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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
中国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杰文斯：“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在那些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射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是对杰文斯的最高礼赞。
6 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先锋代表
精彩语录
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
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同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能，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它受地点、时间、国民性等条件的制约而不可分割，因此，经济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探求。
国民经济这一概念不是别的，而是包括着一个领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有并立的同时又是上下统属的一切经济单元的整体。
就知识和现实而论，历史科学提供了使学者从一个十足的乞丐摇身一变成为富翁的经验材料和资料。而正是这些历史经验材料——如同所有完美的观察和描述一样——足以证明和验证理论结论，表明某些真理有效性的限度，尤其是有助于归纳性地获得新的真理。这特别适用于政治经济学中更为复杂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惟有以历史考察为依据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只有当人们是属于同一种族，每每还是属于同一语言，被共同的情感和理想、习俗和法律所维系，同时又拥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的经济制度并具备一个中央的财政制度，以及是维持着一个统一的交通体系和活跃的交易关系，只有这样，然后才有国民经济之可言。
单纯的赤裸裸的赢利心，无疑是邪恶的，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因为一切更高的经济生活，假如缺少同情的心理和道德的规范，那就很难维持存在了。
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最大量的财货。财货的供应越丰富，我们的生存就越有保障，为将来的储备就越充足，也就越有可能跳出直接的财货生产的圈子而进入间接的、从技术和社会的角度上看来都是更错综复杂的财货生产。
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够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只是时常重演的现象系列而已，并不反映因果关系。
对某一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局部的个别经济制度与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且加以分类、排比与归纳，就可以得出“经济法则”。
如果想开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必须以对大量历史资料与当前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后运用历史归纳法来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
经济现象是由许多相互交错的生物学的、物理学的、心理学的和道德伦理的事实决定的。
再也没有比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谬误更糟糕的谬误了。这种谬误是：某些简单的、自然的、法律的、经济的制度从来就有并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文明和财富的一切进步不过是某种个人的进步或技术的进步罢了；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增加生产或消费的问题，这个问题注定并且能够在同一个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种植根于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的信念，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相信个人及其个人生活的能力是万能的这一天真而又自以为是的信念的产物。
首先要弄清一国的幅员、地理形势、土地和气候，以及先要弄清它的资源和自然交通条件，但是尤为重要的是要去弄清它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如何采取措施来增加从中的收益的，要去弄清它的人口有多少、人口密度如何、资本手段为数多少，尤其要去弄清它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们所受的技术训练，他们的习惯和需求状况，他们的家庭、田庄、农村和城市的组织，他们的市场、贸易和货币制度，以及他们的财政和他们的国家经济的制度对于个体经济进步具有如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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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2）
经典理论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被称为德国经济学的鼻祖，既是历史学派的领袖，也是研究社会问题、支持社会改革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
施穆勒1838年生于符腾堡海尔布隆市的一个官员家庭。毕业于蒂宾根大学。1864年任哈雷大学教授，1872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82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884年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当选普鲁士学士院院士。1873年发起“社会政策学会”并担任主席。1878年后，主持《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丛书的编审，1881年创办《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学年鉴》（简称《施穆勒年鉴》）。1897年，施穆勒代表柏林大学任普鲁士上院议员，1907年被封为贵族。1912年，施穆勒以教授职务退休。
施穆勒认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制度设计。他说：“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施穆勒强调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和一项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调解互相之间有纠纷的社会团体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施穆勒倡导阶级调和，提倡社会改良。他所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中间阶层，比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等等。施穆勒指出，维护“旧中间阶层”免于没落，是维持经济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
之后，施穆勒将“旧中间阶层”限定为公务员、熟练工人、白领工人、经营管理者、经理和职员等。他主张主要靠政府来实行社会改良。1873年，施穆勒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他的主张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施穆勒为首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先驱，它的出现是德国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施穆勒尤为强调充分运用统计资料与当时已非常发达的统计学方法，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从历史与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非从已经蒸馏过100次的旧条款当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统计法”，以此和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区分开来。
施穆勒强调说：“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够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只是时常重演的现象系列而已，并不反映因果关系。”施穆勒指出，对某一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局部的个别经济制度与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且加以分类、排比与归纳，就可以得出“经济法则”。施穆勒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收集和整理大量具体的经济材料与各时代、各国或者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史实来进行考察与统计，把它们系统化和数量化，最终从这些经济发展史实当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法则”。这就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历史统计法”。
施穆勒并非一味地推崇归纳法和反对演绎法。他主张以归纳法为主，演绎法为辅，反对依靠主观假设、理想与目的来进行推论。他指出，如果想开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必须以对大量历史资料与当前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后运用历史归纳法来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而且，这些资料能够说明的并非一个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般生产过程，而是应该能够反映各个不同时代的经济制度与民族经济的特殊情况。施穆勒根据收集与整理的资料，重点分析并论述了各时代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生活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
