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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对一群心脏病患者进行了持续几年的观测，他对离开医护中心后病人的长期存活率的取决因素非常感兴趣。最重要的取决因素当然是心脏的受损程度。然而，第二个因素却让人大吃一惊：有宠物的病人存活率比没养宠物的病人要高得多。事实上，没有养宠物的病人在头一年的死亡率比养宠物的病人高上四倍。其实，爱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而是一种真实的身体需要。只有人感觉到爱时，大脑中负责做梦以及情感的皮层才会发生作用。
一项以149名患有胸绞痛的男人与女人作样本的研究表明，当他们被问及在心脏病发作以前是否感觉到关爱与扶助，那些回答“是”的人往往很少发展成冠心病。
第五章 抑郁的风景线（4）
其实，我并不需要说明和罗列这么多数据。让娜就是个强有力的证据。我自己亲眼看到爱是如何改变了一颗心灵。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转变。在让娜收养了爱丽斯一个月以后，她就减掉了体重，而且，她的抑郁状态也明显改善了。她和爱丽斯形影相随。她甚至获准带着爱丽斯来参加心脏治疗计划。在让娜锻炼时，爱丽斯呆在一个小筐里等着她。
几年以后，我们做了一次血管造影检查，我们发现让娜的病情大为好转，她现在已经具备接受搭桥手术的条件了。
在她动手术以前，我去看了她，发现她坐在床头，端详着一张照片。当我走近时，她把照片递给我，在照片上，爱丽斯坐在飞机的舷梯台阶上往下看，那样子好像她正朝着全世界微笑。
“他们说，为了让我在手术前保持平静，让我好好看看我最爱的人的照片。”让娜说道。
“就应该这样。”我告诉她。
“我希望一周之后我就能出院。帮我照看小狗的女人说，爱丽斯没有我照顾它，可怜极了。它根本不肯吃东西。”
“它得了相思病啦。”我开玩笑说。
让娜从她厚厚的眼镜片后严肃地看着我说：“是的，一定是相思病。我认为这是它和我在一起的原因。”
当护工进来把她抬上手术车时，让娜把手搁在床单上，紧紧攥着爱丽斯那张照片。
让娜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那些传统方法也许正是对付抑郁症和心脏病等疑难杂症的最有效手段。
药物与认知治疗并不仅仅是——也并非最好的治疗手段。事实上，许多随机实验已经揭示，在患有抑郁症的心脏病人中使用药物与认识行为治疗，并不能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并不是只有阻塞的动脉与心肌损伤才能妨碍抑郁的心脏病人坚强地活下去。一系列研究都表明了，病人的求生愿望以及信念能够影响到他们的生存能力。
在心脏病研究领域中，人们已经发现乐观心态会降低死亡几率。在一次实验中，那些把自己描述为乐观向上的病人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平均死亡率，均远远低于个性消极低落的病人。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指出，乐观积极会降低老年人的心脏病死亡率，而消极沮丧则反之。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也报告说，乐观开朗的妇女的颈动脉血管壁不会变厚。
积极乐观的心态来之不易——它需要坚韧不懈地努力。人们可以通过实践感恩来培养这种心态。
积极心理学认为那些感恩惜福、知足常乐的人比那些贪得无厌、永无餍足的人更为快乐健康。毋宁说是他们因为幸福而感恩，不如说他们因为感恩而幸福。
感恩知足一直被视为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美德。研究显示，感恩知足的心态让人们更好地应对压力，让他们更为乐观，从而提高了身体免疫力。
“如果你需要提高你的幸福感，有许多办法都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拥有一颗感恩之心，这才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手段。”加州大学戴维分校的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艾蒙斯这样说。他一直从事一项有关于感恩心态的研究。
有证据表明，在纸上列出你需要感恩知足的事物，以及你仍然感到不满的事情，有助于保持积极的心态。
你可以在纸上写下这样的句子“我要谢谢……”然后，你可以仔细地把你的愉悦与幸福事无巨细地记下来，这样的话，你会很容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也有助于保持健康。
还有一件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品质，那就是：宽容。
