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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身来，退到门口，从那里 默默地注视着两老。母亲是面对着我的，只见她满脸的焦急，父亲睡的方向相反， 我不忍心和他告别，重病中的他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目光上翻地寻找 着我。我默念着祈望着他能熬过这一关，然后就在妻的催促下转身走了。
当晚我到了无锡，找到了唐焕新的家。唐这时是探亲超假在家。如是在上海则 也难逃文攻武卫的关，但他毕竟在无锡。他家住底层，在墙外搭了一个半人高的矮 竹棚，有所动静时就睡在里面是没人会料想到的。平时则协助他父亲做些裁缝活。 当地的风俗，婚事时往往请裁缝在家里干活，所以能吃住在客户处，公安局也不容 易找到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去了惠山公园和鼋头渚，在鼋头 渚遥望太湖，水天一色，回想56年时我曾和未婚妻随其兄的单位来玩过，才这几年， 已经是“江山犹是昔人非”了。
我们商量了出路，唐有一位在丁山镇的至亲，他可介绍我以流浪汉的身份在 该地的一个窑厂做工。有一位难友任寿春，50年进军政大学，后来当兵，位居空军 中尉。因受不了部队生活的约束，脱离了空军部队，在乡下谋到小学教师的工作， 又考到上海师范学校攻读中文，于是成了右派。起初在农场听干部口口声声今冬明 春解决问题也还能忍受。看到了右派队后期的局面，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毅然逃出 农场。他是个聪明能干又非常能吃苦耐劳的人，骑自行车一路流浪了两年之久，其 中有半年就是和唐焕新一同去丁山窑厂做小工的。唐的那位舅父也够精明的，知道 他们是黑人，只供食宿，不给分文工资，却要干很重的体力活。任身体结实还能使 他满意，却嫌唐体力不够，要赶他走。于是两人只好离开。其中也可见人情的淡薄。 我考虑再三，认为当时农场正在变动之中，不妨再等一等。再说一时也下不了决心 隐姓埋名放弃与家庭的联系而去做苦力。这样我就取道溧阳又无奈地回了农场。
3月15日我收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又请假赶回家中。然而进门一看却只见五 斗橱上一对骨灰盒赫然在目！
原来当我还在无锡时，1968年3月1日下午我父亲在连续两天两夜呼喊我以后 就心力交瘁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母亲在对面的床上守着父亲的遗体，直到2日 下午遗体被送走后，才喝了一碗粥，她示意要睡了。我妻扶她睡妥后刚站到窗口去 透一口气，忽听得背后有些异样的声音。忙回身，则母亲也已走完了这苦难的人生 之路。
那时局势混乱，电报不通。注射了一次防腐针后电报仍然不通，不得已而不待 我回家就先行火化了。
面对着空荡档的昔日充满欢乐的家，我当时的悲哀是无可明椎的。至今，我夜 半扪心犹不能不深深地自责我的不孝，竟在我父母亲最需要我的临终时刻背叛他 们而走开了。的确，上一次文攻武卫的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活着走出那里不 能不算是运气。啊！我竟没有胆量再熬两天，让两老走得安乐些吗？虽然，亲友们 都为我开脱，认为如果我又当他们的面被捕，就会马上出事。母亲也正因此而赶我 走。然而，我竟没有料到只要再坚持两天！当时这帮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造成的 无法无天的，使人人自危的局面威慑着善良的老百姓，马路上杀机四伏，随时随地 都会发生暴行。我心中十分明白是谁应该对这种人间悲剧负责，然而又有何处可以 诉说？
住后房的孙姓军官到前房来小坐，他居然假惺惺地对我慰问。我着实地对他 冷讽热嘲一番，说我们根本是住不起这房子的，尤其是父母故世后，也没必要住这 朝南的大间，还是住后面那间更好些，但可惜他已搬进去了，他如晚几天去房管处 要那后间，原是可以住这前面的大间的。这位教官居然听不出我的挖苦之意，不但 点头称是还大大地显出了懊恼。
半个月后，我不得不又去了农场。此后不久，房管处以欠租为由，将我妹妹赶 到绍兴路50号的汽车间居住。
我家的老佣人原是我外婆的佣人，她年轻守寡在我家过了大半辈子，和我家 多年共患难，这时她在苏州的一个侄子找上门来，表示要接她回去，事实上我家 这时家破人亡，住房发生困难，她依依不舍地跟侄儿去了。不料这个侄儿接她回 去是假，贪图她为佣多年积蓄的2000元钱是真。回到苏州，把她的钱骗光后，这 位善良、辛苦一生的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被折磨而死。这是我平反后才知道的。
