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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了一种曾被认为没有市场前景的建筑方式的复苏？
“这些建筑的功能极佳——平均节省了30％～70％的能源，以及50％的用水，”美国绿色建筑协会主席里克·费德里奇（Rick Fedrizzi）说，“它们可以大大减少建筑所有者的使用成本。它让使用建筑的人有受尊敬的感觉。除此之外，它对环境也有好处。”成本和收益实际上也比环境方面的花言巧语更具说服力。该委员会目前的号召是，“绿色建筑，人人受益。”
为公司动物设计更好的笼子（2）
绿色建筑能让人们居住和生活得更有效率，但这并不是促进这个运动较快发展的唯一因素。研究表明，住在绿色医院的病人康复得更快，绿色零售店里的顾客会消费得更多，绿色教室里的学生会取得更好的成绩，绿色工厂里的工人受到的伤害更少，并且各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会使总生产率提高6％～16％。费德里奇认为，在绿色建筑中人们的表现会更好这一观点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整天被禁锢在密封的、由空调调节气候的盒子里呼吸有毒气体了。一项研究统计，不考虑环境因素，传统建筑诱发的所谓“室内空气综合征”，每年会给美国带来“相当于600亿美元”的生产率损失。
一些绿色建筑运动的号召者们认为，目前大多数此类研究都缺乏依据。一位工程师说：“你到某家企业说：‘这就是你们要采用绿色建筑的原因。’其实这样一点都不严谨。”另一位专门设计绿色建筑的建筑师补充说，真正需要提出的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居住和生活在绿色建筑里，你会减少健康保险的购买额吗？”人们普遍的印象是，绿色建筑让人感觉更为舒适。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座以人为本的建筑。”瑞克·马迪拉说。他坐在Genzyme总部大厅的花园露台上，他是主管环境事务的主任。“你会感觉自己不是在一座建筑里。空气十分新鲜，光线是自然光线，有一种透明的和贴近自然的感觉。我很惊讶我们很久以前没有抓住这个观念——走出笼子，走向自然。”
大脑的否定性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所实验室里，一位志愿者平躺在观察床上，他的头搁在磁共振成像设备（MRI）的圆形检查舱内，当巨型磁力线圈在机器内部旋转时，机器震动着发出嗡嗡的声音，将他的大脑分成30个区域进行拍照。活生生的病人躺在玻璃墙的一边，身体随着仪器操作者的操控做360度旋转，或者向上或者向后倾斜。在玻璃墙的另一侧，他的大脑分区图片在电脑上显示出来，看到这个场景不禁令人有些胆怯。
MRI正在记录病人的大脑活动。更精确地说，它正在记录血流和其他的新陈代谢数据，以观测特定时刻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情况，活动量增加的区域需要更多的血液供给氧气。MRI设备可以帮助神经科学家研究大脑的否定性倾向。
当人们面临感情苦恼时——焦虑、生气、沮丧，绝大多数大脑活动会发生在右前额叶皮质以及中脑一个被称为杏仁核的区域中，该区域即为大脑恐惧中心。相反，当人们的心情不错时——乐观、热情、精力旺盛，这些地方则没什么反应，较强的活动则主要发生在左前额叶皮质中。
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将左前额叶皮质中的活动与“一系列行为”联系起来，这些行为包括我们对某个物体进行观察、向它移动、处理并对其命名等。在热带稀树大草原上，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左前额叶皮质开始专门负责这些处理方式，这些方式在我们决定走向水源或者是进入新的领地时起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右前额叶皮质专门负责放弃行为，尤其是探测危险以及远离危险。
根据戴维森的观点，每个人都有一个“感情定位点”，决定着个人前进或退缩的倾向，MRI是将其显示出来的一种方式。右前额叶皮质活动相对比较频繁的人在生活中最可能具有沮丧或焦虑失调的临床症状表现。左前额叶皮质活动相对比较频繁的人则很少遭受情绪挫折并能迅速恢复过来。而大多数人介于两者之间，既有好心情又有坏心情。
