市场给出去了，技术没换回来。
2。 事与愿违的结局
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是产销两旺的局面，但繁荣的背后却蕴藏着“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的技术又不掌握” 的尴尬局面。拿上海大众与一汽大众来说，以前这两家单位都有一定的汽车生产能力和一批研发队伍，但为了引进德国大众，就丢掉了自己的品牌，解散了研究队伍，最后变成了真正的“依附型”的汽车工业：只能是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丝毫没有自己的技术。
尽管已经走过20年的“市场换技术”道路，90％的轿车市场已经让给了外方，但绝大部分的合资企业还是没有开发过像样的新车型、新发动机，没有能生产出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曾指出：20年来，汽车制造业花费了大量金钱搞引进，并没有换来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反而形成了依赖引进的被动局面。
业界有许多专家认为，理想中的“引进来”模型，应该是“三段式”的方法：引进外方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日韩企业当年就是靠这种办法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却一直停留在第一段，一次又一次引进，第三段总是遥不可及。在汽车这样的国家重点产业领域，中国几乎实现了全世界最大程度的开放，但至今却连已有的创新能力都丧失殆尽。
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中国企业往往重视引进技术的投入，但不注重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而日、韩两国企业对于消化吸收的重视程度要高许多。日、韩两国企业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比例上接近1：10，这也就是说，它们会花比引进项目费用多近10倍的钱来消化吸收，由此就形成了“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而中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据统计，对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仅为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费用平均不到引进项目费用的7％，这就导致企业最后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深渊。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变局之探（10）
应该说，“市场换技术”之所以差强人意，固然有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跨国公司对出让技术的态度。西方企业也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现阶段把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未来会给自己培养出强劲的竞争对手来，所以它们从主观上就不愿转让技术，这从西门子“订单门”事件中就完全表明出来。
“市场换技术”作为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施的一个重要战略，政府的设计初衷与苦心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希望能通过出让市场，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这正是“师夷长技”的核心所在。但事实却一次次证明，这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用市场去换技术，如果没有配套的“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机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还会让自己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中国需要寻找其他办法来化解自己的困局。
五、变局下的出路
1。 更深的困局
中国在国门开放30年后，并没有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百年理想，仍然还处在一个受“夷”所制的产业链低端位置，并陷落进一个低端产能过剩、高端技术缺乏、资源约束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局。自中国入世之后，随着各类产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在这个困局中陷得也就越来越深，如同30年前的那次变局一样，中国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变局。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到一条变局下的新出路。
如果做一个前后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局与30年前的困局相比，危急的绝对程度要轻——30年前的中国还被拒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局外，产品极度匮乏，市场短缺到了奄奄一息的危险状态；如今的中国已经身处在全球产业链之中，所面临的困局在实质上只是一个从产业链低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