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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式的政府管制与罗斯福新政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破除了金融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两位管制论者，却是挽救欧美市场体制的灵魂人物，这两种管制论表面上是十足的悖论，其实符合经济逻辑，没有什么比市场经济理念解体下的管制，与政府管制下保持适度的市场自由更难能可贵的了。人们之所以接受政府管制与救助，因为唯有这一招是对付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的利器，吊诡的是，国家主义也是形成权贵资本的理论与现实根基。没有政府的护驾，权贵资本与垄断资本不可能产生。
是用国家经济主义破解权贵经济之结，还是用市场经济破解权贵资本之结？这是一个问题。当整个社会就股市、楼市、车市甚至纺织市场追究到政府、制度的责任时，也许会引出这个社会的核心症结—在前市场化的社会我们无法摆脱政府的力量，独立追求乌托邦式的合乎法制、公平、效率原则的市场化。
与美式的政府管制不同，我国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不是拆散垄断企业，而是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政府项目、大型企业之中，2008年下半年政府出台4万亿救市计划，虽是提振信心所必须，却说明政府已经被垄断企业绑架，资源的倾斜式输入已经深入骨髓。中国虽已舶来整套对付垄断企业、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法律，但何时才到真正实施期？也许美国历史可以提供答案，那就是，现有的经济模式到了撞南墙之时，不得不回头。中国的改革注定一波三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如何解决终极失衡（2）
改革转型难度之大，从以下模式就可见一斑。任何一个经济细节问题，都可以引导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这一终极命题，都会被民众有意无意地解读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对权贵企业的袒护。丧失了正常的沟通渠道，政府如何以国家经济主义解决经济失衡，或者说，经济失衡加深了政府对国家主义的依赖？
以中国式的流动性过剩危机为例。直到2008年年中之前，流动性过剩都是国人普遍担忧的焦点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流动性过剩有什么可怕呢？美国、英国、泰国，全都流动性过剩，但他们很少为流动性过剩焦头烂额，只会为流动性不足惊慌不已，因为他们不存在中国在货币市场化过程中特有的盯住式汇率机制。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确带来经济过热的风险，更让人忧心的是，资产价格的提升、分配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利益集团剪羊毛过程。从本质上看，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只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危机，沦为分配机制失衡的替罪羊。
要解决流动性失衡，从目前看有两种方法，一是西医的外科手术法，即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前使人民币一步升值到位，然后采用自由的浮动汇率机制，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两德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都采取这一方法，并未导致经济状况不可收拾。但美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贬值幅度如此之大，若采取一步到位的升值法，中国的制造业无法维持，无疑属于练习葵花宝典者的挥刀自宫之举。人民币升值时机已过，一步升值到位弊大于利。至于利率政策，既要服从于汇率政策的指挥棒，更受制于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企业出口的强大压力，除了跟随美联储的步伐之外，很难有其他作为。
数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定与紧缩之间摇摆，错误而迟疑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与工薪阶层饱受打击，对调节经济温度无济于事。当金融垄断主义大行其道时，美联储甚至还未建立；难道中国行政垄断获得经济支配权时，央行的利率政策能对垄断企业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吗？
为今之计，只有采取中医疗法，治本为主。主要手段是以下三种：
第一，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即放开资源价格、征收环境污染税，以市场化的定价体制为依托，改变中国依靠廉价资源成为世界低质低价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只要以市场价格为上，流动性过剩自然被紧缩。
第二，进行全面的税费体制改革。我国曾在东北、中部等省份进行的增值税改革试点，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全国税收规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最终还得回归到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的正途。
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物业税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可以放手进行土地改革，改变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的窘境。但物业税是个一碰就痛的社会创口，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试问哪个阶层坐拥房产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之前物业税绝对不可能征收，但不迈过这道坎，房地产市场就无法步入正常状态。征收消费税势所必行，此举不仅能使所有企业获得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国际上不再出现出口退税导致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误解，还能够避免行政主管方在征税与退税支付双重行政成本。征收消费税的另一个好处是，从政府到企业都将以消费者利益为生产的风向标，抛弃不惜破坏环境获得GDP与税收的增长的发展模式，很简单，只有消费者购买了产品，政府才能得到消费税。各地的商业环境将大为好转，从生产者至上转变为消费者至上，地方政府会从招商引资的主体、从可笑的政府公司主体、从荒唐的土地敛财转变到以提供公共产品、改变生产与消费环境、从民众的衣食住行入手，来增加地方的公共财政收入，建立消费社会、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为主体的社会。也因此，地方消费环境的破坏者，将成为地方政府与消费者的“公敌”。以GDP至上并非中国人的鼠目寸光，而由错误的税收激励机制所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政府与企业都不会违背太史公的遗训。