以前的观点认为，成年人的大脑肯定已经定型不会再改变，除了老的神经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缩小，大脑会毫不留情地衰退。但是戴维森发现，一个人的感情定位点并非一成不变。公司老板对某个员工的失误反应过激，这并不表明他今后永远会给那个员工脸色看。公司的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害怕与别人发生冲突，甚至畏惧与别人交往，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只会和他的三星平面显示器成为好朋友。科学家最近的发现表明，即使是年龄较大的人，也能在大脑的海马区域中产生新生细胞（海马区域是大脑中一个对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的区域）。现在戴维森将大脑描绘为“人体内比其他任何器官都能更好地对经验作出反应的器官”，能够在大脑中引起物理反应且我们能够控制的因素包括运动、认识疗法、使用类似氟西丁的药物，以及戴维森最喜欢采用的大脑调节技巧——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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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的效果（1）
乍看起来，在人人都想变成一只800磅重的大猩猩的社会里，最不合适的生活方式可能就是沉思。
戴维森选择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工作场所对沉思的效果做了实验。志愿者来自威斯康星一家名为普洛麦格（Promega）的大型试剂公司，他们每周在公司进行半天的沉思训练，运用传统的沉思技巧：静静地坐着，手放在膝盖上，深呼吸并平静下来。他们同样在家里练习沉思，每天练习45分钟。
“人们现在非常迷恋某些形体训练项目，他们去体育馆锻炼，希望拥有可展示的优美身姿。”戴维森说，“但是种种证据表明，如果我们像关心身体一样关心自己的精神，积极的情绪、健康的心态同样也能得以充分的培养。它们是技巧，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本性。”
在普洛麦格公司的实验进行了8周以后，MRI测试的结果显示，经过沉思训练的测试者大脑活动的比率发生了变化，10％～15％的活动从控制否定和撤退行为的右脑转移到了控制肯定的、前瞻性思维的左脑。这种生活方式也提高了接受测试者的身体健康程度。抗体结果显示，大脑活动转移幅度最大的人，他的免疫系统功能也大为加强。戴维森没有试图去衡量沉思是否可以提高传统工作场所的生产率，但是至少可以建议商界人士进行沉思训练。
戴维森实验的测试者之一，普洛麦格公司的一位资深科学家迈克尔·斯莱特（Michael Slater）报告说，开始这个计划实际上增加了他的工作压力，因为繁忙的人突然需要每天挤出45分钟时间进行沉思。由于沉思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大脑在想些什么，一些参加实验的人最终离开了公司。“一小部分人意识到他们的信念和行为并不协调，或者不想再生活在别人安排的日程之下。”斯莱特说。
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体验，他认为沉思会使精神朝着健康的方向转变。他将自己描述为A类型的性格——爱担心，同时具有一些T类型的性格——追求刺激；他爱好帆船冲浪和飙车。进行沉思之后，他说，他发现自己在和别人交谈时，不再急于做出判断并更容易“主动聆听”。“如果别人冒犯我，我不会立即做出过激反应。相反，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为它生气，此后，我才会有所反应。这可能需要半秒钟时间。这并不是大脑内的什么重要对话。”
斯莱特认为冷静程度的提高会带来自信心的增强。他把沉思的过程看做是在前进和后退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不回避冲突，不后退，把失败看做未来发展的机会，这些都是有益的。如果想推动企业发展，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选择沉思。”
好，也许他说的没错。但是，当戴维森提倡人们要慷慨、快乐、富有同情心时，怀疑者自然要问，什么工作会有这样的要求呢，它们根本不能成为任职的必要条件。沉思的实际效果看起来似乎有些虚幻。
因此，另一个职场研究案例就值得我们思考。当比尔·乔治1989年进入美敦力（Medtronics）医疗公司的时候，这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司已经是一家市值达10亿美元的起搏器生产商。到2001年他作为公司CEO退休的时候，公司已经拥有更广泛的产品线。在竞争激烈的医疗设备制造业，借用《经济学人》的话，它是“最具有创新性和最了解市场需求的企业”。公司市值一度升至630亿美元，增长率可与全盛时期的IBM公司抗衡。《商业周刊》将乔治列入了其25位最佳商业经理人的名单，沃顿商学院将他评为20世纪最佳商业领导人之一。
乔治目前任公司董事，并参与各种非营利性的工作。显然还是非常忙碌，但是他总是能找到时间沉思，通常是一天两次。他在早饭后沉思，背部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坐着，有时是在家里，有时则是在飞机上，利用飞机起飞前的20分钟沉思。下午再做一次。他认为这个让人恢复精神的练习使他有精力在晚上继续工作，并直到午夜都保持敏锐。沉思对他就像一个神奇的咒语，虽然他只是在高度紧张的时候才向它求助。