许多哲学家与宗教领袖，比如耶稣和释迦牟尼，都倡导人们要宽容平和。然而，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了长时间的忍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重压。研究表明，那些遭受了不公与冤屈的人往往会患上与压力有关的病症，而且，他们的心血病死亡率远高于正常人。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召集了36名患有冠心病的男病人，他们都具有与家庭冲突、童年遭遇、工作经历、战争等因素有关的精神压力。后来，那些接受了宽容训练的人的心肌回血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宽容能够减少痛苦、愤怒、仇恨和恐惧，这些情绪长期困扰着许多人，使血压升高，改变荷尔蒙的分泌，并诱发心血管疾病，抑制人体的免疫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试验者回忆生活中发生过的琐事；同时测试他们的心率与出汗频率，他们发现，一旦心率与出汗频率提高时，肌肉紧张度也随之升高。另一项测试则分别针对20名人际关系良好的人和20名人际关系糟糕的人进行。当后者被问及他们的人际交往时，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指标就会增高，而体内皮质醇是一种能够损害免疫功能的压力荷尔蒙。
我的许多心脏病人长年受到抑郁悲观情绪的折磨。让娜仍然抱怨她的父母不够爱她，指责她的姐姐骗光了她的遗产。但是，玛丽安·威廉姆斯说过：“我们并不会为过去得不到爱而停止不前，相反，如今我们爱得还不够。”
我有一名叫乔伊的病人。我对他采取的惟一治疗手段便是让他的心脏恢复原状。乔伊来看病时已经70岁了，身材矮小圆胖，一双银蓝色的眼睛，表面上看起来快活开朗。
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大步流星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和我是认识已久的熟人。“很高兴能遇到你，大夫。”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水牛把幼仔放在学校里，它会说什么？”
第五章 抑郁的风景线（5）
“不知道。它说了什么？”
“它会说：‘野牛。’”
他爆发出一阵洪亮的笑声，我目瞪口呆。他瘦小的妻子脸上长着雀斑，对我忍耐地笑了笑，显然他们结婚很多年了。
乔伊像我一样，是来自外乡的纽约人。他是一名退休股票经纪人，兴趣广泛，交游颇广。他曾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高尔夫球爱好者、慢跑爱好者以及环球旅行家。但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在我们开始谈到他的病情后，乔伊的诙谐俏皮便消失无踪了。他的大夫告诉他，他已病入膏肓，全无指望了。他遭受过多次心脏病的袭击，心肌已经衰竭无力。他的动脉已经严重堵塞了，他虚弱的体质也无法承受搭桥手术。稍微一用力都会让他胸疼、气喘、全身乏力。
“他们让我减肥，可是，我想在房间里没有疼痛地走一走都不可能，怎么让我瘦下来呢？”他告诉我说，“我只能在椅子里坐以待毙了。”
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我很清楚生命的质量与生命的长度具有同样的价值。你能在ICU重症监护室里看到许多垂死的病人，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痛苦的尽头。在我心中，生命质量更为攸关重要。如果你得忍受病痛的折磨，或者沮丧抑郁得不想离开椅子，活得再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不能让病人像以前一样享受他的人生呢？
乔伊的心脏病迫使他放弃了许多曾经带给他无尽欢乐的活动。
我开始怀疑，在他开朗豁达的外表之下，是不是隐藏着深深的抑郁与忧伤。我们谈得更深入后，我发现他完全换了个样子。他蜷缩在椅子里，耷拉着脑袋，开始没完没了地抱怨他的无精打采和长期失眠。抑郁症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他往往会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我骨头发疼，我精疲力竭”，而不是说“我情绪很差，非常沮丧”。研究显示出，在抑郁症患者中，年龄大的群体比年轻一些的群体更不可能向别人表白内心。
因此，有些患者并不像传统抑郁症患者那样有明显的情感性症状。他们更多像乔伊那样，抱怨自己全身无力，疼痛不堪，或者食欲减退。
心脏病发作后，抑郁症常常会随之而来，而且，在病情发作的十八个月内，很可能导致死亡。这种高死亡率的原因在于，抑郁症患者很少愿意遵循医嘱，去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各种诱因。乔伊就是这种自暴自弃的例子。过去十年中，他遭受了三次心脏病的袭击。他的妻子说，每次心脏病发作后，他都变得绝望消沉，而且，他拒绝吃医生推荐的健康沙拉和鱼类，甚至还拒绝服药。
“有什么用呢？”他告诉她说，“让我再吃一个汉堡得了。反正很快我什么也享受不到了。”
男人经常被塑造成坚强独立的硬汉。他们比女人更难以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我怎么会有抑郁症？”当我试图触及这一话题时，乔伊叫了起来：“我有那么好的太太，她像把保护伞似的照顾我。我小的时候，整天有上顿没下顿的，也不清楚我父亲什么时候失业。嗯，这一定是我得抑郁症的原因吧！”
