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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德国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莱茵河上没有一座桥梁准备拆除。而“关掉了巴顿部队坦克的油门”，或许的确丢失了“速战速决的最佳时机”。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1）
苏伊士运河是在埃及沙漠中开凿的一条长100英里的狭长水道，它把红海和地中海联接在一起。这条运河是19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建造者法国人费迪南？德莱赛普斯享有“伟大工程师”的美誉。
苏伊士运河于1859年破土动工。10年之后，这条运河展现在人们眼前。当英国人看到这条运河可以大大缩短通往印度的旅程时，立即为没有直接投资于这条威尔士亲王所称的“我们的印度通道”而追悔莫及。幸好，1875年，埃及的克迪夫君主无力偿还债务，出售了埃及持有的44％的运河股权。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手疾眼快，在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分支的及时资助下，巧妙地购买了这部分股权。于是，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变成一家英法合资公司了。
对于旅行家和商人而言，运河把通往印度的旅程缩短了一半。然而，运河最突出的意义是它的战略价值。它把英国与远东连接在一起，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航道和生命线。保卫“通往印度的交通线”遂成为英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1948年，运河突然之间丧失了传统的意义。印度在这一年获得了独立，保卫印度已不再成为控制运河的理由。不过恰恰就在这时，运河具备了新的用途，它从帝国的通道变成了石油通道。产量与日俱增的波斯湾原油大部分经过苏伊士运河水道源源运往欧洲。苏伊士运河将翻过好望角至南安普敦的英里航程缩短到6 500英里。到1955年为止，石油已占运河运输总量的2/3，欧洲2/3的石油供应都要经过运河。运河北侧还分布着穿越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和伊执克石油公司输油管。因此，在战后国际石油格局中，苏伊士运河成为一条至关重要的纽带。对于日益严重依赖于中东石油的西方大国来说，这条水道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民族主义者：时势造英雄
英国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延续了3/4个世纪之久。首先借助于赤裸裸的入侵和军事占领，然后是对几代傀儡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支配。但是，埃及的民族主义潮流长期以来奔腾不息，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变得更加强劲。1952年，一个军官集团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并且把沉缅于奢侈生活的法鲁克国王流放到莱维埃拉。1954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变的名义领袖纳吉布将军，成为无可争议的埃及领导者。
纳赛尔是一个邮局职员的儿子，天生工于心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始，他已有10年反英活动的生涯。他在担任国家元首以后，曾经告诉来访者和助手，他仍然感到他是一位阴谋家。他还具有在阿拉伯世界捕捉和引导民族主义新思潮的能力。作为穆罕默德？摩萨台的高才生，他对于施展辩才和利用电台煽动和动员群众的手法早已融汇贯通。他可以鼓动数万乃至数十万示威者满怀狂热激情涌上街头。他为新兴的第三世界各国树立了由军官转变成热忱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楷模。
纳赛尔不愧是献身于埃及复兴与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还想把影响扩展到埃及边界以外，从阿拉伯语世界的一端扩展到另一端。他利用名为“阿拉伯人之声”的功率强大的电台向全中东地区播音，通过空中电波，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们反对西方，并且对该地区其他一些阿拉伯政权发出威胁。他的计划包括创建纳赛尔领导下的阿拉伯新世界，并且纠正他所谓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罪行”——创建以色列。
在苏伊士运河上，头顶炎炎烈日指挥过往船只的大多数人是穿着整治的齐膝短袜、短裤、洁净的白色衬衣和头戴船长帽的法国和英国导航员。在纳赛尔的新埃及的中心地带，苏伊士运河的面貌显然令人尴尬，它仍然是一副19世纪殖民地的旧模样。不过，人们所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运河的面貌。诚如摩萨台实行国有化以前的伊朗石油租让地一样，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过境费收入都流进了欧洲股东们的腰包，其中包括英国政府这个最大的股东。如果埃及完全控制了运河，那么，过境费就会成为这个一贫如洗的国家的新财源。
