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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则因为负债累累而锒铛入狱，时运稍好点儿的则流亡国外。尽管当时既没有正式的证券交易场所，也没有非正式的股票交易场所，尽管当时本地的经济实体大多数并没有受到金融家们阴谋诡计的影响，可是这次崩溃依然让许多平民百姓身受其害。随后，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银行信贷干涸，建筑行业停滞。工商业的悲哀情绪弥漫到了社会各界，小店主、寡妇、孤儿、屠夫、车夫、园艺师、商场女售货员，甚至社会名流妓院的老鸨——麦卡提夫人（）的生意都受到了冲击。
尽管蒙受了巨大损失，可这还不是让麦卡提夫人和街坊们最愤怒的事情。她们和同胞们一样痛恨杜尔及其同伙，不只因为他们的恶劣行径，而且因为他们拥有特殊的身份。当时，美国革命刚刚结束，激烈的战争气氛还没怎么缓和下来。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于隐匿的保皇派和托利党贵族的怀疑与敌意仍然相当浓厚。而华尔街的内幕交易者似乎正好符合那个可憎的形象。
不管怎么说，威廉·杜尔毕竟是当时的商业巨子。他住在哈得逊河边的一处豪华庄园里，过着奢侈的生活，一日三餐由身穿制服的仆人专门侍候。当时人们认为，让仆人身穿制服是蓄意挑衅美国爱国主义者的*精神。杜尔曾在英军中担任军官，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他的祖上是西印度洋群岛上一位富裕的种植园主。为了增加财富，他在殖民地时代移民来到纽约。到了纽约，他就娶了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他的妻子，基蒂夫人（Lady Kitty），是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将军的次女，这位将军拥有苏格兰伯爵的头衔。基蒂夫人的祖父菲利普·列文斯顿（Philip Livingston）是纽约最显赫的贵族成员之一。杜尔的密友和至交还包括在荷兰人统治时期统治纽约的豪门望族：马考姆家族（Mabs）与罗斯福家族等。他坐拥庞大的商业帝国，从弹药厂、锯木厂、面粉厂、酿酒厂到军需物资工厂，几乎无所不包。
贵族老爷（2）
尽管杜尔也曾支持过美国革命（事实上，他还参加了大陆会议，并且是《联邦条例》的签署者之一），人们还是怀疑他从中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在革命危急关头，他以极其高昂的价格向华盛顿的独立军队出售建造营房用的稀缺木材以及运输船只。他为大陆军队提供给养，包括马匹、武器弹药、牛群以及草料，但是人们还是怀疑他垄断酒类和毛毯以便囤积居奇，甚至还在暗中偷偷地跟敌军做生意。在美国革命胜利之后，杜尔变本加厉地追求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当他企图垄断政府有价证券交易的时候，这种狼子野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时候，他也有些心存侥幸，因为他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莫逆之交。
汉密尔顿是美国革命战争的英雄，也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许多人也曾怀疑他怀有精英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相对于刚刚建国的美利坚民族所笃信的*理想来说是极度危险的。在立宪会议的辩论过程中，汉密尔顿主张实行总统终身制，希望参议院成为一个类似于英国上议院那样的贵族议会。他凭借自己担任华盛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的职权制定了一个经济计划，目的是偿还美国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数年积累下来的国家债务。这个计划就是由联邦政府发行自己的债券，以便赔偿美国各州以及大陆会议在革命战争期间发行的几乎沦为废纸的各种债券。汉密尔顿指望那些商人、银行家以及其他实力雄厚的人能够积极购买政府新发行的债券。通过购买这些债券，他们可以帮助这个新生的国家建立起金融信用。汉密尔顿以为，此举有助于吸引国内外的资本，为当时仍然贫穷落后的美国发展本国的工商业注入活力。
汉密尔顿直言不讳地认为，新政府应该信赖社会精英与财富集团这股势力。这些人的经济资源与无私奉献精神足以让他们成为引领这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排头兵。他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这些人即将成为拓荒运动的先驱者，他们的金融实力加上他们为了国家利益甘愿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有助于美国实现有朝一日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梦想。汉密尔顿本人出身寒门，他是一个出生于西印度洋群岛的私生子。但是，当他结亲名门之后就开始对纽约的贵族阶层抱有好感。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斯凯勒（Elizabeth Schuyler）是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将军唯一的女儿。这位将军是一位大英雄，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荷兰移民家族的族长，其家族在纽约哈得逊河畔也拥有庞大的庄园。汉密尔顿非常信任这些家族圈子，相信他们是正直无私的，而且愿意为了国家未来的荣光奉献一切力量。他自己也非常迷恋权位与财富。问题是，事实证明，像杜尔这样的贵族并不像汉密尔顿幻想的那样能够一心为公。
杜尔与斯凯勒家族的姻亲关系为他接近汉密尔顿提供了机会，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助理。杜尔及其“六个百分点俱乐部”的投机商们希望窃取美国政府有关新发证券的具体定价的内幕消息，以便在市场上能够拔得头筹。汉密尔顿正直无私的品行肯定是无可挑剔的，他批评了杜尔，并且警告他不要在国债方面赌博玩火。杜尔不听他的话，结果投机不成，反而把自己弄得彻底破产。在此后两百多年中，许多华尔街的内线交易人员都落得和他一样的悲惨下场。随后，杜尔的大部分财产被警察局拍卖以清偿债务。基蒂夫人一辈子都过着极其拮据的生活。虽然她依然在繁华社会的边缘地带居住，但是她却不得不招徕租户以维持生计。18世纪90年代，汉密尔顿和托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译者注）两人的追随者们就美国革命的未来命运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恰在此时，汉密尔顿涉嫌参与杜尔投机倒把案的传言反复见诸报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贵族老爷（3）
