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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一个小城一个中学，我没有感觉到传说中省重点的巨大压力。我的作息规律，早睡早起。假期里补课也因为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而很乐意去。同学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竞争，互助的气氛很浓。我经常会花多半的自习时间给同学讲题，助人的同时也让我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好朋友之间，也会聊明星、谈论隔壁班上的帅哥和对未来的打算。关于高中生活，我很幸运能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
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的工资不高，通过平时的节省攒下一些钱供我和姐姐上学。爸爸是一个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的人，即使没有加班费，他也经常留在办公室里捉摸怎样改进产品的设计。妈妈非常疼爱我们，经常把发给她用于降暑的雪糕用毛巾裹好，带回家给我们俩吃。因为爸爸妈妈的爱，我和姐姐都很健康的长大，考取了理想的学校。我考大学的那一年，有一个空调厂家登报说要奖励省状元一台空调。领奖的那一天，我非常开心，因为这也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次帮到家里。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事实上，1996年我们省有两个理科状元，都是女生。另一个状元名叫卓玲。我们两个都选择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有幸成为同学。她来自西安，学识和气质非常出众，刚入校就在“青春风采大赛”里获得了第一名，让我这位同乡非常仰慕。我那时土土的，但非常热衷体育运动，在新生的定向越野比赛里拿了一个第一。之后，还参加过北京高校（获女子个人第一）、全国（获女子团体第三）和国际的定向越野比赛。定向越野又叫“寻宝游戏”，组织者事先布置了一些点，类似于在不同的地点藏了宝贝，并把它们的位置绘制在地图上，要求参加者按照地图找到各个藏宝地点，用时最短的人获胜。这项运动很有意思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你随时需要确定自己在图上的位置，这在不熟悉的野外并不容易做到；二是图上最短的线路不一定是实际用时最少的，这是因为地形的缘故，比方说爬坡的速度要比平地大约慢四倍，因此如果能事先很好的估计到难度，看似绕远的路线往往可以节省大量的体力和时间。我的长跑速度并不快，但有着很强的识图和规划线路的能力，因此在众多长跑高手中可以脱颖而出。
参加定向越野的经历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据说，在我面试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时候，马维英博士对简历上的这些经历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我在工作中也发现做研究和定向越野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为了达到一个研究目标，我们往往需要把工作分成多个阶段，通过努力一个一个地去攻克子目标，最终完成项目整体。我们的研究计划就好像定向越野运动里的地图，每个子目标都是一个藏宝地点。这种化整为零的方法能够很有效的管理我们做研究的进程，大大降低失败的风险。要完成好一个研究项目，我们也同样需要两种能力：一是自知，包括了解自己的优势和比较准确的估计目前的研究状况；二是良好的感觉，知道如何才能更有效的达成一个目标，有时最初的一些工作看似间接，例如准备数据和建立评价体系，实际上却大大减少了盲目尝试所耗费的时间。
回首往事，我感到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课余的兴趣爱好，只要愉快地付出了热情和努力，总会有所收获。正如我的一位数学竞赛培训老师所说：“你也许会怀疑今天所学的除了竞赛有什么用，将来，你会惊讶的发现，它们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作者介绍：
宋睿华，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数据管理组研究员。2000年和2003年分别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年至今在职攻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加入研究院，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检索和抽取方面的研究。2004年带队参加国际信息检索评测会议TREC，获得网络搜索子评测的第二名和查询词分类子评测的第一名。她在大学期间是一名运动健儿。
为实习生打工的“馒头” 徐迎庆（1）
从某种意义上说，微软亚洲研究院其实更像一所大学。
这不仅因为我们是###授予的第一家外企博士后工作站、我们与国内外众多高校有着长期和稳定的友好合作、我们有众多的资深研究员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国内外大学合作每年接受几百名来自全球的实习生。在研究院里，随处可见莘莘学子的身影。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能够有优秀的实习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在微软也是一样。公司对实习生非常的重视，比如：比尔·盖茨在退休之前几乎每年都要邀请优秀的实习生去他家里吃晚餐，而正式员工是没有这样的待遇的J。社会上对于微软是如何接受和培训实习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难怪，因为每年有上千上万的同学申请到微软实习，但是鉴于名额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申请者最终有机会。
微软钟情于“三好学生”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不同的研究小组对实习生的技术背景的要求会有所区别。但是，总体标准是差不多的。我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三好学生”，即：数学好、编程好、态度好。
按照我的理解，“数学好”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有着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基本的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有关的基础课要学的扎实；而且要灵活和有效地处理棘手的问题。这从我们的面试题目中也常常有所体现。
比如，有个问题是：请你设计一下，北京市需要多少个加油站以及怎样布局。有些同学就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不了解北京的具体情况也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基本数据。但是，有的同学就很聪明，他主动地反问考官：请您告诉我北京市有多少辆车？每辆车单位时间平均需要多少油？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北京市的地图？可不可以告诉我北京市平常运行车辆的大概分布情况？等等。其实这也是相当于在采集数据；当把这些基本数据拿到手之后，加上运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这个问题就基本可以回答了。
