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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位邻居在评述洛克菲勒的态度时说：“他好像是一场比赛的一方队员，料定头上会不时挨几下。但他丝毫不为受到打击所动，坚持认为美勒公司的善行要多于恶行。”
托拉斯驯服者
塔贝尔无论如何算不上社会主义者。如果说她对美孚的攻击有什么纲领，那就是呼吁一种能对抗大公司势力的力量。对于1901年继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来说，这种力量只能是政府。
第五章 “巨龙”被肢解了（5）
西奥多？罗斯福当时是入主白宫的最年轻总统。他总是充满了精力和热情，体现了那时的进步运动。罗斯福还乐于从事各种改革事业，从调解日俄战争到推动简化英语拼写。他的计划的中心内容就是控制公司势力的发展，这为他赢得了“托拉斯驯服者”的称号。罗斯福并不反对托拉斯这一组织形式，他甚至认为，联合与合并是经济发展合乎逻辑、不可避免的结果。他曾说过，要想通过立法阻挡联合，并不比把阻挡密西西比河洪水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堤坝调节、控制它们”，也就是通过法规和公众监督来控制它们。在他看来，要想避免激进主义和革命，保留美国的制度，这种改良是不可缺少的。罗斯福把托拉斯区分为“好的”和“坏的”，只有坏的才应受到惩罚。在他任内，至少发起了45次反托拉斯行动。
“托拉斯之母”在随后的战斗中首当其冲。美孚公司是罗斯福
最有用的靶子之一。对他这位桀骜不驯的骑士来说，再没有比这条巨龙更好的对手了。在1904年的总统竞选中，罗斯福要寻求大公司的支持，美孚捐送了10万美元。民主党借此在大公司捐赠问题上大做文章，罗斯福下令把那10万美元退回去，并向所有选民保证，要进行“公平竞赛”，这后来成了他的口号。然而钱是不是确实退了回去则另当别论。
罗斯福在1904年大选中获胜之后，他的政府马上着手对美孚石油公司和石油工业进行调查，调查报告对美孚控制交通运输提出了冷酷无情的激烈批评。罗斯福本人也对该公司进行了谴责。1906年3月，阿奇博尔德和罗杰斯急忙赶到华盛顿见罗斯福，请求他不要继续对美孚采取法律措施。会见结束后，阿奇博尔德写信给弗拉格勒：“我们告诉他，我们受到了一次又一次调查，在报纸一次又一次被报道，但是，只要别人能忍受我们就能。他耐心地听了我们所要说的一切，我想我们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会不对总统产生积极影响的。”
起诉
阿奇博尔德是在自欺欺人。1906年11月，那一时刻终于到了：在圣路易斯联邦巡回法庭，罗斯福政府对美孚公司提出起诉，根据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控告它阴谋限制贸易活动。在此案审理过程中，罗斯福又鼓动起公众的愤怒。总统公开宣称：“过去6年中通过的每一项要求诚实从商的措施无不遭到这些人的反对。”私下里，他对司法部长说，美孚公司的董事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罪犯”。陆军部宣布，它将不再从这个联合体购买石油产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也不甘落后，声称对这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好事是将洛克菲勒投入监狱。
美孚公司意识到，它陷入了一场生死之战。为了自卫，它集结了一大批法律于才，有些是美国法学界最著名的人物。在两年多的审理过程中，有444位证人出庭作证，出示了1 371件物品，法庭记录达21卷万页。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针对美孚公司的诉讼案件。阿奇博尔德有时试图表现出对这类司法和行政攻击并不放在心上。在一次大型宴会上，他告诉客人们：“在我44年的短暂生涯中，我一直在艰苦努力，在美国、在哥伦比亚特区和国外限制石油及其制成品的自由贸易。朋友们，我之所以当着你们的面承认这原本属于机密的事，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把我出卖给公司调查局。”然而，尽管他和他的同事们强颜欢笑，内心里却忧心如焚。他在1907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联邦政府在竭尽全力对付我们，总统还专门提名法官组成陪审团，审理这些公司案件。虽然我不认为他们会把我们吃掉，但是，他们可以煽动暴民造成损失。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们的股东。除此之外，谁也说不出会发生什么事。”
在同年的另一起案件中，联邦法官肯尼索？芒廷？兰迪斯判美军公司非法收取回扣，对它施以2 900万美元巨额罚款。这一裁决最终被推翻。但是，1909年，在主要的反托拉斯诉讼中，联邦法院支持政府，勒令解散美孚公司。当时，已经卸任的罗斯福正在非洲打猎，听到消息后欣喜若狂。他表示，这一决定“是公正在我们国家赢得的最伟大胜利”。美孚公司立即向最高法院上诉。由于两位###官先后去世，最高法院不得不两度重审该案。工业界和金融界都不安地等待着重审结果。最后，在1911年5月，最高法院坚持联邦法院的裁决，美孚公司必须解散。