事实上，1797年，汉密尔顿迫于形势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与杜尔的一名同伙的妻子私通，同时慷慨激昂地否认自己曾经有过因公肥私的动机。他批评了他的“雅各宾派”敌人，特别是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第四任总统。——译者注）。汉密尔顿指控他们媚俗地向人民群众的世俗偏见摇尾乞怜，并且散布谣言破坏自己的良好声誉，目的是全盘否定自己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商业共和国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反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杰弗逊、麦迪逊以及其他主要的*与共和派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位财政部长有不轨的性行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怀疑他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可是，他们强烈反对汉密尔顿的金融与商业计划，反对他创设国家公债、建立中央银行以及补贴新生国家的制造业的建议。虽然杰弗逊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反对贸易活动，但是，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农业共和国，而不是一个商业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拥有独立自由的普通农民，他们与欧洲人做生意只是为了换取国内尚不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这个新生的国家就不会受到城市奢侈生活和农村赤贫状态的交叉感染，有效地避免惨烈的阶级斗争以及国民道德的腐化堕落。他们感觉这些东西完全是欧洲旧世界的社会特征。具体地说，金融市场这条神秘的大动脉就是这样一个管道，透过这个命脉，政治方面的瘟疫可以轻易地穿透整个健康的社会肌体。
严格地说，这个危险既不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危险，也不纯粹是道德方面的危险。汉密尔顿的“雅各宾派”政敌们反对的不光是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他们还认为在这些计划背后肯定还有一个邪恶的政治阴谋，即建立一种金融大亨与政府官僚联手执政的“金钱贵族统治制度”，这样一来美国革命用鲜血换来的*政治成果势必荡然无存。人们认为，杜尔正是这个反对共和制度的“贵族宗派”的元凶首恶。一句话，他是汉密尔顿与华尔街协同作战的一个缩影，即他们同属于一个托利党反革命集团。
当*与共和派看到自己的政敌开始与华尔街联手时，便认为这是政敌们企图建立英国式秘密金融贵族统治的阴谋。遥望大西洋彼岸，他们很容易发现金融寡头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英国，金融寡头与国家君主私相媾和；在美国，金融寡头大概就是与行政机构媾和。这样一来，政府将会变成贵族特权阶级的专属领地。杰弗逊一派反对君主专政制度，他们认为法国和英国庞大臃肿的行政机构就像破败的巨轮一样漂浮在国家公债的海洋上面。自然而然地，如果政府要发行债券，那么就需要有庞大的银行机构来购买这些公债，需要通过运行机制良好的金融市场来发行公债，还需要引入全新的投融资工具。如此一来，一个数量庞大的国家债券交易群体也就应运而生了。皇权与金权的阶级联盟使得国家政权赖以取得政治权威的独立选民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杰弗逊认为，汉密尔顿为这个新兴国家设计的宏伟蓝图有一宗真正的原罪，就是“为当前共和制的政权蜕变为英国宪法中标榜的君主专政政权铺平了道路”。这或许是旧世界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正是为了能让新世界避免这一宿命，美国人民才不惜一战，付出了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事已至此，华尔街自然就演变成了贵族政治与*政治之争的战斗前线。由于事关重大，杰弗逊一派利用政敌在性生活方面的不检点行为来攻击对方的政治手腕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了。
贵族老爷（4）
杰弗逊的追随者们不知疲倦地为人民敲响长鸣的警钟。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政治评论家、政党喉舌以及政客们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银行家和投机商正在利用政府的国家信用牟取私利。虽然华盛顿总统本人最终还是赞成了汉密尔顿的战略规划，但是也开始忧心忡忡起来，他询问自己的财政部长：新的资本难道不会因为“一小撮儿*的证券交易商们”的阴谋而威胁到共和制政府的政治前途吗？对于这号人来说，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大有油水，它是贵族统治与金钱统治之间的邪恶联盟。这些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主要是贫困的退伍老兵、农民和其他平民百姓。投机商们可以从原始持有人那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空各州政府以及大陆会议发行的各种债券。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一旦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这些富裕的债券买主们就会重新审视这些曾经一文不值的债券，希望看到这些债券的面值完整无缺了。