沉思的效果（2）
乔治从1975年开始沉思，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公司总裁，有大量的日常事务要处理，他经常气势汹汹地催促下属。他的自我评价是，“没有耐心，胁迫性的，不老练”，他自己所说的这些性格对企业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沉思只不过使他“拥有”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调节和缓和”这些性格。沉思给了他一种清晰的感觉，让他关注重要的事物，因此他可以在没有过多压力的状态下完成这些事情。
在美敦力公司，他当时制定的目标是，公司最近两年推出的新产品要占到公司销售额的70％。他说，有一年公司没有做什么大交易，只不过在他的监管下花90亿美元兼并了6家公司。
这听起来足够紧张吧？为了保持放松，乔治说他每周有四五天会去慢跑，并参加定期的健身锻炼。但是沉思更令人放松。虽然运动能将身体上的紧张感释放出来，但沉思能将大脑中的紧张因素释放出来。“在媒体宣传中，沉思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沉思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沉思是药物，那么不把它推向市场就是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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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未必要拼命奔跑
商业人士对自然界的很多理解都非常愚蠢，但他们仍津津乐道。其中有一位是这么说的：“在非洲的每一个早上，当瞪羚羊睡醒后，它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狮子更快，否则会被吃掉。在非洲的每一个早晨，当狮子睡醒后，它知道自己必须比瞪羚羊跑得更快，否则会饿死。你是狮子还是瞪羚羊都无关紧要。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最好奔跑。”
这句给人以灵感的话是个不知名的人说的。他从未去过非洲，那里肉食动物和被掠食者生活得十分亲密，并不停对话，目标很明确，就是避免不必要的奔跑。
有时候一群羚羊站在掠食者四周，它们充满警惕地互相注视，羚羊盯着在灌木丛中休息的掠食者，如果掠食者站起来了，它们就马上退到掠食者的攻击距离以外，以消除潜在的伏击的危险，接着它们又盯着掠食者看。
有时候一群羚羊会朝掠食者嚎叫，仿佛在说：“我们看见你了，大个子。不要认为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一只或者两只动物甚至会直接走上前去观察敌人，仿佛在探测其意图。当一场追逐开始的时候，一些羚羊将在掠食者面前高高跳起，这是一种被称为“跺脚行为”的炫耀行为。传达给掠食者的信息是：“噢，请吧。不要再烦恼了。我的速度比你快。”掠食者通常会感受到这一信息并追逐那些没有跺脚的动物。
可以肯定地说，那个在商业生活中整天不停奔跑的人必定是恐惧和否定倾向的牺牲品。而且他迟早会被懂得更多的人吃掉。（他甚至可以给大家帮个忙，直接跑进敌人的嘴巴里。）生存之道不是生活在恐惧中，而是冷静、警觉但是又平心静气地探测环境。达到冷静的警觉状态的方法包括练习沉思；它可能仅仅只是走出办公室吃午餐，在合理的时间离开工作，工作之余有自己的生活。生理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已经发现，狒狒通过与幼崽一起玩耍可以减少对压力的生理反应。这样，当你再回到工作中，有困难等着你时，你就能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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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合作
根据这种理论，新加入公司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坐在她的办公室里，思考着她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成为团队的一员，并热切地希望团队不要盛气凌人地欺生。就如在任何工作场所一样，她可以选择向否定倾向让步并忽略问题，并希望问题会自己消失。她不希望挑起与保安队主管的无谓对抗。但是，她所负责的大楼处处是实验室，研究者们在里边做着爆炸性实验。这让她不由自主地想到，在火灾中，紧急出口受堵会妨碍他们逃生。绝对不应该关闭这些出口，但保安部门却把这些出口关闭了。
