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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落后了就要改良，制度也要优胜劣汰（3）
很明显，凡勃伦的这种思想受到了本能心理学派的影响。本能心理学强调的是本能在人类行为动机当中的作用，认为人类的意志活动，包括崇高的道德行为，都只是源于本能的冲动，而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受这个学派的影响，凡勃伦把“本能主义”心理学当做自己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他指出，传统经济学将边沁的“苦乐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把人视为被动的，他们只受追求快乐与避免痛苦的动机和感觉的支配。凡勃伦对此评价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以此为前提的有关自然规律的学说和自由放任的理论等对现实问题也是没有解释力的。凡勃伦把本能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中，以它来解释思想与工艺技术的演进乃至社会制度的形成。凡勃伦的制度分析便建立在这种心理概念的基础上。
凡勃伦表示，一个社群的结构如果是由经济秩序组成，便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工业或者经济机构。这些秩序就是这个社群在和它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接触中继续其生活进程的习惯方法。凡勃伦把货币、谋利行为、私有财产、竞争、价格、企业、法律和政治机构等都说成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也就是制度。凡勃伦指出，随着习惯的进一步改变，那些很难评估并且构成过时的法律与习俗系统的关系、惯例、要求权以及特惠权，会无可避免地受到检视，并根据同一套新的有效性原则而被修改与调整。一些商业新秩序的出现，就是很多这么微小变化的汇聚或者正在汇聚的结果，是环境的改变而非理性设计所带来的结果，甚至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主要行为者对结果的任何预见。
凡勃伦运用制度分析的办法来寻找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源。在他看来，人具有改进工艺制作与渴求获利的本能，所以社会中形成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技术制度和满足以获利为目的的私有财产制度。相应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一是从事物质生产的阶级，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组成，构成技术管理员阶级；二是从事商务活动的阶级，由董事、经理与商业推销员等组成，构成企业家阶级，又叫做有闲阶级。技术管理员阶级具有勤勉、守纪律与求实的习惯，是工艺制作本能的反映；企业家阶级是人类私有权观念的获取本能的反映和爱慕虚荣本能的表现。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二者表现为现代工业体系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这两个矛盾正是凡勃伦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凡勃伦认为，产业革命以后，在生产过程中，机器操作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企业主而言，从事生产的目的绝非为了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因为企业家占有财产，企业经营统治着机器操作，生产要由他们来领导，因此机器操作尽管具有增进人类福利的可能性，然而却无法实现功能。凡勃伦指出，这种矛盾对立为全社会带来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企业经营而非机器操作，更为具体地讲，是价格的剧烈波动，而价格问题又是企业家的病态心理所引起的。当预期售价高于成本时便投产，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市场繁荣，同时信贷的发展推动了这个过程。一旦发现其售价大大低于实际价格而无法获利时，企业就会破产并形成连锁反应，便会爆发经济危机。
虽然凡勃伦批判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可是，他并不主张消灭“有闲阶级”，也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凡勃伦看来，旧制度会和新环境（人口、技能和知识的变化）发生矛盾，成为保守因素与惰性力量，环境发生了变化，人的本能也会随之而改变，社会心理也会改变，变成推动新制度形成的因素。而这一过程是渐进的，所以旧制度是可以改良的，这里不会有突变与飞跃，革命是不必要的。凡勃伦指出，机器操作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而得以克服。企业经营的统治仅仅是本能和习惯等心里范畴的表现而已，和资本主义剥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欢◇迎访◇问◇
第38节：落后了就要改良，制度也要优胜劣汰（4）
凡勃伦重视从制度或者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变化与它存在的问题，反对当时处在正统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主张改革“制度”，形成了日后一切制度经济学家遵循的“凡勃伦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凡勃伦所倡导的制度经济学，与其之后的一些变种有很大的不同，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凡勃伦给制度下的定义所致。凡勃伦认为制度不是组织结构，而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的思维习惯”。它们是在给定的时间、地点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固定做法、习惯、行为准则、权力与财产原则”。有时候这些原则要与组织实体结合，但仅仅对组织的描述（就像以后的制度经济学家所为）并不是对使它们有意义的一些基本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进化进行分析。凡勃伦更倾向于分析，而不是描述。他还曾批驳那些模仿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根本不能称历史学派创造了一门科学，他们的目的不是进行理论研究工作。”而凡勃伦的目标是理论研究工作，然而，很久以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却陷入对某些特定结论的过分描述。
书外人语