无论如何，租让地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了。按条约规定，租让期将在1968年满期英国的努力已经开始退却。按照1936年英国埃及条约的条款，英国依然在运河区保留着一个军事基地和一个大型补给中心。但是，埃及人对于英国的撤离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展了一场袭扰运动，其中包括搞恐怖活动、袭击、暗杀和绑架。英国之所以保留这个基地，本来是为了保卫中东，可是当这个基地受到来自于它所要保卫的核心地区的攻击的时候，保留这个基地还有什么意义呢？1954年，外交在大安东尼？艾登主持了一次谈判。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驻扎在运河区的最后一批英国部队将于20个月之内撤离。 。 想看书来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2）
人们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与埃及政府保持合理的关系。但是，当纳赛尔试图把苏丹并入“大埃及”的时候，这种希望终于破灭了。美国对纳赛尔抱以比较容忍的态度。美国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在欧洲殖民主义国家面前摆出一付道貌岸然的姿态，盼望它们尽快失去殖民帝国。美国人认为，在西方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斗争中，殖民主义残余是对西方的巨大妨碍。尽管苏伊士运河水道颇具经济和战略意义，但苏伊士运河公司却是最显而易见的殖民主义残余之一。
1955年秋季，埃及独裁者已经转向苏联集团寻求武器的传闻不胫而走。对纳赛尔的恐惧不仅笼罩着伦敦，而且蔓延到了美国。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势力的扩张？伊士运河是否会对西方的石油和海上交通关上大门？石油公司又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忧心忡忡。1956年4月，新泽西美孚公司就如何在运河关闭情况下把波斯湾石油运往西方的课题，委托起草了自己的研究报告。
大约就在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埃及拜访了纳赛尔。劳埃德明确指出，“运河是中东石油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英国至关重要。”纳赛尔反驳说，石油生产国已经得到了石油利润的50％，而埃及却没有得到运河利润的50％。他宣称，如果说运河是石油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埃及就应当像石油生产国那样享有同样的对半平分待遇。
1955年底，英国和世界银为了安抚纳赛尔和加强埃及经济，共同开始考虑向埃及提供贷款，以便在尼罗河的阿斯旺兴建一座巨型水坝。这一项目似乎即将上马。纳赛尔得到了进一步的回报。根据艾登在两年前谈判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英国部队于1956年6月13日撤出运河区。然而，纳赛尔的军队与苏联集团之间的武器交易却是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并且造成了纳赛尔与美国之间的疏远。美国认为，埃及人会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购买苏制武器而不是用于水坝项目；此外，还估计到这个巨型项目会引走经济困难，进而导致埃及对出资国的敌视和报怨。最好还是让苏联人去做这样长期吃力不讨好的的事情吧。纳赛尔承认“红色中国”更加使美国政府和国会惊恐不安。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告诉杜勒斯，在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埃及的纳赛尔这两位“中立的”候援领导人之中，只能批准向其中的一位提供援助。杜功斯选择了铁托。艾森豪威尔认可了这一决定。英国也对此予配合。1956年7月19日，杜勒斯撤回了向阿斯旺水坝提供贷款的建议，使纳赛尔和世界银行措手不及。
代号；“德莱赛普斯”：纳赛尔开始行动
纳赛尔感到气愤、羞耻，并且渴望着复仇。他认为，运河过境费可以用作阿斯旺水坝的投资。他对于出现在埃及中央地带的殖民主义现象恨之人骨，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26曰，在亚历山大，纳赛尔在他童年第一次参加反英示威的那个广场上发表了演说。他以埃及领袖的名义，对运河的建造者德莱赛普斯指名道姓地反复加以诽谤。“德莱赛普斯”是埃及军队开始行动的代号。当纳赛尔演讲结束的时候，埃及军队已经控制了运河区。苏伊士运河被没收了。
这是一个轰动一时和颇有胆略的行动。运河区被占领之后，局势戏剧性地骤然紧张起来。
寻求妥协的外交活动和徒劳无功的努力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坚持在运河上引导船只的英国和法国导航员按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商船航运业中的尖端技术，伦敦和巴黎的高级官员们认为，由于运河水浅和从西奈吹来的强劲溯风，埃及人是无力独自经营运河的。然而，早在若干年之前，埃及政府已开始重视培训埃及的导航员了。及至运河国有化的时候。一大批富于才干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轮的准备。苏联集团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驾驶员前来相助。因此，在纳赛尔当政时期，国有化后的苏伊士运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运营。
