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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总有一些事故发生。而在30英里之外，幸福满足的村民在读着城市的狂言妄语！一座大城市真是一群无助的群氓的聚集地。它使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从外面运送来的，停止运输就等于使城市这个城市瘫痪。它靠商店的货架生活，而那些货架什么也不生产。城市无法养活自己，无法给自己衣服穿，给自己取暖，给自己房子住。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如此地人为假造，有时本能会为这些反自然的一切而生出反叛之心。
最后，在大城市里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如此之高，几乎让人无法承受了。它对生活抽取那么重的税以至没有剩余以供维持生活了。政客们发现那么容易借钱，他们便把钱借到了极限。最近10年内，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的管理费都大大地增加了，这笔费用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还借钱的利息的。这笔钱要么用于非生产性的砖头、石头和灰沙，要么用于城市生活的必需设施，比如供水工程和下水道工程，这样的费用远远超出了合理的限度。那些用以维护这些工程的钱，为了维持大量人口和交通的秩序的钱，远远比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的利益多得多。现代城市是挥霍浪费的，它是处于破产中的。而未来，它将不会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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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拖拉机与机械化耕作
一般人并不知道我们有拖拉机——我们把它称之为“福特森”（Fordson）。它比我们预期的提早一年投产，因为盟国战时粮食紧缺，我们把所有的早期产品（当然，除了那些用于测试和试验的）都直接运到了英国。在1917年至1918年，战争最关键的时期，也就是德国人的潜水艇最忙的时候，我们跨海运送了5 000辆拖拉机，每一辆拖拉机都安全运到了。英国政府的官员们很客气地说，要是没有这些拖拉机的帮助，英国几乎无法对付粮食危机。
正是这些通常由妇女驾驶的拖拉机，翻耕了过去的私人地产和高尔夫球场，几乎让全英国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而没有从战斗部队抽人或减少军工厂的人力。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1917年参战的时候，英国的粮食管理部门发现，由于德国潜艇几乎每天都击沉一艘货船，已经吃紧的海运能力既要用于运送美国军队过海，运送战斗部队的粮食，运送美国部队和盟军必需的军火，同时还要为英国本土的人口运送足够的粮食，这是完全不够的。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把殖民地人民的妻子和家庭驱逐出英国，并制定计划在国内种植粮食。这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全英国没有足够的牲口用于犁地和耕种，种植的庄稼所收的粮食甚至还不到进口的一小部分。机械化农业几乎没有听说过，因为战前英国的农场并没有大得足以购买沉重的、昂贵的农业机器，尤其在他们的农业劳力那么便宜、那么充足的情况下。英国人也曾尝试制造各种拖拉机，但那些拖拉机都是些笨重的家伙，大多数是由蒸汽机带动。不过，甚至连这种拖拉机都不够，也难以生产得更多，因为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军火。而即使能生产这种拖拉机的话，它们也太庞大太笨重了，无法用于一般的土地的耕作，并且还要工程师的管理。
当时，我们的拖拉机厂并没有处于准备生产的状态。高地公园的工厂本来可以调整，但工厂的每一台机器都在日夜不停地生产必需的战略物资。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们在狄尔波恩的工厂建起了临时厂房，在那里装备上用电报订购、用特快列车来运送的机器。在不到60天的时间里，第一辆拖拉机便在纽约码头交到了英国当局手中。当时他们没有马上找到货运舱位，不过，1917年12月6日，我们收到了这份电报：
伦敦，1917年12月5日
索伦森
福特森，F·R·迪尔伯恩。
第一辆拖拉机已收到，史密斯和其他的人什么时候动身。回电。
佩里。
最终，5 000台拖拉机的水路运送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了。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拖拉机在美国被人认识之前就已经英国使用很久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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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为什么要有慈善业？（1）
为什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有慈善事业？当然，我并不是反对仁慈之心，上帝不允许我们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灵冷漠无情。人类的同情心是非常美好的品质，冷漠、算计的态度是无法取代它的，任何伟大的进步后面，都不可缺少人类的同情心。正是在帮助他人的美好愿望下，每一种重要的服务才得以进行。