顺便说一句，一般来说，如果申请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正式员工的话，需要通过八个人的分别面试，大约每人一个小时面试时间，总计大约八小时。所以来参加面试不仅是紧张的脑力劳动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J。
“编程好”就是希望同学们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能够有能力去探索所面对的技术难题。我们常常对同学们说：做研究和体育比赛很类似，就是看谁能够做到速度更快、水平更好、结果更好；但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体育比赛还可以有亚军和季军，而做科研则只有冠军，否则你连发表论文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企业里面，研究院就是公司的智囊团。微软研究院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计算机应用技术。我们所从事的大部分科研课题都是前瞻性的，前人没有做过，难度也很大。这就需要很多人在一起合作，因此我们要求来申请实习生的同学们“态度好”。态度好就是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激情，要能够与人合作和沟通，要能够尊重伙伴并与团队伙伴相互支持。
因此，总结下来就是：数学好是基本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编程好是基本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态度好是具有优秀的团队精神，能够并善于与伙伴合作。当然，最基本的、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人品要好，遵纪守法。
怎么能“对得起”实习生
研究院曾经为实习生多次举办如何做科研以及如何写学术论文的讲座。例如：张亚勤院长主讲如何写论文、沈向洋院长主讲如何做科研等等。记得沈向洋院长曾经很形象地用枪扎一条线、棍扫一大片来形象地说明，做研究首先要看准一个问题深入地做下去；然后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迅速成长。
如何为实习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迅速地成长，是每一个导师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的体会是，在项目开始初期，导师要先做好作业。
首先，我们会和每个学生开会讨论他们的个人研究兴趣，了解同学的想法；如果他暂时没有想好要做什么题目的话，就给他一些例子，并且结合他的专业背景和个人兴趣给他一些建议，供他选择。这样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把最适合他的题目基本选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实习生打工的“馒头” 徐迎庆（2）
然后，根据所选定的题目，会先和他一起去读30篇左右的研究论文。其中要求他大概了解这30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对其中的最相关的5…10篇要基本上搞清楚技术的细节，此外他自己要按照论文的方法去实现其中1…2篇文章的算法，然后向整个研究小组报告他读论文的体会和对论文的分析，组内成员大家一起向他提问和建议。这就要求实习生必须读懂有关的文章，否则很难通过大家的提问。
这样下来，实习生可以从整体的研究状况、最相关的算法细节、以及最核心的算法实现等几个方面快速入手，迅速对该领域的前人工作有个整体的理解。然后，针对我们的课题，讨论和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指导学生本来就是需要导师付出大量的劳动，否则对不起这些学生的前途和未来。
挑战“牛人”挑战“权威”
许多同学在开始看论文的时候，总是说某某的工作多么牛（的确如此），但是问他这篇文章的不足是什么的时候，往往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说。
其实，我们看文章的目的有二，首先是向作者学习；其次是看看我们自己还有什么机会，或者说：把前人的不足找出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超越前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上是没有权威的；更不存在什么都正确的专家。科研不同于开发，科研是允许失败的。我想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没有经历过失败；但是，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减少失败的机率。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需要集体的智慧。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
目前，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我们国内培养的很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不愿意或者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特别是针对老师或者某些“牛人”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或者看法。其实，这既不意味着尊重老师和前人，也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如果导师不对此加以正确的引导，则会非常不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
我们的学生常常崇拜那些名人或者牛人，这点原本无可非议，但是崇拜不应该是盲从。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技术权威或者这样那样的权威，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和每一个刚刚报到的实习生第一次谈话中，都会明确地告诉他：对所有的技术问题，我们都允许并且鼓励大家争论，如果你有看法就必须讲出来。我们绝对不允许学生在学术讨论中因为胆怯而隐瞒自己的看法或者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我们每周一次的实习生研讨班上，同学们常常为一个技术问题毫不留情地争吵的面红耳赤，但是整个小组却是非常的团结。记得有从日本和韩国过来的实习生参加了几次我们的讨论班之后，在下面和我讲：我们很羡慕你们的研讨气氛，大家可以就研究问题这样开展毫无保留地开展学术争论，多好啊。告诉别人你的想法，善意地指出别人想法中的不足，就是对团队和合作伙伴负责任。
“高徒出名师”
我和沈向洋院长曾半开玩笑地谈论，应该把古训中的“名师出高徒”改为“高徒出名师”。
实际上，当和这些优秀的实习生一起工作时，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比如：他们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能够咬着牙坚持下去并一定要取得胜利的精神和必胜决心、他们废寝忘食的工作热诚、他们因成功而获得的欣喜、他们的多才多艺，等等。如果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课题，是无法想象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尽管他们有时候甚至因为一时解决不了程序或者算法中的某个问题而着急的掉眼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放弃。