在危机开始和升级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都曾明确表示，他们绝不想中断运河的航运，特别是石油运输。美国政府的立场如何呢？在这几个月里，不仅英国和法国，就连一些英国官员也捉摸不透美国的立场，更糟糕的是，个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伤了艾登与杜勒斯之间的和气。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写道：杜勒斯“在介绍情况时并不特别循循善诱。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时似乎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词和仪态去打动对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国人一样，认为艾登既傲慢又刻板。他们话不投机，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早在两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经在法属印度###战争问题上发生争论。艾登主张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则对和平解决方案毫无兴趣。 。。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3）
1956年8月，就在运河国有化的几天之后，杜勒斯向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们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找出办法，让纳赛尔交出运河”。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这一看法一直萦绕在艾登的耳边，给他带来某种安慰。然而，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却没有想出什么切合实际的外交策略。这不禁使英国人疑窦丛生。美国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动而已。
其实，美国的决策人并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尔。这位总统对于美国应当采取的立场，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来，诉诸武力既无取胜把握，亦无开战理由。美国对策的实质就是防止英法的军事干预。他认为，欧洲国家没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驯服政府。任何这一类尝试都会激励阿拉伯人和整个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并且被苏联人利用。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艾登：“纳赛尔靠戏剧性场面而走红，最好的办法是让这出戏渐渐地冷场。”艾森豪威尔曾经向他的顾问抱怨说，英国人的思维已经“过时”，纳赛尔体现了该地区人民“打倒白人”的要求。若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肯定会使纳赛尔变成发展中国家的英雄，并且有损于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领导人，使中东石油濒临危险。艾森豪威尔一次又一次地严厉衷告伦敦不要动武。
艾森豪威尔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不能以支持恢复殖民统治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利用埃及局势提供的机会，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尽管必须以疏远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和法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纳赛尔在听取了关于艾森豪威尔一次演说的汇报之后，开玩笑似地向他的一位副手问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艾森豪威尔就要在1956年11月争取竞选连任了。他在当政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当时正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进行竞选。此时此刻，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军事危机引起选民的恐慌，从而威胁他的竞选。英国和法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把美国总统大选日程因素当成一回事，因而铸成大错。它们在继续进行公开的外交表演的同时，也在秘密地研究另外一套方案。他们跟在制订对运河区实行军事干预的计划，但是两国都还没有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英国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在旅游旺季征用远洋班轮，甚至不得不求助于私营的皮克福德搬运公司，以便运送坦克。
“我们不愿意被掐死”
英国和法国政府都强烈主张进行军事干预。法国认为，纳赛尔对其在北非的地位构成威胁。这位埃及领袖不仅给两年前发动独立战争的阿尔及利亚起义军煽风点火。而且还向他们提供培训和物资。法国人决心打败纳赛尔，并且收回德莱塞普斯用法国投资兴建的运河。他们早已开始同以色列人进行军事会谈。后者之所以要打击纳赛尔，自有一番理由。当时，埃及总统正在扩充军备，显然是在准备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他还支持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并且对以色列南方的埃拉特港实行封锁，这就等于是一份宣战书。
