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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此前坚持高薪有理，显然是因为协议规定他理所应得。中国平安2007年年报显示，中国平安连续第二年成为最贵A股高管的聚集地。平安前两年的高薪得益于资本市场，虽然400万元底薪与普通金融机构持平，但资本市场的高涨才是真正的原因，*的薪酬结构中，93％是奖金与期权。中国平安的高管高薪大多来自于此。
设立期权是为了让高管与股民拥有共同的激励机制，大家利益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资本市场以疯狂的上涨让高管高薪拥有足够的理由。但就在高涨之时，中国平安却在冒巨大的风险向海外投资，在内融资再融资，虽然平安拉保效率很高，扩张金融帝国版图野心很，但一次失误就让中国平安捉襟见肘。因此，人们质疑*高薪，其实在质疑平安的薪酬体制有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激励机制设计有问题，使高管的薪酬成为孤悬于普通投资者之上的利益输送管道。
统计显示，国有企业高管年薪高低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仅为，相当多的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无关，不少公司高管薪酬在公司利润下降时还在上升。中国平安虽然不是国有企业，但在薪酬安排上却有国有企业的流风余韵。
如果说*高薪或者零薪酬不合理，曲线成为平安第二大股东的郑裕彤还不是通过资本运作获得了600亿港元的收入，两年前加盟的中国平安首席投资官约翰·皮尔斯还不是拿钱才走？资本市场的漏洞既给*们提供了造富机会，也让他们动辄得咎。
或者天价薪酬，或者零薪酬、1元薪酬，薪酬体制“妖”得厉害。他们或者以破坏规则的道德优势诱惑民众，或者压根儿认为企业就是自己的，拿不拿薪酬是一回事。如果薪酬机制不合理，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订立薪酬协议，取得各方谅解。圈钱的时候往死里圈，作秀的时候往死里作，天价高薪与1元薪酬的上市公司有公司治理结构吗？
难道国资委的业绩考核也是橡皮图章吗？客观地说，各国有企业对于国资委这个婆婆还是非常害怕的。表面上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高管薪酬与每股收益、营业收入、净利润指标都显著相关。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均值是民营公司的5倍多，约58％的收入增长速度也高于民营公司的20％。面对下属千差万别的企业，长袖善舞的国资委同样要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他们无法建立客观公正的数据，由独立的统计机构一一统计各公司成本，更无法随时进行审计，大多数时候，还是要由下属公司上报数据。准确性就得打个大折扣。
而且，国资委只管理到100多家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不包含集团公司下面的二三级央企，国资委只管集团公司高管，二三级企业是由董事会等决策，很可能出现子公司薪酬高于母公司的情况。
民众更在意的是，中石油与中石化等公司成本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好业绩究竟有多少是靠政策、靠排挤竞争对手、靠游说上级主管部门提价得到的？推翻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日益增加的国有企业模式是不现实的，国有企业需要市场化，需要建立正面的激励机制。
改革的关键，是恢复国有企业高管的职业经理人身份，让国有企业高管脱离行政体系职位与公务员体系，这项工作开展的越快越好。否则，不管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如何改革，不过是为披着企业家外衣的公务员们多条生财之路罢了。只有确保国有企业高管是职业经理人，才能按照市场价格、以国际平均业绩水准、以公司以往的业绩为参照，为职业经理人们定个大致公平的价格。如果这一条不能改革，国有企业高管仍兼高官身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将永远是社会创口。
公开国有企业高管的实际收入至关重要，傅成玉等人的“实际收入”到底有多少，按照法理应该由国资委这个出资人代表向全体国民公告，接受全民监督。及时与民众沟通，说明制订薪酬的理据。只有杜绝灰色收入，谈实际收入才有价值。否则，实际收入也好，名义收入也罢，一本乱账，迫人造假，骗人骗己。
幻想大众都是受*的偏执狂，一味与国有企业高管作对，显然是陷入了另一种偏执，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害，对于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是一种倒退。任何顺利的改革都会善对民意，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改革也不会例外。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市场化？
写完此书，累得差点虚脱。
不仅因为从专栏到成书需要重建结构，更因为时时刻刻处于精神矛盾之中—民族主义与市场的矛盾，国进民退与权贵阶层攫取财富的矛盾，时刻缠绕着我的头脑。