我回到农场不久，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每个分场来了一个军代表。这个 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权大无比，其实还不是被农场里那些老奸巨滑的干部利用着。 于是经常召开大会，大会上气氛紧张，无非是当众逮捕反革命之类，然后是口 号震天响，散会后则学习大会“精神”等等。
这时队里也二三天一个会，其内容说来滑稽，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开会 时先要朗读毛语录，然后指导员训话。这方指导员是个具有非常卑劣性格的典型 人物。这种人一旦有机会欺负人，他非挖空心思去实现他的特权不可。而如果被 欺负的人胆敢那怕是流露一点不服，那当然就是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他欺负不 了你时，就会比他受到了欺负还要义愤填膺，歇斯底里大发作。这种人我见到的 不在少数，遍布社会各阶层。所以一个人若被无端地打成贱民，到处便会受到这 种人的欺凌。此人态度恶劣，说起话来脑袋左右晃动，我后来替他起了个方摇头 的外号，这一外号不径而走，他恨得我牙痒痒的自不在话下。这个方摇头说起政 策来口口声声农场内是两类不同矛盾交叉，然后就举例说李某是明摆着的右派， 是敌我矛盾。第一次批斗我仅仅是以我的一句笑话为由。那是在一次我从食堂里买 早饭回去，有人问我“有什么菜？”我随口答道“美味咸菜。”那人感到很幽默， 这话便传开了，有好几个人都称咸菜为美味咸菜。方摇头批道“难道咸菜是美味 的吗？┅”以此证明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我对这种挑衅当即于以反驳，这时的斗争必须使用语录战，大家利用毛语录 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地作为理由。例如他说我右派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我则 引用语录中看问题不能只看定义这一条说右派已是十几年前之事。他说右派是反 动派没有言论权，我说我是因言论而成右派的，实际上就驳斥了毛的话。当他理 屈辞穷时便狂呼“先整他的态度。”所谓整态度就是动手动脚了。例如将人弯成 90度以上两臂后拗即所谓的喷气式，我那时身体强壮，可并不是两个人制服得了 我的，而第三个人也插不上手来施刑。结果总是一场搏斗。
有一次整态度时逼我站在一条长凳上，然后将一只粪桶挂在我头颈上想逼迫 我低头，但我仍将头抬得高高的，就又用麻绳套在我头上两个人在下面坐着往下 拉。我撑了一会儿后就假装从长凳上跌了下来，我是直挺挺地跌下来的，把粪桶 砸在这两人身上。
每当这样地演出全武行后便以捆绑禁闭收场。五花大绑实在是一种非常残忍 的刑罚，我真怀疑，有了这根简单的绳子又何必要有老虎凳？后者无非是将人的膝 关节向反方向拗，而五花大绑时却将手臂向后扭曲，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酷刑不 过是将人正面地两臂分开，手上绑了绳子悬挂起来。这对我们所受过的刑罚来说 简直就不算一会事。在反绑以后再把人吊起来，就用你自身的重量作用于你被反 向拗过来的肩关节。无不在几分钟内大汗淋漓全身麻木的。这里也可看到电影艺 术的局限性，因为如若用这种方式上酷刑，不但演员受不了，也找不到一个适合 的角度来拍摄。
我对被捆绑是有思想准备的，若在夏季，被绑时要将手臂肌肉鼓起，那末在 绑好以后放松肌肉时绳子才不至于嵌在肉里太深。那时候还好是冬天，穿着棉衣 挨绑要好过些。绑好以后我被送到禁闭室去。会是在食堂开的，食堂的东面一小 间是厨房，而与之对称的西面原来是仓库的小间那时便是禁闭室。我被关进去后 就马上拿出鞋中准备好的刀片，将绳割断，再将断口在窗台上磨得看不出是被刀 割的。
如此在若干次的被捆绑以后，居然当方摇头狂叫要绑我时那些打手不那末起 劲了，说也可怜，原来这帮人竟是带了自己的铺盖绳来捆我的，被我割了几次未 免有些舍不得！
关禁闭实在是很好的事，至少不必再开会，也无需劳动。我在禁闭室中还听 得见外面的批斗会。有一次外间正要动手打人时，我将拉线开关一拉。原来我预 先在灯泡上放了一小片碎刀片，这样短路了电源，会场一片漆黑，那几个打手在 混乱中也挨了打。