第五章 “巨龙”被肢解了（6）
在百老汇大街26号，董事们都沮丧地聚集在威廉？洛克菲勒的办公室里，等候着最后裁决。时间在静寂中一分钟一分钟过去，阿奇博尔德紧绷着脸守在自动收报机前。消息传来时，每个人都惊呆了，对最高法院的这一最后裁决谁都没有心理准备，美孚公司被勒令在6个月内解散。“我们的计划”将被法令所粉碎。室内死一般沉寂。阿奇博尔德开始吹起了口哨，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他走到壁炉前，又沉思了一会儿，说：“生活就是一件倒霉的事接着另一件。”然后，又吹起了口哨。
解散
裁决作出之后，美孚公司的董事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如何把这个如此庞大而又盘根错节的帝国分开呢？规模简直太大了。它运输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州所产原油的4/5，提炼全美国所产原油的3/4，拥有全美国一半以上的油罐车，经销国内所消费煤油的4/5以上，承担全美煤油出口的4/5以上，铁路所需的润滑油90％以上也要由它提供。它还经营许多种副产品，包括年销700多个品种的3亿多只蜡烛。它还拥有自己的海运力量——78艘蒸汽轮船，19艘帆船。所有这些如何拆散？最后，该公司在1911年7月底宣布了解散方案。
美孚石油公司被分成多个单独实体。最大的一个是原来的控股公司——新译西美孚石油公司，它带走了几乎一半的净资产。它最后成为埃克森（Exxon）石油公司，并始终没有失去领先地位。第二大的是占净资产额9％的纽约美孚石油公司，最后变成莫比尔（Mobil）石油公司①。此外，还有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后来变成雪佛龙（Chevron）石油公司；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变成索亥俄（Sohio）石油公司，后来成为英国石油公司（BP）美国分公司；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变成阿莫科（Amoco）石油公司；大陆石油公司变成科诺克（Conoco）石油公司；大西洋石油公司变成阿克（ARCO）石油公司的一部分，最后又成为太阳（Sun）公司的一个分部。
一位美孚公司的官员酸溜溜地说：“我们甚至不得不把办公室的勤杂工派出去领导这些公司。”这些新的实体虽然相互独立，没有重叠的管理机构，但它们大都尊重各自的市场，并且继续保持老的商业关系。每个新公司地盘内的需求都增长得很快，因而相互间的竞争发展很慢。这种状况还要归因于分家时的一个法律疏忽。百老汇大街26号显然没有考虑到商标和产品名称的所有权问题，所以，所有新公司都使用原来的产品名称。这极大地限制了公司间相互侵蚀领地的能力。
解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对美孚石油公司来说，世界变化得太快，它的控制体制变得过于僵硬，特别是对第一线的人来说。美争的解散从某种意义上讲可算是一次伟大的解放。那些分出来的公司的领导者们有了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机会，再也不必为超过5 000美元的资本支出或者50美元的捐赠向百老汇大街26号请示了。
技术的解放
美孚公司的解散，使技术革新也从百老汇大街26号的僵硬控制下解放了出来。印第安纳美孚公司很快在石油提炼技术上取得了一项突破，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刚刚诞生的汽车工业，从而保住了美国石油业后来最重要的市场。
在当时的石油提炼技术下，只能从原油中分离出15％~18％的汽油，最多20％。石油工业的一些人意识到，随着汽车数量的迅速增长，汽油供应不久会变得十分紧张。
威廉？伯顿就是一个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的人。他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889年加入美孚公司，后来负责印第安纳美孚公司的石油提炼部门。他是最早在美国工业界工作的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之一。1909年，即美孚公司解散前两年，伯顿预见到不久可能出现汽油短缺，开始背着百老汇大街26号以及印第安纳分公司研究解决提高汽油产量的问题。终于，他试验成功了一种“热裂化”技术，将汽油的比例一下提高到45％。
然而，发现是一回事，使之商业化又是一回事。伯顿随后向纽约美孚总部提出申请，要求拨100万美元，用来建造100座热裂化塔。总部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申请，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他们认为这个主意简直是胡闹。一位董事私下里说：“伯顿想把整个印第安纳州炸进密歇根湖里去。”美孚公司解散后，独立的印第安纳美孚公司的董事们立即给伯顿开了绿灯，因为他们同他有更直接地接触，了解并信任他。