运河为什么对英国如此重要呢？石油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运河是命脉所系。就在运河被没收之前的几个月，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6年4月来到伦敦。艾登在与他们会晤之前，与艾森豪威尔一起一丝不苟地审查了他准备与苏联人会谈的内容，艾森豪威尔表示完全赞同。总统建议：“凡是会导致北极熊控制石油生产和运输的问题，我们都应寸步不让。石油生产和运输关系到西方世界的防务与经济的生死存亡。”在与苏联领导人磋商的过程中，艾登警告他们不要插手中东。他说：“我们不得不十分坦率地谈论石油问题，因为我们不惜为它而战。”为了挑明论点，他又补充说：“没有石油，我们便无法生存……我们不想被掐死。”
纳赛尔占领运河，使这种前景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英国的金融业风雨飘摇，国际收支岌岌可危。它已经从世界最大债权国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它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仅够支付3个月的进口。英国在中东的石油股息在其国外总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丧先这些股权势必给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纳赛尔一旦在埃及取胜，就会像摩萨台在伊朗取胜时一样，产生同样的影响。英国的威望将会土崩瓦解。由于英国已经感到了失落，因此威望对它就更加重要。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4）
艾登不仅为石油和经济而忧心忡忡，而且还担心苏联势力会大量涌人中东的真空。据一位在外交部直接为艾登处理石油事务的官员回忆，“艾登非常担心苏联在中东的扩张”，“美国尚未作好从英国手中接管中东的准备，因此，防止俄国佬染指的任务非英国莫属。”
对于石油供应所受到的威胁及其蕴含的危险，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的看法与艾登完全吻合。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已陷入一种可怕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行动，结果导致运河的关闭，通向黎凡特（黎巴嫩）的输油管被切断，波斯湾发生暴乱和石油生产中断，那么英国和西欧将陷于败局；可是，如果我们的外交努力受挫，如果纳赛尔逃避了惩罚，而中东国家轰轰烈烈地‘实行石油国有化’……我们也会陷于败局。我们到底何去何从呢？依我之见，我们显然应当碰一碰唯一的运气——采取强硬行动，寄希望于我们在中东的朋友立于不败之地、敌人垮台、石油得救。不过，这可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
20年后的又一个“莱茵兰”
艾登？麦克米伦及其亲信，以及法国总理居伊？莫莱和同僚们面对危机，深深地陷入了历史的沉思。在他们看来，纳赛尔就是墨索里尼再世，甚至是一个新出现的希特勒。在1958年的夏季和初秋，艾登仿佛看到，纳赛尔正在推行一套似曾相识的扩张计划。在他看来，纳赛尔所著的《革命哲学》读来颇似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纳赛尔也希望创建一个帝国。他在书中强调，阿拉伯世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控制石油——“文明的命脉”——与使用暴力相结合。纳赛尔宣称，失去了石油，工业国的所有机器都“不过是一堆锈迹斑斑、无法运转和毫无声息的废铜烂铁而已”。艾登已经作过妥协的尝试。他曾经运用巨大的个人威望在1954年同埃及解决了英国军队撤离运河区的问题，并且因此受到保守党内部一部分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感到，他已经被纳赛尔出卖了。纳赛尔同希特勒一样，他们所签署的文件并非就是他们的诺言。违反国际协议和占领运河的行动难道不是又一个莱茵兰吗？进一步地试图迁就和绥靖纳赛尔难道不是又一个慕尼黑吗？艾登不想再重温这一切了。如果必须对纳赛尔动用武力，那么最好马上动手，切莫拖延。
莫莱总理对设在布痕瓦尔德的德国集中营记忆犹新，并且与艾登所见略同。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帕克也是如此。他在危机期间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不想对您隐瞒，我的脑海中索绕着对希特勒时代初期所犯错误的记忆。这些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华盛顿并不像欧洲那样迫不急待。不过，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就如何对付纳赛尔达成一致意见，但归后还是制订了一项以防成万一的计划，以便应付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一决雌雄可能导致的石油危机。艾森豪威尔批准成立一个“中东应急委员会”，以便制定在运河关闭情况下的西方石油供应方案。该委员会与“英国石油供应咨询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了密切的通讯联系。
9月份，艾森豪威尔在致艾登的信中坚持认为“使纳赛尔身价倍增”是危险的举动。对此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伊马？柯克帕特里克给予了尖刻的答复：“我希望总统是正确的，但是我确信他错了……如果我们退缩，而纳赛尔巩固了他的地位并且逐步接制了产油国，那么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他就能够并且下决心毁掉我们。如里我们有一年或者两年得不到中东石油。我们的黄金储备就会荡然无存。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