我本人很幸运在过去的十年期间有机会先后和三十多名这样的优秀实习生一起工作，并从中获益匪浅。在结束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之后，这些同学现在大多在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或者大学从事科研或者开发工作，其中一些人已经迅速成长为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每每想起他们，总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实习生在研究院里除了紧张和繁忙的科研工作之外，研究院以及各位导师也为他们安排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比如研究院的每个研究小组要定期向实习生介绍本组的研究课题，还要负责安排与实习生的定期聚餐会、文艺演出等等。我们希望实习生在研究院不仅学习好、工作好；也要身体好、生活好。我的学生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要出去为寿星开个生日晚会；我们也鼓励每个学生要加强身体锻炼，健康成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J
作者介绍：
徐迎庆，1997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博士毕业。现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研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曾先后指导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名实习生。他热衷于探索如何把科学与艺术更加完美的结合起来。平时喜欢看书、旅游和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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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你的Idea 李世鹏（1）
当有人问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呆了几年了？我说很简单，只要看看我女儿几岁了就知道我在研究院的年头有多久了。当我女儿出生仅一个月后，我便怀揣着一颗海外游子的中国心跟随张亚勤来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候美国公司的CEO试图用重金挽留，可是我铿锵的回答却让他找不到继续说服我的理由，我说：“我是中国人，迟早都要回去的”。
临行前，这位CEO还特意打电话给张亚勤，略带“威胁”地说：“希望李世鹏是你带回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员工。”之后，我孑身一人回到中国工作。伴随着女儿在美国成长的足迹，其实也记录了一条我在中国事业拼搏的轨迹。
最享受“头脑风暴”的时光
在研究院九年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仍然是一个让我每天清晨能够为新奇的技术而激动醒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最享受的就是与同事在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光，每每沉浸在那样的思维火花恣意跳跃的场景中，在陶醉于别人的新奇想法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成为了我思考的光源，并让我激发出很多奇怪的想法，偶尔，你甚至还会看到一旦兴奋起来大伙儿手舞足蹈的忘我表情。这些激烈争辩的情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想在那间命名为“火药库”的会议室里，那里面斗嘴的火药味应该是最浓的J。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缺乏Idea的人，但是我唯一渴望的是让自己的Idea有可以迸发的出口。
我觉得热爱做研究很多还是缘于自己的天性使然。我就是比较喜欢每天能做一些与往日有所不同的东西。我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多，但是一到头脑风暴的时间我就非常开心，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好像在那个时间突然打开似的。研究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自由开放的科研环境，也为我们做许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研究院对研究员相当宽容
我现在从自己做研究更多地转向为指导研究员做研究。研究本身是一项无法预测和计划的事情，如果一切都能被预先估计到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研究了。我们做的研究主要是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甚至有些技术需要面临长期攻坚的准备。从这点来说，我觉得研究院对每个研究员都是相当宽容的，这不仅体现在了对研究兴趣和方向的自由选择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研究周期的时间支持上，这对于一个企业的研究院是相当不容易的。
如果在产品组的话，一个项目如果其研究周期超过两年就很有可能被撤销，可是，在研究院，我们从来不给研究员时间上的限制，我们组在可伸缩视频收缩方面的研究甚至历时九年之久，到目前还在继续深入下去。从另一方面而言，研究院对每一个有潜力的项目所给与的期望和资助，是每个研究员都能感觉到的，这也是他们能坚持不懈出成果的动力和原因。
新想法在起点就要经得起考验
现在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管理上的事务比较繁杂，很少有时间去直接跟进项目。但是，只要我一有时间，如果项目进展情况没有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的话，我就会主动找相关的研究员来谈心，了解问题主要出在哪了。
如果是技术问题的话，那还好说，万一绕不过去，还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是最初的概念就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就非常糟糕，基本上这个课题就不得不夭折了。所以，我现在很少告诉我们组的研究员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实现技术，而更多的会从大局和方向上给予提示，告诉他如果这个加上那个会很有道理，诸如此类的。
为了能让某个新想法在起点的时候就经得起考验，我也会不断地去挑战研究员们的思路，一般他们80％的最初观点会被我批得体无完肤。我以前跟组里的研究员沈国斌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一半以上的提议都被我重棒否决过。他后来做的几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包括情侣手机在内，也都是在我们激烈讨论下才逐渐成型并成熟起来的。
我觉得在前期判断一个项目到底有没有意思，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请对方告诉我，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你这项技术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或者目的。如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都不能满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的话，那么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