第三，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已经在农村医疗、城镇低保家庭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增加教育、医疗与失业保障的支出，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大提高，中国的GDP有可能下降，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内需经济基础将由此奠定。即便政府没有那么强大的财力，但让中国的教育经费与非洲经济欠发达国家为伍，重视高等教育超过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全球GDP第三的国家来说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试想一下，如果煤矿工人的人身意外赔偿金达到30万元而不是现在的两三万元，还会出现那么多的事故吗？工厂还会如此扩张产能吗？
采取上述三点改革举措，所谓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就会显示出流动性不足的本来面目。既然社会资源主要流向了大企业，进行公平的财富分配、创造公平的创富环境就成为目前的经济路径之下重要的路径，如此，才能达成经济结构平衡，缓解流动性过剩也就不再成为维系经济健康的唯一举措。简单地以流动性过剩来统括所有的经济问题，即便不是不负责任，也是一种思想的懈怠。以经济政策影响货币政策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缺少前瞻性，而以货币政策取代经济政策同样会让我们忽视经济问题的本质，酿成更深的失衡问题。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1）
无论是建立公共财政、税收改革、还是建立保障机制，都是政府之责，社会各界呼声主要指向政府，而政府视民为子的大包大揽，加剧了全民依赖心理。心理依赖与行政管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次宏观调控、每次经济救灾都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原因无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数万亿元人民币资金主要由政府支配，土地、能源无不掌握在政府之手—国家经济主义，这是一条中国市场人士必须直面的坚固路径。
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曾说，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1998年宏观调控的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市场，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则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民营企业一一逼退，同时在短时间内控制房地产业信贷，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突然失效，不待政府出手，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关停并转，出现前所未有的恐慌迹象。经济危机没有冲击到身穿重重政策铠甲的中国金融机构，却足以让没有任何保护的中小民营企业受到严重内伤。据中央电视台2008年4月的调查，温州、台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最高利息达到了120％，笔者在宁波与企业主交流时得到的答案是，借高利贷是找死，不借钱是等死，制造业工厂陷入饮鸩止渴的绝境。
温州这个民营企业的重镇受到沉重打击，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表示，“金融危机导致温州不少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据温州相关部门2008年12月底对温州全市25 227家工业企业调查显示：开工不足的企业7 347家，占调查数的；停工停产2 388家、倒闭138家，合计2？526家，占调查数的10％，两项相加停工半停工企业达。2008年，温州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 亿元，增长率为，2007年的增率是14％，增速明显下滑，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的GDP增长率第一次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当然，温州、东莞等地的官方数据，还是让人们对中小企业的新增户数充满乐观情绪，以为情况逐渐好转，但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2009年3月在重庆考察时表示，“全国工商联请一些地方工商联作了调查，在开两会前，还有超过20％的中小企业没有开工。2008年调查的结果是全国的中小企业倒闭了23％，问题在于还有许多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这些企业以后是不是关门歇业，是个大问题。” 2009年年初3个月，来自欧美的订单平均减少了1/3~1/2，在2009年4~5月，中国可能至少还有3 000家工厂面临倒闭。
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数达就业总人数的90％，我国目前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70％左右的工业新增产值、近60％的销售收入和出口额、税收的40％以上均来自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安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程度，但资源的集聚又使大多数中小企业失去扩张的动力，600多万家民营企业，银行给予的贷款不到15％，能够直接融资的只有400多家（不到万分之一）。
国家经济主义因为经济救灾而强化，要拯救民营企业，必须依靠政府出手。但政府对于大型企业的救助注资雷霆万钧，对于民营企业融资难却言大于行。并非政府不懂得保证就业的重要性，而是以往对于民间资金的歧视，使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一筹莫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2）
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骤然下降，对一直依靠GDP增长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经济体而言，其严峻考验远超过其他经济体。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明确提出10条具体措施，计划到2010年年底总共投入4万亿进行投资。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2008年第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 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 000亿元。4万亿元将超过政府财政的承受力，要分解压力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量发行国债，借他日之钱为今日所用；还有一种办法是由政府投资拉动、民间资金参股，带动民间投资。
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赋予增加投资与扩大内需双重功效，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常识性错误。积极财税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增加政府投资和退税，前者意在以政府消费替代民间消费不足；后者意在增加企业赢利与居民财富，以刺激企业投资、促进个人消费增长。增加政府投资可以收一时之效，大兴土木进行基础行业建设的确可以拉动GDP增长，但从长期来看，政府消费必定抑制居民消费增长。