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一伟大的美好的动力用在了太小的目的上。如果人类同情心促使我们给挨饿的人以粮食，为什么它不能实现最大的希望——使饥饿在我们中间完全消除呢？我们的同情心如果足以帮助人们摆脱困难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同情心让他们根本就不会陷入困境之中。
给予是容易的，难的是把给予变得不必要。要使给予变得不必要，我们必须要看到使个人痛苦的原因——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不能满足于暂时的解救。难以做到的似乎是找到事情的根本原因。大多数人能够行动起来帮助一个贫困的家庭，但是难得把脑子用在彻底消除贫困上面。
对职业的慈善者或任何种类的商业化人道主义，我都没有耐心。在人类的帮助被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和职业化的那一刻，这种帮助初衷就被消除了，它就成了一件冷漠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了。
真正的人道帮助永远不能印成分类卡片或做广告。有更多的孤儿在那些爱他们的人们家里得到照顾，而不是在收养机构。住在朋友家里的老人要比你在老年之家看到的更多，而由家庭给予家庭借款得到的帮助，要比社会贷款给予的帮助更多。这就是，基于人道的人类社会对它自己本身的守护。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把慈善的自然本能商业化。
职业慈善机构不只是冷漠的，并且其害处多于益处。它贬低了那些接受帮助的人们，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它是和伤感的理想主义相联的。几年前，一种观念广为流传，认为服务是我们应该期望的为我们而做的事情。数不清的人们成了善意的“社会服务”的接受者。我们中的一大部分被娇宠成陷入等待的、孩子一样无助的状态，由此诞生了为人们做事的常规职业。这给了可称赞的服务热情一个渠道，但它并未给人们的自强做出任何贡献，也没有改变产生对这些服务的需要的状况。
比这种鼓励孩子气的任性更糟的是，它不是训练自强和自足，反而造成了一种憎恨的情绪，这点总是抵消掩盖了慈善的好处，人们经常抱怨他们帮助过的人“忘恩负义”。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第一，我们所谓的慈善之举几乎没有真正的慈善，没有完全是出于同情的。第二，没有人会由于被迫接受别人恩惠而感到快乐的。
这样的“社会工作”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施舍的接受者感到他在拿的时候被藐视了。施舍者在施舍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被蔑视了——这是一个问题。慈善从不会使一桩事能彻底了结。慈善机构的目的如果不是使它自身变得不必要的话，它就不是在提供服务，它只是在为它自己制造工作，是不生产的记录上添加的又一项。
当那些似乎无法谋生的人摆脱这种不能进行生产的状况，能够投入生产时，慈善便可有可无了。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述的我们工厂的经验证明，在进行完全分工的企业中，有很多工作可以由缺手、断足和瞎眼的人来做。科学的企业并不是怪物，所有靠近它的人都会被它吞掉。如果它是这样的怪物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站在它在生活中应站的位置上。在企业之外、之内都肯定会有需要强壮的人运用全部力气进行的工作，当然也会有其他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很多，需要比中世纪工匠的技术更高的技术。产业分工使得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或一个有技术的人总是能使用他的力气或技能。在以前的手工工业中，一个技术人员要把他的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上。那是一种浪费。因为在那时候，每一件既需要技术劳动又需要非技术劳动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完成，因此几乎没有余地留给那些由于太笨学不会技术的人们或那些由于没有机会学一门手艺的人们。
没有机器，只靠手工劳动的人只能挣得温饱生活，他不可能有积余。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到年老之后，他必须由他的孩子们来赡养，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他就应该能得到公众赡养。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很不必要的。产业分工实际上能为任何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在很多高度分工的工厂里盲人能干的活比非盲人的还多。在每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上，那些可能被当作慈善救济对象的视力不佳者，能够挣得和那些最灵巧、身体最棒的人完全一样的舒适的生活。让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去做一份可以由残疾人做得一样好的工作是一种浪费，让盲人去编织篮子是一种可怕的浪费，让囚犯去锤石头或捻麻绳或做任何琐屑没用的工作都是浪费。