由于我这样地对抗，关我禁闭或开会斗我都已长不了他们的威风，就不再关 我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食堂买饭，刚走到食堂门口就被两个人拦住了。这两个人是 养牛的场员，农场中大凡不在大田劳动而在所谓小单位即伙房、饲养、耕田等处劳 动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要求改造”的人，也即是专事汇报讨好的狗腿子。这两个狗 腿子拦住我的路说“你得在大家都吃完了以后才可以吃，而现在得90度站在食堂门 口的路上。”说着就对我动手动脚，我们就打了起来扭作一团。这时早就在约20米 外注视着的导演方摇头走了过来，大声喝道“你嚣张什么！”我说了情况，他说
“你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应该天天站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
我说“这且慢说，现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流氓坏分子趁此机会把我的饭票全摸走 了，你看该怎么办？”
其实我这是瞎说的。他们虽然声辩，而方摇头深知这些人的德性，也不搜我 身看看饭票还在不在身上，大概他也知道如我真被偷光了，吃不成饭也是件麻烦事， 便想了一想，吩咐另一个管晒谷场的场员汤三宝
“把他带到晒场去禁闭。”
汤是这些人中力气最大的人，所以这帮流氓都服他，此人却还有流氓义气，很 懂道理。我关在晒场旁的草屋里跟他劳动并不吃亏。他很粗心大意，有一次他把一 本语录连同其中夹的饭菜票遗失了，恰被我捡到。我将语录烧掉，将饭菜票陆续地 送给他，另外也送些衣服之类给他，就有了交情。
不久，有所谓早请示、晚汇报等的荒唐事要做，即每日两次列队在毛的像 前90度地请罪、念语录，做一种标准动作，即将语录先放在胸口心脏处（可不能 偏离）然后一面喊万岁一面手持语录向前挥至手伸直。如是三次。然而当打手们来 拉我去做这仪式时，汤却为我挡驾。说“这人是指导员交给我管的，你们要是插手， 我就交给你们，我不管了，以后出事我概不负责。”这样我就免去了受这些活罪。 而他们还以为我不能有此殊荣呢。
我在晒场的半年，其实是在该场员队最轻松的半年，我拿到了平均工资，我也 无需参加所谓的学习。等等。
1969年1月的一天，忽然开大会，我从晒场劳动中被两个人架到了会场，站在 门口等了一会，只听里面在大声喊口号。等一会儿，要我出场演出了。这次是演出一 个被逮捕的角色，我又被五花大绑地送上了一辆吉普车。当晚送到了放马场的拘留所。
第十章 判刑前后
我在分流四队被军代表宣布为反革命并逮捕后即被送往总场附近的放马场拘留 所。这是在分流庙拘留所撤消后重建的拘留所，其监房是很正规的，牢门很结实。我 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单人牢房里。等押送的人一走，隔壁大房间里就有人从观察孔里向 我喊话，问我是谁，我答复后，对方就乐了，告诉说右派队的黄建基、张亚新、王令 康、姚福申都已于当日下午关了进来，各人都分别关一间。我随即大声地呼喊他们的 名子，但他们都不敢回答。
当晚，即被提审，审我的有六、七个人之多。还是那老花样，问我知不知道为 什么被抓进来。我出其不意地回答说：
“当然知道。”
“那你交代罪行。”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你们同时抓了右派队的某某等。所以必然还是那件 事，但我已为那莫须有的事被冤枉关过两年半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们并没有说你是什么事，反正人民政府抓你就是你有罪了，你唯一的出 路就是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我没有任何事可交代的，当时冤枉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之事，完全是胡说 八道，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有，可以马上枪决我，但既然你们又一次地迫害我，如查 出来并无此事则对我要有个交代，那时我要求赔礼道歉。”
就这样对峙了很久，当然我也被迫向他们详谈了当年被关分流庙前后的经过。 审讯进行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上手铐押上吉普车，专车送往上海思南路拘留所了。思 南路拘留所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位于思南路建国西路口。这房子现在已拆毁重建了。 它是原法租界时的一个拘留所，红砖墙的四层楼房，其内部结构和上海市监狱即提篮 桥监狱是一样的（后者为五层），但有木地板。这房子内部象一条船。船的客房成了 小牢房，不过每间房只有1。4m×2。6m大，却要关四个人，其中还要放一只马桶。船的 甲板则是走廊，这走廊很宽，被称为阳台，它又分成内和外阳台两部分，中间隔着用 栏杆围起的长长的约一米宽的孔，孔上有铁丝网，但倚着栏杆可往下往上同时观察几 个楼面。所以平时看守就可在外阳台沿外墙巡视，有意外时还可使用那里的警铃。