从宏观经济到金融世界，从股票市场到房地产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打下了市场化发轫初期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胶着的深刻印迹。名词虽然不同，计划体制被宏观调控的字眼取代，对民营经济的蔑视甚至包装在消化产能、产业升级的糖衣下面，但内核一致。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例，俄罗斯覆辙在前，在缺乏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有很大的概率会成为权势阶层的分肥大餐。中国刚性约束更少，国有企业私有化盘剥弱势阶层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分肥征兆初显时，社会热情呼吁政府介入约束权贵，但政府介入的结果是将国有企业红利固定化、制度化，呼吁者因此成为自身观点的敌人。
我们为什么不呼吁法律的约束？为什么不呼吁市场的法治精神？甚至包括笔者本人，天天关注财经动态、撰写财经评论、思考市场逻辑的人，都会在热情的冲动之下呼唤清官回归。面对收入分配等问题，我们呼吁政府，却不呼吁制度。
因为，有一个潜意识挥之不去，法律制度脆如薄纸、危如累卵，自身难保。
世界上没有非此即彼、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明确划分，真实的生活总是好坏参半，总是在矛盾的漩涡中找到平衡点。回到原点，让事实与数据说话，让常识说话，而不用先验的立场与意识形态说话，才能找到一个财经专栏作家的立足点。
在工业社会的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非常强大，日本、韩国，甚至圈地养羊为工业化培育廉价劳动者的英国政府，莫不如此。“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力量日益强大，令全球瞩目，而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最好的理由。
即便存在上述历史事实，仍然无法推翻如下经典假设：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积累速度，同时应该承认，财富的积累过程产生了巨大的隐形成本，包括劳动力贫困生活的代际传导，包括环境污染的隐形成本，甚至包括推高全球资源产品价格，更让人担忧的是，最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财富被快速错配，民间积累的财富填补到低效的巨型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等等，能够想得到的一切管道，以便这些国有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光宗耀祖。而所有这些恶果，必将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
并不羡慕发达国家的生活，但令人感动的是，它们连边远地区居民的生活，也如此美妙富足。如果我国贵州等地农民的生活能够达到如此水准，根本无需任何国际组织、经济学家封什么GDP世界第二强国，因为，强大而自足的存在无须自吹自擂。
正因为如此，笔者感动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由民间市场力量推动的城乡一体化，痛惜于因金融危机、被政府不适当的调控而凋零。
当一个国家，普通民众生活富足，生活得有尊严有趣味，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他们至少采用了适合他们的制度。适合的，就是好的。
内生的市场化是如此重要，是中国30年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30年中国经济真正的强大并不体现在中看不中用的世界500强企业，而体现在沿海地区便捷、完整的产业链条。令人担忧的是，在人为提升这一链条的过程中，在做大做强的号子声中，市场精神可能彻底失去。
对内开放，尊重内生的市场经济，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观看史书时，常常感慨现实无情，如崇祯皇帝如此勤政爱民，但在财政的压力下不得不重税苛民，以致灭亡；如袁世凯等中国最早的*选举宣传者，最终会称帝以求统一。甚至在看文学艺术书籍时同样如此，如张爱玲等作家奔走异乡穷困潦倒，如京剧名伶争演样板戏，雅之一字，传统二字，雨打风吹。
如果中国经济能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英美之路，甚至在清末就能够自行改革，中国经济振兴，断不至于伤了文化根脉，能人四处流窜。
历史是无奈的，但并非不可更改。所幸的是，在这方面资本市场开了个好头，这个挨骂最多的市场最为透明，无数投资者与智者赴身其中，不可能有太多遮掩。资本市场以投资者自我利益保护，与一次次股市改革的方式，在真正实践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实验。
在写作时，要求自己保持冷静，只有冷静，才能成就热情。
原以为自己写了那么多专栏，串连成书，并不困难。真写了之后，发觉并非如此，专栏是片爪鸿泥，连续的观点通过小碎片似的文章一片片折射；书籍自成体系，观点与材料时时刻刻得镶嵌其中。
从专栏到书，是必须做的事。就像我们一天天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而一生会因为信念、追求与性格，会成就完整的大故事。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