那个晚上，安全部负责人和她的丈夫模仿着她必须与保安部门主管之间进行的对话。“我觉得这纯粹是一个无聊的演习。”她承认。但是她也知道，“如果你了解其他人的观点，知道如何与构成强大竞争关系的人合作。那么做任何事情都要简单得多”，于是他们一起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第二天，她再次与保安部门的主管坐在了一起，她说：“你是由外而内，而我是由内而外地看待大厦的安全问题的。”
这次谈话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多年以后，她对此依然充满疑惑。“交谈的针对点完全改变了。我通过让他了解我的观点而利用他，因为我了解他的想法。他提出使用一种新技术可以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就是将紧急出口从外面锁上，但有一个与里面的警报器连接起来的开关可以打开门锁。”
因此安全部门的主管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分子，团队没有排挤她。虽然她遇到了问题，但她很好地解决了。僵局在安全出口问题上打破，这是合作精神的一次美好的胜利。
不过大家的吵嘴和抱怨还继续着。
否定倾向是许多物种盲目地、狂热地实施群居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对南极的一次访问中，思科里普斯海洋学院的彼得·布鲁格曼坐在大群的阿德利企鹅（又名黑喉企鹅）中间观察它们在水边抖动翅膀。“它们跳进去干什么？”布鲁格曼在他的博客里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它们观察水面，当一大群企鹅游到邻近它们的区域时，阿德利企鹅开始发出声音。”它们推挤着，在地上移动着，吵嚷着，来回地啄着，用翅膀猛击其他同伴，加入嘈杂的讨论中，然后“每只企鹅突然发生连锁反应，同时毫不犹豫地跳到水里”。
为什么总有这些骚乱？企鹅拥有否定倾向的理由是：饥饿的海豹和逆戟鲸在这些海岸线上巡视，寻找企鹅作为口中食。但是企鹅也需要食物，而且如果它们能够尽快跳进水中，就能提早躲避危险。于是在岸边拍着翅膀的企鹅都试图做同样的事情，几乎同时跳进水中。但部分企鹅仍然会被吃掉，不过，没有被吃掉的企鹅得到了社会性的一种回报：生存的机会在于不幸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粗暴的动物（1）
当安迪·格鲁夫统帅英特尔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口才好，以及原则性强。英特尔的前执行官凯西·鲍威尔（Casey Powell）是格鲁夫管理失误的牺牲者之一，但他仍这样描述他的前任老板：“难以置信的高效，极其杰出……这是一个与每个人单独接触都能够进入对方心扉，跟对方讲贴心话的人。”但是如果碰上倒霉的日子，格鲁夫也能掏出你的心并让它在地板上碎成一片一片的。
格鲁夫曾自我夸耀，他是在恐惧和多疑中创建了英特尔，那是“对出错以及损失的恐惧”，以及“对自满的负面后果的恐惧”。他的本意是对付外部的竞争者，但后来他意识到这种观念使中层经理们非常恐惧，以至于他们不敢报告坏消息。英特尔“建设性对抗”的企业文化同样给公司内部带来伤害。在他雄心勃勃赢得竞争的过程中，格鲁夫发现他有时把自己的下属弄得狼狈不堪。
20世纪80年代，他发起了一个名为“业务摧毁”（Operation Crush）的计划，如一位职员所描述的，该计划的目标就是“干掉摩托罗拉”。当摩托罗拉令人难以置信地生存下来时，一年以后格鲁夫又提出了“将死方案”（Project Checkmate）。作为微处理器业务的总经理，凯西·鲍威尔每周工作80～100小时，同时负担起了运行“将死方案”的任务。但是鲍威尔不久就意识到，“将死方案”的进度并不能使格鲁夫满意。当初执行“业务摧毁”计划时就是全公司总动员，业务部门、营销部门和工程部门的员工组成了“SWAT团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行动以赢得销售业绩。但是，即便摩托罗拉已经迎头赶上了英特尔当时的最新产品286芯片，英特尔仍然很难达到与实施“业务摧毁”计划时同样的恐惧和紧张水平。
鲍威尔回忆说，每当他向一位咨询机构负责人杰克·卡斯滕（Jack Carsten）介绍情况时都会非常紧张。卡斯滕对他总是不屑一顾，而且似乎总在格鲁夫面前贬低他。鲍威尔对卡斯滕的印象不好，这种印象甚至一直保持到10年以后，“他总是斥责他的员工，当众羞辱他们。如果你拍他的马屁，他会关照你。但是他还是会羞辱你。”但是另一方面，卡斯滕声称他和鲍威尔“仍然是朋友”，并拒绝承认有关他们之间争执的报道，称这些“纯属虚构”。
鲍威尔说不久以后卡斯滕请求一位高管审查“将死方案”。一位高管提前一周警告鲍威尔：“格鲁夫要对你下手了。”当鲍威尔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很明显围绕着U形桌子坐着的其他高管都已经知道会议的目的了。鲍威尔站在中间，开始讲述“将死方案”执行中遇到的一些麻烦。
新闻记者汤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