在一个把男子气概等同于刚强自立的文化背景中，这类说法我以前听过很多次了。但是，我坚信乔伊一定是患上了抑郁症，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也很清楚，他已经时日无多了。任何一名医生（包括我自己）都不能告诉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倒下，也无法告诉他还能活多久。
我并不想粉饰太平，对他的抑郁症只字不提。有了让娜的先例，我反复叩问自己，我怎么样才能切实地帮到病人呢？
我再次阅读了他的体检结果，我注意到他几乎所有的主动脉都堵塞住了，只有一条小血管还畅通，我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
“乔伊，我还想问你一些事情。如果你现在身体健康，能够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你会做什么呢？”
乔伊的脸亮了起来。“太简单了，我要开车漫游全国，去东部看看我的朋友们。”
“好吧，我们来做一个计划。”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给他，我决定给他仅余的一根动脉做支架手术，然后，让他参加我们的治疗计划，进行饮食调理和适当锻炼。听完之后，他的神色马上转变了。他坐直起来，头也抬高了，我看到一抹光芒在他的蓝眼睛里一闪而过。我们都清楚，这是从死神手里抢夺回来时间，可不管如何，这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了。这个计划能让他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乔伊的搭桥手术非常成功，缓解了他长年的胸痛。同样重要的是，他马上在心脏治疗小组里交上了一群朋友，他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困扰。他们一起开始一系列针对严重心脏病患者的锻炼计划。乔伊似乎最喜欢其中的水上活动。他参加活动的那些天里，游泳池里回荡着他爽朗的笑声。病人们把他围成一圈，听他讲各种趣闻轶事。看着他，我想起了以前一名同事告诉我的话：“孤独会带来疾病，团结则带来健康。”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站在斯克里普斯中心的草地上，看到有个人步履轻快地向我走来。当他走近时，我惊讶万分地发现那竟然是乔伊。
“真让人难以置信。看看，你能走这么久的路了！你现在不再疼了吧？”
“一点也不疼了。”他说着，抓着我的胳膊，拉我走过了草地。“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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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抑郁的风景线（6）
“有一名律师拜访了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罪犯，他对这名罪犯说：‘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 罪犯说：‘好吧，你先把坏消息告诉我。’律师说：‘坏消息就是，警察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你的血迹。’‘那好消息呢？’罪犯问道。‘你的胆固醇值是1/70’。”
乔伊停下来，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很快要去实行我的东部旅行计划了，”他接着说，“我们星期四就出发，但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要去参加纽约的一个万圣节晚会，我想打扮成医生。你能不能给我找点道具？”
“当然没问题。”我说，“你明天来吧，我给你找找看。”
第二天，他来到我办公室，拿走了一件手术衣，一副手套和一顶帽子。我甚至给了他一副听诊器。
“你真的都给我了？”他把听诊器举起来问我。
“这是借给你的。”他拥抱了我一下之后，停在门道上。“真的很感谢你，大夫。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祝你玩得开心！”我看着他欢快地走出大厅，和一路碰到的大夫们开着玩笑，逗弄着护士。尽管他年老体衰，他比这儿任何一个人都更有活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得知他突然离世后如此吃惊的原因。我喃喃自语道：“再见了。”
三周之后，我接到从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打来的电话。是乔伊的妻子丽兹。
“嘉妮丽大夫，乔伊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已经过世了。”她停了好一会儿，我能听到她正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告诉你他去东海岸了。他参加了万圣节晚会，有机会见到了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他穿着你给他的衣服，自称是‘好感觉大夫’。他是那场晚会的核心人物。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胸痛……”