“凡勃伦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影响——他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时下司空见惯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像外力在他身上炼成的奇妙产物一样。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没有其他哪个心智的解放者能像他一般地摆脱环境的微妙钳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领域里，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锲而不舍的人。”威斯雷·米歇尔如此评价凡勃伦。凡勃伦创立了一个学派，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他留下了传世之作，他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一代甚至几代经济学家；他曾在众多名校求学和执教，曾任《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他的学生（比如米切尔）名满天下。
凡勃伦是旧制度主义的代表，他首先把制度纳入经济学中，他认为制度通过人们适应周围的环境并一直以同一种方式应对环境的刺激表现出来。“制度首先是广泛传播的思考习惯”，它们阻碍新事物，它们以过去为基础，因而是面对过去的。与制度相对的是劳动热情和求知欲。从建立的许多理论来看，虽然凡勃伦是一个理论家，但是他既不是一个系统的分析家，也不是依赖经验证据的系统的理论检验者。提出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举出一些准确的例证，对反对意见做些不痛不痒的反驳，这就是凡勃伦通常的风格。
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畅销，是指消费者对一种商品需求的程度因其标价较高而不是较低而增加，它反映了人们进行挥霍性消费的心理愿望。款式、皮质差不多的一双皮鞋，在普通的鞋店卖80元，进入大商场的柜台，就要卖到几百元，却总有人愿意买。1？66万元的眼镜架、6？88万元的纪念表、168万元的顶级钢琴，这些近乎“天价”的商品，往往也能在市场上走俏。其实，消费者购买这类商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和享受，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即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由于这一现象最早由凡勃伦注意到，因此被命名为“凡勃伦效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由追求数量和质量过渡到追求品位格调。只要消费者有能力进行这种感性的购买时，“凡勃伦效应”就会出现。了解了“凡勃伦效应”，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探索开展新的经营活动。
通过密契尔、克拉克和他的其他门徒，凡勃伦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他自己的学术生涯范围和他的寿命。他的著作成为经济学内外用于社会批评的学说和警句格言的源泉之一。但是从长远观点看，经济学技术上的发展使制度经济学远远落后了，甚至连美国经济研究所最终也成了研究新的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趋势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凡勃伦，很难说当代的经济学能与过去的经济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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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政府应当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1）
12 政府应当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奠基人
精彩语录
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
谦虚使我不能说谁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企业创造并增进了世界财富。当企业顺利运作时，无论是否节俭，社会财富都会积聚起来；而当企业停滞不前时，无论如何节俭，财富都会逐渐耗竭。
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和武断而不公平地分配财富与收入。
无论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观点正确与否，他们都比我们普通人看问题深刻得多。实际上，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可循。一些有识之士深信他们自己不受任何空谈家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忠实追随者。有权势的狂人们，听到一些流言蜚语，于是开始从几年前的学术文人那里汲取狂热的思想。
当通货膨胀来临时，货币实际价值每月都产生巨大的波动，所有构成资本主义坚实基础的、存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永恒关系，都变得混乱不堪甚至完全失去意义，获得财富的途径退化到依靠赌博和运气。
适度的通货贬值，是我们今日可以找到的一条出路。
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则政府机能必须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惟一切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发挥。
如果要断言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动的酒，就必须记住，在酒杯与嘴唇之间是有几次溢漏的。
要想了解我的思想，你必须知道我相信自己正在写的这本经济学巨著将彻底改变——我想可能在起初不是如此，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肯定会的——整个世界考虑经济学问题的方式……我并不期望你或其他人现在就相信。但对我自己而言，我不光是期待它，并且在我的思想中深信不疑。
古典主义理论的假定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它所假定的情况只是所有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有限的一点。更有甚者，古典主义理论假设条件的特征正好是我们所居住的现实经济社会所不具备的。结果导致如果我们试图将之运用于实际经验，则它的教义就是误导性和灾难性的。
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没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那么对此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的与自愿的失业，都与“充分”就业不悖。
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我认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论与分配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两分法应当是：一方面是关于厂商或就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种特定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如何等；另一方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