一座管理良好的监狱不仅应该自给自足，而且一个坐牢的人应该能够养活他的家庭。如果他没有家的话，他应该能够积攒一笔钱，在他出狱的时候能带走。我并不是在提倡囚犯劳动或实际上像奴隶一样使役人。这样的想法是羞于出口的。不管怎么说，监狱的事我们已经做得过分了，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但是，只要有监狱，它们就能被恰当地纳入整个生产计划中，这样一座监狱便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这可以减轻公众的负担，同时也使囚犯受益。我知道有法律——由没有头脑的人通过的愚蠢的法律——限制监狱的工业活动。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听从所谓的劳工命令通过的。它们其实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增加一个社会的负担不会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人有好处。如果头脑里牢记着服务的念头的话，那么每个社会中要做的工作比能做工作的人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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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为什么要有慈善业？（2）
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消除了对慈善家的需要。慈善事业，不管其动机是多么高尚，都不是为自强而存在的。我们必须自强。一个对现状表示不满意不满足的社会是更好的社会——我不是指那种琐屑的、日常的、斤斤计较、没完没了的不满，而是一种高瞻远瞩似的不满，它相信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并且应该在最后干得更好。为服务而组织的产业——员工和领导一样必须进行服务——能够提供优厚的工资使得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自我依靠和自我养活。一个把时间和金钱用来帮助这世界而为自己做得更多的慈善家比那种只是施舍并因此鼓励懒散的慈善家要好得多。慈善，像别的一切一样，应该变得有生产能力，我也相信它能够这样。我个人对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医院进行了一些实验，想发现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慈善的机构能不能靠自己而维持下去。结果，我发现它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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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些人事及看法（1）
没有人在广阔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能超过托马斯·A·爱迪生（Thomas A。 Edison）。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是我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工作时——也许是1887年或稍晚一点。当时电力方面的相关人员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一次会议，爱迪生作为电力科学的领导者，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我那时正忙于我的汽油发动机，大多数人，包括我在电力公司的所有同事，都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把时间花在汽油发动机上纯属浪费，因为未来的动力将是电力。这些劝阻对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只是全心全力地继续工作。但由于此时和爱迪生同在一个屋子里，这使我想起，要是知道电力大师是否认为电力将成为未来惟一的动力，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此，在爱迪生先生作完演讲之后，我设法和他单独呆了一会儿，我告诉他我正在干什么。
他马上就表示感兴趣，他对每一种知识的每一种探索都有兴趣。然后我问他是否认为内燃发动机会有前途，他用他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答：
“会有的。任何重量轻、能发动大马力并能自动补给的发动机，都会有极光明的前途。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把全国的所有工作都干好。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电力能做什么，但我自认为它并不是万能的。继续做你的发动机吧。如果你能做到你想做的，我看会有远大前途的。”
这就是爱迪生的特点。他是电力工业的中心人物，而当时的电力工业正当年轻、充满激情，那些电力工作人员的眼睛看不到任何别的，只看得到电力，但他们的领导者清晰地看到，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做得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爱迪生能作为领导者的原因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和爱迪生相见的情景。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再次见到他，那时我们的汽车已被制造出来并且投入了生产。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们在一起对很多看法交换过意见。