到1913年初，即美孚公司解散一年之后，伯顿的第一座热裂化塔投产，成功地用热裂化技术生产出了汽油。这种热裂化技术使石油提炼不再受常压下原油不同成分的分馏温度的制约，使人能够控制分子形态，提高最需要的产品的产量。而且，用热裂化方式生产出的汽油比用自然分离法生产出的汽油有更好的抗爆性，因而可以提供更大的动力。
这种技术试用成功之后，印第安纳美孚公司内部就是否向其他公司转让这种技术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这样肯定会加强竞争对手的实力。但是，1914年，它还是开始向自己市场以外的公司转让这一技术，条件是对所获收益分成。然而，新泽西美孚公司却一直坚持得到更好的条件，这个前母公司认为，它应该享受更优惠待遇。可是印第安纳美孚公司就是不让步。最后，19155年，新泽西美孚公司只好接受了印第安纳美孚公司的转让条件，成了这一专利的一个用户。
第八章 冒险一搏
1903年7月，达西前往波希米亚一处温泉休息疗养。由于他的石油工程进展缓慢，耗费甚多，他的身心和健康状况深受影响。在那里，他颓丧绝望的心情逐渐好转，这倒不只是由于疗养，还由于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英国皇家海军第二大臣约翰？费希尔上将。这位海军上将早已以“石油狂”闻名。这次相遇将最终导致达西事业的转变，并把石油提到国家战略中心的地位。
费希尔上将由于患慢性痢疾，经常前往波希米亚温泉疗养。这次前往，费希尔也是个心情沮丧的人。因为，就在前不久，英国海军在“汉尼巴尔”号战列舰上进行了第一次用油做动力供料的实验。“汉尼巴尔”号烧着威尔士的煤从朴次茅斯港开出，身后拖出一溜白烟。后来，一声令下，它开始烧油。结果，不到几分钟，“汉尼巴尔”号就完全被一团浓浓的黑烟包围了。这糟糕的燃料简直把实验变成了一场灾难。在现场亲眼目睹这一景象的两位燃油倡导者费希尔上将和壳牌公司的马库斯？塞缪尔深受打击。达西和费希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偶然巧遇的。
两人很快发现他们对石油都有着共同的热情。达西急忙让人送来波斯油田的地图和有关资料请费希尔过目。费希尔看了这些材料后大受鼓舞。他把达西称做“金矿百万富翁”，并答应给予帮助。尽管这个起先始于幕后、后来公之于众的帮助终将到来，但它从未像达西所希望的那样迅速而及时。
“石油教父”
约翰？费希尔上将于1904年升任海军第一大臣。他后来被马库斯？塞谬尔称颂为“石油教父”。接下来的6年，费希尔将以前任们从未有过的方式主宰皇家海军。他出生于锡兰一个贫穷的英国农场主家庭。1854年，在他13岁时，他作为一个军校学生加入了皇家海军。他的升迁，不是靠出身和社会地位，而完全是由于他极度的聪明，严谨及坚强的意志。
费希尔最早是以一名鱼雷专家闻名于海军的，后来他搞过潜艇、驱逐舰、开耳芬罗盘、舰炮火力和海军飞机等方面的研究。最后，他的目光转到石油应用的问题上。早在1901年，费希尔就写过：“石油燃料将使海军战略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它将是一个唤醒英国的事件！”他希望用油代替煤来作为舰船的动力。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舰船的速度更快，马力更大，更有机动性。但他是少数派。其他的海军首脑们认为威尔士的煤更可靠。
然而，作为海军大臣的费希尔对达西所介绍过的计划始终怀有兴趣。为了使新开发的油田置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他做了许多工作去争取海军部对波斯租借地的支持，并对缅甸石油公司施加压力，去拯救达西。他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使皇家海军跟上工业化的步伐，并随时作好战争准备。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预见到，英国的敌人将是已经崛起于欧洲大陆的那个可怕的工业对手——德意志帝国。他将不遗余力地推动皇家海军和英国政府采用石油，因为他坚信，在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石油燃料将成为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德国制造”
虽然德国和英国之间没有多少直接争议，20世纪初，还是有一些因素导致两国之间出现越来越深的敌意。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的海军竞赛——就舰队规模和技术进步进行的竞争。