关进去后的第一个月是完全不闻不问的。这里每日两餐，上午粥下午杂粮，杂粮 是山芋干或小米，这小米是喂鸟的那种碎米，饿得可想而知。我这一层的两个看守可 说是世上少有的恶棍，年轻的一个专喜打人，在我关处过去几间关着一个体育界的人， 常听见他被叫出去挨打。说是和他比试比试，他当然不敢还手，摔得地板砰砰响。
年纪大的一个脸上的黑痣上长着一撮毛，象贼一样轻手轻脚地会突然出现在你面 前，如若监房里正说笑着，就会罚你站，如若不服就上铐子。有一次我拿到的一份饭 是馊的，大家说可以报告，我就等一撮毛走过的时候向他报告，他说“是吗？”就用 脚将饭踢到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们都以为等一会儿劳役犯会拿饭来调换，谁知我就此 被饿了一顿。
我在半年中关过两个号子，在第一间中遇到了一位姓彭的，也是复旦的教师是个思 想犯，但胆子很小不敢说案情，关了没多久，一天晚上送来了一个老人，这老人混身散 发着臭气，是因为臀部长着个恶疮。他是因为十几年前检举了一个特务，对方被判十五 年去了青海，如今反过来检举他说他们原是同伙。我们都笑他活该。这样我们五个人挤 了一晚，谢天谢地第二天我换了一间。
这间同监的一位陈姓青年是化工厂工人，他的案子可笑极了。他买了一台有短波的 收音机，偶然听到了美国之音，听到可以写信去，他觉得很好玩，难道可以把信寄到电 台去吗？就试着写了一封，又不知寄香港的信该贴多少邮票，又听说如将信封剪去一只 角可以便宜些，就贴了国内邮资并剪去信封一角。这样一来他就以偷听敌台罪被捕，收 音机算是“作案工具”被没收。后来熟悉了，他问我以后该读些什么书籍，我开玩笑说 你最好先学学邮政章程。
另一位姓王的青年是来自劳改一队，即上海劳动工具厂的，那厂是个劳改工厂，生 产的扳手内销为劳动牌，外销则称为白象牌。他在被批斗时被打得右手肘关节脱臼，喊 痛时还说他装病，不给医治，在关拘留所时那关节已成直角地硬化了，不免终生残疾。
黄姓老者的经历就有趣了。他是黄岩人，小时家穷到上海来谋生。先是在今襄阳路的 一家裁缝店里做学徒。有一次他将一面盆洗脸水往马路上一倒，恰巧被巡逻的法国三条 杠巡捕看见，要罚款一元，他无钱认罚就被关进捕房。被判决拘留二十四小时，关在里 面吃了三顿，每顿三只烧饼。说得大家羡慕不已。
成年以后，他因一个舅父的介绍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当查票员。有一天下大雨，他仍 不偷懒，上上下下地查票，这又恰好被查岗的法国大班看到了，觉得这人不错，便通知 手下一个管事的叫他某日去见大班，意思是要提拔他。管事的对他说了，但他从没和外 国人说过话，不免害怕，就问不去行不行，那人也不说明原委，说那就不去吧。其实那 管事和他舅父是不和的，当洋人问他某人为何不去时不知说了些什么，洋人一怒之下反 倒使他丢了饭碗。
他又到一个德国人开的牙科诊所去学徒，可是一位护士看上了他，他不识风情惹 怒了她。又被辞退。
总之，一一说来，他在旧社会换了二十种以上职业。其中在抗战时也因参与将西药 运往杭州帮助游击队而坐过日本人的牢。那是关在今虹口公园处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一 人一间房，有床，白天不关门可以上厕所。吃得饱，只是害怕得慌。但一口咬定并不知 道药的去处，自己只是为了谋生赚钱，也就没事了。大家听了对比共产党的监狱，后者 主要是关得太长久，又饿得发慌。但因为自己并不犯罪，所以新来时义愤填膺，关久了 已是司空见惯，从来没有人有害怕的感觉。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话。
49年时，他那时的工作可以南下，但有朋友对他说，你是苦出身，共产党来了只 会对你有好处的，就留了下来。果然，那朋友介绍他在徐汇区区政府中找到了工作。 在初期的历次运动中，他凭着出身好，节节高升，当上了主管菜市场的工作。后来到 了困难年头。又去乡下搞四清运动。乡下的菜贩子对他招待周到。那时他的一个嫁到 香港的姐姐送给他一块进口手表，乡下人看了羡慕不已，一定想要。他心想我占了乡 下人不少便宜，就把表送给了乡下人。不料此人拿了表到处炫耀，其他人怂恿他去钟 表店估价。这一来可糟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