他的知识面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对每一个有想象力的问题都有兴趣。他不受任何限制，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与此同时他又总是脚踏实地，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他认为“不可能”是对我们当时还没有取得的知识的描述。他知道随着我们的知识的积累，我们在积蓄着力量克服不可能。这是干“不可能”的事的理性方式。不合理性的方式是不付出积累知识的劳苦而盲目乱干。爱迪生真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此外他还具有建设和管理才能。他不仅有设想，而且还能把它们变成现实，他有着一个发明家身上罕见的管理人和事的能力。他几乎总被认为是有想象力的、好幻想的人。虽然他首先不是一个商人，但出于特别的需要，他还是使自己成了一个商人。爱迪生能做好任何一件他用脑筋去做的事情，他能看穿事物，而今天，最为缺乏的就是看透事物的能力。
回到约翰·巴罗夫来。当然，我知道他是谁，我几乎读过了他所写的每一本书，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见他，直到好些年之前，他提出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抨击。他厌恶金钱，他特别憎恨金钱给予那些粗鄙的人的权力，让他们毁坏美丽的乡间。他变得对金钱和由之产生的工业很讨厌了，他不喜欢工厂和铁路的噪音，他批评工业进步，并且他宣称汽车将会扼杀人们对自然的欣赏。我根本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想他的情绪把他带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所以我送了他一辆汽车并请求他试一试，让他自己去发现汽车会不会帮助他更好地了解大自然。那辆汽车——他花了不少时间才学会自己驾驶——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发现汽车能帮助他看得更多。自从他有了汽车之后，几乎所有的追寻鸟儿的探索都是在方向盘后面进行的。他认识到他不再被局限于斯拉布赛德（Slabsides）周围的数英里之内，而是整个乡间都向他敞开了。
我们的友谊因那辆车而建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友谊。他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也不是为着伤感的情绪而进行他艰苦的研究。在户外，他是很容易变得感情用事的一个人，因为追寻关于鸟的真理很难像追寻机器原理一样不动感情，但约翰·巴罗夫做到了这点，其结果是他所做出的观察都是非常准确的。他对那些不会准确地观察自然生活的人很不耐烦。约翰·巴罗夫爱自然首先是因为自然本身而爱，自然不只是他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素材，他在写自然之前就已爱上了自然。
在他生命的晚年，巴罗夫转向了哲学。他的哲学并不只是关于自然的哲学，而更多的是自然哲学——一个一直居住在林间安宁氛围中的人的悠长、静穆的思索。他并不是一个异端，也不是泛神论者，他并没有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之间作出什么区分，也没有在人性和神性之间作出什么区分。约翰·巴罗夫过着健康的生活，他很幸运，他的家就是他出生时所在的农场，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能使头脑安宁的。他热爱树林，并且让满脑子尘土的城市人也热爱树林——他帮助他们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并没有挣到多钱，也许，他本来是可以挣到很多钱的，但那不是他的目标。像其他的美国自然主义者一样，他的工作可以被描述为对鸟窝和山间小道的巡视。当然，这个工作是拿不到美元和美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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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些人事及看法（2）
当了解到事情真相之后，巴罗夫改变了对工业的看法。也许我在这方面起过一些作用，让他能够了解到整个世界不能依靠寻找鸟窝来生活。在他生命中的一个时期，他反对所有的现代文明，特别是与煤炭和与交通噪音的出现有关的工业进步。也许这是随他对文学的喜好而来的，因为华兹华斯（Wordsworth）也讨厌铁路，而梭罗（Thoreau）说他靠步行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景象。也许是诸如此类的影响使约翰·巴罗夫有一段时间一直反对工业发展。但也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他后来终于明白，对他来说，别人的趣味在别的方面——就好像他的趣味在自己的方面一样，是这世界的一大幸事。自从有观察记录以来，在鸟巢的营造方式上似乎没有发现能观察得出来的变化，但这几乎难以成为人类不选择现代的卫生住房而仍保持穴居的理由，这就是令约翰·巴罗夫头脑清醒的一个例子。他是自然的热爱者，但他不是自然的奴仆。在时间的流逝中，他终于能够看到现代工具的价值并赞同这些工具，虽然这事本身就很令人感兴趣，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作出这些改变是在他年过七旬之后。约翰·巴罗夫决不会因太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成长。那些由于太老而不能改变观点的人是虽生犹死的，葬礼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约翰·巴罗夫的死没有丝毫悲哀可言。当稻谷在丰收的阳光下变成成熟的金黄色，收获者便忙着把它捆成束，这时谷粒没有丝毫悲哀可言。它已熟透了，它已完满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