经济景气周期高低循环，转了一圈，2008年的中国经济回到类似于1998年时的经济下行周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冲击强度之大超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因为我国加入WTO后，外贸依存度已经与20世纪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1998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拉动房地产消费、发行国债、建设大型项目等，增发国债1 000亿元，共发行3 808亿元国债，但政策在实体经济见效要等到2001年。但最后使中国经济复苏的是房地产消费勃发，加入WTO之后，外贸订单开始增加，解决了国内产能过剩，但没有能够改变经济结构。
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救灾，政府支配的资源、社会对国家经济主义的认可度与权威性呈爆发式增长，欧美的政府救市政策给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合意性论证。政府出台积极财政政策与行业振兴规划，没有遭遇意料中的一片反对之声，甚至市场派人士也大多沉默不语，而从股市投资者，到各个行业的从业者，都如大旱之盼甘霖般盼望着行业振兴规划的出台。这再次显示国家经济主义滋生的文化土壤。
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历时近百年仍能受到欢迎，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消费可以救经济下滑之急，可以将经济下行的痛苦控制在市场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至于以战争等极端形式毁灭产能；更重要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弥补公共项目之不足，使经济在更好的基础上增长。美国或者日本在经济下行周期，都有基础建设的投资高峰期。可见，全球都相信，一个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得多。
微弱的反对声来自于对国家经济主义效率的质疑。
2009年1月9日，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的救市方案一出，有权力划拨这笔巨额资金去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变成了全中国人的目光焦点。各地政府带着项目火速跑“部”进京，希望分得一杯厚羹。
盛况如何？《法制晚报》的描述是：“从那一刻起，这个位于月坛南街的部委门前，便再也没有安静过。一时间，周边酒店爆满，复印店忙得连轴转，小卖部中华烟的销售量直升，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率先拉动了发改委周边的内需。”
资金分配过程中各省市在发改委周边饭店扎堆驻扎的现象，提醒我们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已经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政府权力永远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意味着政府绝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资源，总是倾向于扩大掌握资源的力度，将范围越扩越大。
已经确立的一条经济学原则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需求，只有市场有这个能力。政府消费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人们寄希望于政府消费，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最终，无法改变现状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人大、审计署、舆论、市场利益相关人士，能够善尽职守，约束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面临重大经济转型的关口，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引导柔弱的经济体强身固本，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到以内需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转变到只有政府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国家经济主义倘若一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民意将急剧转向，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益均沾心态转变到对效率与公平的关注，到那时，国家经济主义的解体也就为时不远了。
暂且将理论问题搁置一边，倾举国之力渡过经济结构改革难关之时，重温*同志的“猫论”也许能让人释怀，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让中国走上富民强国之路就是好企业。
由此逻辑原点出发，不论国家经济主义如何，既然路径依赖无法摆脱，只要能够有助于建立中国的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只要能够扭转资源的低效配置与错配情况，我们不妨认可这是上百年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历史原点，以摆脱革命、新朝轮回的历史宿命，唯有如此，中国式改良才有切入经济体的契机。以国家经济主义作为出发点进行市场化的改良，同时引导各种力量对国家经济主义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也许是目前唯一的改革路径。
改革瓶颈：公益与市场两难（1）
国家经济主义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是间接质疑，而非直接*。到目前为止，经济界的遭遇战在国家经济主义的外围进行，主要议题是分配公平与企业效率。
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
社会各界有两次理论*战。
第一次国资流失*战在2005年达到高峰，*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声讨激起巨大的声浪，大部分民众激动地支持*先生，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并以亲身经历的种种具体事例为之作注。虽然郎先生以其海归身份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实属肤浅，他认为国有企业不缺乏效率而是缺乏信托责任，只要引进英国国有体制就万事大吉，这让所有经历过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时代的本土人士和熟知欧美国有企业改革历史的人嗤之以鼻，但他反对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坚定态度，却让他赢得了英雄般的喝彩。
第二次*来自于市场草根阶层对市场派经济学者的*，举凡吸引眼球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享受过被扔臭鸡蛋、烂番茄的待遇，其中尤以张维迎与茅于轼诸人为甚。这一次*同样以草根人士大获全胜而告终，经济学界所支持的效率至上而后解决公平的观点遭到唾弃，此后在房地产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等各个方面，效率再也不是考虑的唯一指标，甚至不再成为主要指标，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在为国家经济主义添砖加瓦。
这两次*战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不是第一次*公平派的胜利，不可能引出对效率的质疑；如果没有对已有改革指导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