19世纪90年代末，德国政府开始全面推行其全球政治方针一要在全球政治、战略和经济中处于显赫的地位，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新”德国在世界舞台上咄咄逼人，只能使其他强国感到震惊和担心。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阻碍实现世界强国梦想的最重要障碍似乎就是英国的海上霸权。用一位将军的话说，德国的目标是打破英国的世界霸权，从而为需要扩张的中欧国家腾出必要的殖民地。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建设海军与英国抗衡。德国于1897年发动了海军竞赛的挑战，虽然德国知道10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标，但还是指望英国最后对竞赛的军费开销感到厌烦。然而英国的反应恰恰相反。挑战给英国敲响了警钟，刺激它全力应战。海上霸权是英国世界地位和帝国安全的中心环节。英国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问题。它的帝国负担已超出所能应付的范围，工业上的领先地位正从身边滑向美国，更糟的是滑向德国。1896年，一部名为《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的著作成为英国最畅销的书。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德国的威胁更使人惊恐不安。一位内阁大臣哀叹，英国是“疲倦的巨人”。
海军上将费希尔毫不怀疑，只有德国才是英国未来的敌人。在费希尔的推动下，英国政府以其舰只的现代化和扩大建造计划来回应德国的挑战。到1904年，双方在战列舰的规模和速度、大炮射程和精确度以及开发诸如鱼雷和潜艇一类的新武器方面的海军军备竞赛全面展开。
两国的军备竞赛是在社会和劳工骚乱、国内冲突、财政和预算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英国进行了一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辩论。执政的自由党两面为难。“海军派”支持“大海军”政策和增加海军部建造舰只的预算。“经济派”则希望限制海军开支，把钱投入到社会和福利计划中去。随之而来的辩论十分激烈。《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慷慨激昂地讲道，要用海上霸权来交换养老金吗？从1908年起，内阁中的“经济派”以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为首，也曾一度以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为首。他不是一个坐等机遇的人，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中，他是一个“匆匆忙忙的年轻人”。
官运亨通的丘吉尔
1901年，26岁的丘吉尔作为保守党人进入议会。3年后，由于在自由贸易上的分歧，他退出保守党，转向自由党。他的政治倒戈并没有阻止他的晋升。不久，他成为商业大臣，1910年改任内政大臣。他全力以赴，成为“经济派”的领导人，同劳埃德？乔治一起主张签订英德海军协议以减少海军预算，省出钱进行社会改革。这使丘吉尔受到广泛的批评，但他却毫不动摇。他声称，认为英德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完全是胡说八道”。
但是，1911年7月，德国炮艇“豹”号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以此表明德国决心夺取非洲阳光下的地盘。“豹”号的作用适得其反，使英国、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反德情绪进一步增强，丘吉尔立刻改变了看法。从那时起，他深信，德国的目标是扩张，德国扩大舰队就是为了威胁英国——对这种威胁必须进行反击。他得出结论，德国就是准备发动战争，因此，英国必须集中资源保住霸主地位。身为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开始对海军的实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心海军能否应付突然袭击。他对一些高级军官在阿加迪尔危机的关键时刻还去度假打猎极为不满。1911年9月底，危机结束，丘吉尔随即同阿斯奎思首相一道去苏格兰。一天，首相突然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海军大臣。“是的，我愿意”，丘吉尔回答说。
现在海军部有了一位全力以赴确保英国在海军竞赛中取胜的大臣。丘吉尔说：“如果我们的海军霸主地位受到损害，那么我们民族和帝国的前途以及多少世纪来由生命和成功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就会不复存在，一扫而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年里，他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我要像德国明天就要进攻那样作好准备。”
在这场运动中，海军上将费希尔是丘吉尔的盟友。他的年龄几乎比丘吉尔大一倍，刚从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