在我看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有经济秩序的改变，事实上这只会导致对您的哲学结论的幻想的破灭。不，我们所需要的是重建正确的道德思维——使我们的社会哲学回归到正确的道德价值标准上来。在一个思想和感觉健全的社会中，危险的行为也可以做得很安全；但在一个思想和感觉失灵的社会，危险行为就是通向地狱之路。
经典理论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继亚当·斯密之后，又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巨星，这个人就是被比做“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一生为经济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经济学史上的泰斗，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
1883年，凯恩斯出生在英国剑桥市一个颇有名望的学术家庭中。凯恩斯的父亲尼维尔·凯恩斯曾任剑桥大学伦理学讲师、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秘书等职务。母亲弗洛伦斯·布朗曾任剑桥市参议员和市长。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凯恩斯在学术方面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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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政府应当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2）
1905年，凯恩斯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兴趣转向了经济学领域。1908年，凯恩斯任教于剑桥大学，担任皇家学院的经济学讲师。1909年，凯恩斯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得“亚当·斯密奖”。凯恩斯一生角色颇多，除了科研和教学以外，还曾经在印度通货和财政皇家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印度事务部等部门任职。
从1911年开始，凯恩斯长期任皇家经济学会的《经济学杂志》主编，之后多次任政府经济部门官员。1919年，凯恩斯又出任财政部的“巴黎和会”代表。二战期间，他曾经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于1942年被封为勋爵。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在布雷顿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筹划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银行”。
凯恩斯不但积极参加政治方面的活动，还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他曾经经营过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创建过国家投资公司，而且也做过外汇和一些期货（如棉花、金属等）生意。
凯恩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家，他本人在担任政治职务时也把自己的经济主张在现实中实施，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凯恩斯也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有时人们称赞他十分聪明，而有人说他是一个怪僻的经济学家。这些在下面几个事例中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战争期间，凯恩斯曾被召到财政部，负责海外财政事务，不用说，他在那里干得十分出色。
当时英国迫切需要西班牙货币“比赛塔”，于是凯恩斯和同事费气力搜集了一些，然后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给了财政大臣，财政大臣听说后很高兴，轻松地说：“无论如何，在短期内我们总算有了一批比赛塔可以用了。”凯恩斯却说：“并不是这样的。”于是他的上司吃惊地问他原因，凯恩斯回答说：“我把它全部售出了，而且几乎压垮了市场。”
在凯恩斯成为财政部的中坚人物之后，有一次，他为财政事务来到法国，在这期间他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假如法国人把他们国立美术馆所藏的画卖给英国一部分，肯定会有助于两国之间的账务平衡。于是他把这个念头付诸行动，轻而易举地为英国取得了以10万美元计价的科罗、戴拉克瓦、福赖因、高更、安格尔和莫奈的作品，甚至他还设法为自己买到了一幅塞尚的画。因为此时德国的大炮在轰击巴黎，法国画价在不断降低。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回答的是：“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通过上述几个例子，我们能大致了解凯恩斯的为人处世、在政治经济中的灵活头脑，还有他一些性格上的特征。接下来，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凯恩斯在经济上的主要观点和贡献。
凯恩斯出生的时代是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经济界普遍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运行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凯恩斯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的，我们知道，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受到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凯恩斯经济理论产生在世界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1929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1/3，失业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的空前水平。”在当时的世界，危机撼动了信念，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出现普遍怀疑，认为资本主义将逐渐加速它的崩溃过程。在这种危急的关头，西方经济学家们迫不得已开始对现有的经济理论进行反省和批判，试图寻求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目前现实的严峻危机，找到挽救资本主义的可行办法。凯恩斯就是在这个时候抓住了历史的机会，创立了他的宏观经济学说理论，力挽狂澜，拯救了当时趋于崩溃的经济，也因此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