我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反复回想着他离开的最后一瞬。
“您不用太难过了。这也是乔伊让我告诉您的。他已经和所有的朋友道过别了。这是他要做的事。他其实并不伤心。他也不希望您伤心。”
“谢谢你告诉我。”
“另外，我发现他在治疗小组的会议上列出的感恩名单。我想，你听到他把您列在我之后的第二位，一定会很高兴的。”
让娜和乔伊一样，都是抑郁症患者，可两人却截然不同。让娜在得心脏病以前，就已经患有抑郁症了，而且，她的抑郁症还加重了心脏病。而乔伊正好相反，他是在心脏病后患上的条件性抑郁症，当他为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时，抑郁症便随之而来。
丽兹挂上电话以后，我望着眼前的数字发了一会儿呆。我在看什么呢？我不记得了。我把手头的文件推开了，把电脑关上，向自助餐厅走去。我向来都会避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办公室里吃午餐。
我拿着一块三明治，坐在两个劳累不堪的医生中间，他们在说着我已经听出茧子的笑话。
那天拉约拉的天气非常好，灿烂的阳光像一道金柱，反射到屋子里，一直照到桌子，晒到我的手臂上。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之中，观察着自己的双手能够自由地听从神经的指挥，把杯子端起来。
“你在做什么呢，米米？”过了一会儿一名大夫问我。我抬起头来看着他，直视他的眼睛，微笑起来。
“我没事。”我告诉他，我突然泪眼迷蒙。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白感恩的道理。让我一个人体会这份感恩之心吧。
谢谢你，乔伊。
第六章 神圣的启示（1）
人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着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压力荷尔蒙的分泌，而这些荷尔蒙则导致高胆固醇和高血糖，从而诱发心脏病。所以，一位称职的医生不仅应该了解病人的心脏状况，而且更应该了解病人的心理。
17岁那年，我参加布鲁克林区的紧急救护社团的工作，第一次遇到了天使。
我们一起帮忙抢救一名叫做罗·埃斯波斯托的人，他在本森赫斯特的一次聚会中心脏病猝发。布鲁克林的夜晚温暖宜人，我们抬着担架冲出晚会朝救护车跑去时，不得不推开一些喝得醉醺醺的人。
这戏剧性的一幕令我刻骨铭心，千钧一发的紧张气氛，急救灯不断闪动着，你的动作必须敏捷高效，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满足你的英雄感呢？
当我们把救护车的警报器开响以后，我真不敢相信纽约平时那些霸道的司机们居然会纷纷让路，好让我们的车子尽快到达医院。这种尊严感让我满心欢喜，在面临灾难时人们携手相助的团结精神，使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关。
罗·埃斯波斯托是社区里相当有名的人物，他白天是个屠夫，晚上就变成了赌马者。我老是看到他在肉店的柜台后面，应付着那些挑剔的家庭主妇，按她们的要求切割着牛胸脯肉。今天晚上，他穿着平时下班后老穿着的行头——带着金链子，一副飞行员墨镜，穿着件针织衫——后来，我们不得不狼狈不堪地把这件衣服扯碎了护住他的胸部。据我所知，他并不是一个有着宗教观念与信仰的人，可是，当我们试着让他躺上心电监护仪时，他嘴里却喊着：“天哪，上帝啊，看看那边，那儿有个天使！”
虽然我仅有17岁，但这已经是对我持有的科学理念的考验了。我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眼他正在比划的方向，而是继续帮助我的同伴格恩先生工作。格恩先生是个遇事镇定冷静的中年人。
我出生于天主教家庭，是在天使的包围中成长的，他们在赞美诗里反复出现，在油画的背景里飞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真的相信有天使这么回事。
三年级时，我的朋友萨拉告诉我，她做扁桃体手术时，周围有一个守望天使保护着她。我让她证明给我看时，她却恼怒起来：“心诚则灵，米米。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后来，这样的反驳我听了无数遍。
但我是那种酷爱刨根问底的学生，喜欢实验室里的气氛和科学的实证。
那天晚上，罗·埃斯波斯托没完没了地叫喊着天使，格恩先生只得说：“好吧，埃斯波斯托，我们会让你的守望天使一路跟着上医院。”然后，他关上了救护车的门。
我们俩守护在他身旁，一路上头脑清醒得很，在那辆救护车里头根本没有天使能待的空间，更没有别的神仙。
后来，当我上了医学院以后，我那天表现出来的态度正好符合那里的要求。我知道许多医生很不喜欢精神疗法，他们把这些治疗手法归类为占星术这一类不可信的非科学理论。一俟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