施穆勒指出，在国民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统一与联系。在整个经济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心理因素与伦理道德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施穆勒认为，一切经济范畴，比如劳动、分工和交换等，都是心理与道德的范畴，心理与伦理道德制约着所有的经济现象。惟有与伦理道德相联系，经济问题才能够得以说明和解决。换句话说，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与伦理道德欲望。分工、生产、分配和交换等经济活动，既是技术范畴又是道德范畴。在施穆勒看来，人和人之间的道义关系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更为重要，而国家正是这种道义关系相结合的具体体现。经济现象既体现了自然的技术关系又体现了伦理的心理关系，经济组织只是由此种经济现象与伦理关系所规定的生活秩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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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3）
根据这一点，施穆勒指出，解决经济问题只要通过伦理道德观念去教育劳动人民，并通过国家的恩赐措施便可实现。他由这种观念出发，从社会集团与地域范围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进行了划分。施穆勒提出人类历史到当时已经经历了种族或者马克公社经济、村落经济、庄园经济、城市经济、领域经济以及国民经济六个阶段。从15世纪到18世纪属于由城市经济阶段向领域经济和国民经济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此过渡阶段中更多地采用了重商主义政策，目的就是建设近代国家。
施穆勒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认为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特殊重要的领导作用。他强调国家是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国民从事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施穆勒指出，在不同的国家里，尽管国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与大小会不同，但是，国家经济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个超然于国家以外、完全脱离国家的所有影响的、自然的国民经济仅仅是一种幻想罢了。施穆勒还指出，对于家庭、城市和社团，国家都应该用货币制度、农业与工业立法、交通与贸易政策、钱币税收制度等国家权力来进行管辖。据此，新历史学派提出反对英、法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主张国家应该干预经济，实行保护与统制政策。施穆勒尤其重视国家的职能，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并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例如，制定劳动保障、孤寡救济、工厂立法和工厂监督等法令；实行铁路、森林、河流、银行和矿产的国有化等。
施穆勒是新历史学派的先锋，主张通过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政策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公营与国营企业，缓和劳资矛盾，实现为社会正义与社会福利而奋斗的“社会王国”。
施穆勒对经济学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主要作品包括《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施穆勒年鉴》、《关于法和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和方法》、《十七、十八世纪普鲁士国家的状况、行政及经济史的研究》以及《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等。
施穆勒的代表作品是《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可以说，该书是新历史学派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在德国经济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施穆勒也因为这本书而获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本书一共分为两册，由序论和其他四卷组成，分别在1900年和1904年出版。序论介绍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与定义、心理与道德的基础、经济学的文献与其研究方法。第一卷对土地、人民和技术进行了分析；第二卷分析了国家经济中的社会组织；第三卷分析了商品流通的社会构成和国民所得的分配；第四卷则对国民经济生活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依赖历史与统计这两个工具建立一种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是施穆勒经济理论的基本特点。在施穆勒看来，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的基础。施穆勒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国民经济学这一门科学，要求认清国民经济的整个图景，要求根据时间与空间、尺度与历史次序来揭发与解释国民经济的现象。为了达到此目的，需要将感性的认识置于理性的比较与检验下，需要将感性认识到的东西加以验证，以及将正确观察到的东西根据其同一性与不同性整理成一个概念体系，然后将整理出来的结果就其典型的规律性与普遍的因果关系加以充分的把握。所以，严格的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这样：首先是正确地观察；其次是善于树立界说分类；最后是找出典型的范例，从因果的关系上对其加以说明。
总地来说，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和先锋，施穆勒既排斥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逻辑的方法，又反对旧历史学派急于寻求普遍性规律。他提倡国民经济学的道德理念，主张历史的伦理主义的经济学体系。他强调史料即使不带有思想，仍有一种相对的价值，而思想如不根据史料，则将是一种妄想。他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介乎应用的自然科学和比它更重要的精神科学之间的科学，经济现象既属于自然的技术的关系，又属于伦理的心理的关系，经济结构不外乎是由这种经济法规和伦理所规定的生活秩序。他把生产、交换、分工、劳动、工资等经济范畴既看做是经济技术范畴又看做是伦理心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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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4）
当时，历史学派肩负着为后进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重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施穆勒所率领的历史学派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而历史学派也因适应了时代要求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流经济学派。
书外人语
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说明历史学派之所以能历久不衰，绝非浪得虚名。
施穆勒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第一是正确地观察；第二是善于树立界说和分类；第三是找出典型的范例并从因果的关系上加以说明。”关于第一点，他强调：“对事物的观察必须具有客观的有效性、透彻的准确性和广泛的完整性。特定的现象需要看做是独立的而同时又是整体的部分，并从它与整体之间的可能掌握的各种关系上，以及从它与别的现象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比较上来加以观察。”同时，他强调充分运用统计资料和当时已经很发达的统计学方法。他称自己的方法是“历史的统计方法”，以区别于旧历史学派的“历史的生理方法”。
卡尔·门格尔与古斯塔夫·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是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争。1883年，门格尔发表了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认为经济学是纯理论，它的基础是行为的假设和前提条件，于是便引发了这次论战。施穆勒于同年发表了一篇文字激烈的评论文章予以驳斥。他争辩到，经济学原理的基础是历史的经验数据以及归纳法。门格尔以一篇措辞同样激烈的文章予以答复，该文题为《历史循环论的谬误》（1884年）。施穆勒对此大为恼怒，甚至拒绝阅读这篇文章。以后几十年中，其他学者就此发表了大量论著。这次论战涉及对经济学的性质、范围及其政策含义的讨论，成为经济学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方法论之争。
历史学派虽着重于对历史的研究，却没有看出历史的发展趋势，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缺乏理论创新和指导。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没有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错误地认为：“只消整理一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需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之外还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因此可以说，历史学派的衰落应归罪于历史主义，但却不能因此而抹杀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历史感。历史学派之所以历经半多个世纪而不衰，靠的正是这种历史感。
当我们评价历史学派时，不仅要看到历史学派使我们注意到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注意到历史归纳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经济理论的研究应具有历史感。只有在历史感的统率下，才能使理论服务于实践，才能使理论的建构不至于昙花一现，成为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