路线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有人在教堂里向群众散发耸人听闻的传单，路线斗争也成了小说、诗歌以及报纸打油诗的创作素材，戏剧舞台上的幽默讽刺剧以及政治舞台上白热化的长篇血泪史中，这场斗争仍然在持续升温。《民族公报》（National Gazette）发表了一篇题为《事实的编年史》的政治讽刺文章，文章作者菲利普·弗瑞纽（Philip Freneau）断然宣称1791年是“投机商们取得统治权”的一年。他滑稽地模拟了一个创建美国贵族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贵族们小心翼翼地划分等级、细分地位，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投机行为不断升级的情况，从等级较低的“吸血鬼阶级”，到中级的“强买强卖阶级”，直到至高无上的“临时债券食息阶级”。杰弗逊本人则猛烈抨击那些买空没有价值的“大陆币”（continentals）的人，因为他们使用了不诚实、不公正的骗子伎俩：“投机倒把分子把骗取持有人手里的大陆币当成了一个行当……陆地上使用的信使和驿马、海洋上航行迅速的领航小艇现在都被他们掌握在手里，整天满天飞”，在买空纸质的债券票据之后，“生活贫苦、消息闭塞的老百姓手里的钱就这样被他们骗了个精光”。麦迪逊也不无忧虑地说：“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商即将变成政府里的行政长官，既是政府的工具又是政府的太上皇。一方面，投机商慷慨解囊贿赂政府吃下这根胡萝卜；另一方面，他们还会上蹿下跳，运用声势凌厉的组合拳来慑服政府就范。”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译者注），平时是汉密尔顿的盟友，和这位财政部长同样有一个保守的信条，即社会的阶级区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时就连亚当斯也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纸上财富变成了贵族统治重要的力量源泉，而且也是地主阶级重要的财富源泉，这场财富狂潮真是来势凶猛”。
当杜尔的债券投机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社会大众强烈的憎恶之情是一望即知的。投机商们被人们戏称为“汉密尔顿的突击队”以及“有价证券的小猎犬”。在各地小报上“临时债券狂热症”（scriptomania）、“临时债券面值症”（scripponomy）和“临时债券恐惧症”（scriptophobia）这样的词语满天飞。一位费城居民写信给当地的报纸，抱怨自己在党派路线斗争的战场上虽然想走中间路线，可是却根本走不通。尽管他不愿意加入本地的杰弗逊*协会，但是他也希望街坊们相信自己绝对“不是托利党人，也不是英国特务，更不是投机商”。麦迪逊对于这场在道德上令民众厌恶、在政治上违背民意的现象做了如下总结：“这个社会体系一定是出了某种差错，这种差错是严重的，它既是道德方面的错误也是政治方面的错误。这个社会体系居然把回报与奖赏从那些付出了最高昂代价的人手里转让到了那些根本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人手里。”
贵族老爷（5）
在这场政治演出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反讽，这个反讽将向他们的美国后代灌输他们对于华尔街的态度。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双方都有正当的理由，不过双方追捕的却都是同样虚无的幽灵。汉密尔顿幻想着开明绅士们的投资活动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无私奉献。杰弗逊看到的则是赌场上的“骗子”和“无赖”。双方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威廉·杜尔的悲惨经历就是一个例证，他就是一个文明社会里的恶棍。但是，两位开国元勋同时也都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预言敌对双方最终的冲突将难以避免，但实际上这些敌人只是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敌而并非真正的敌人。
汉密尔顿绝对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封建贵族。他也不曾当真以为贵族们在新世界能够成功复辟一种官本位的贵族统治。可是，他确实感觉到“群氓统治”（mobocracy）是令人忧虑的，并且害怕“雅各宾派”旨在削平一切的平均主义的*制度本性。在他看来，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民众彻底拒绝合理的社会契约所规定的公民义务。但是，城乡各地值得尊敬的世袭地主们几乎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平均主义者。美国也没有什么残忍嗜血的无裤党（sansculottes）准备竖起绞架，尽管农民阶级也曾经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其他政策而揭竿而起，但是他们也不会赞成极端的平均主义。举例来说，谢伊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就很能说明问题，起义者只是想把封建地主的庄园付之一炬，这完全是法国扎克雷（Jacquerie）农民起义在美国的翻版。另外，尽管汉密尔顿的这种担忧有些杞人忧天，但是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错觉。他认为像杜尔这种人（即使并不是说杜尔本人）是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无私奉献的，这让人们联想到开明贵族的理想版本。他们为购买国债提供的大量资金，可以帮助供养一个统治政权，一个由“智者、富者与善者”组成的政权。他相信，“一般来说，那些最愿意借钱给国家的人往往都是开明的人”。他用下面的话评价那些贵族出身的豪富巨贾：“与那些贫苦百姓相比，这些人的邪恶倒有可能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且带有的道德堕落行为也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形势发展却让汉密尔顿非常懊恼，因为他自己曾经当着美国人民热捧的那种现代商业社会竟然播下龙种却生出了跳蚤，这种商业社会养育出的生意人往往把自己承诺的社会责任当做放在汽车后座上的陪衬，追逐最大的获利机会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汉密尔顿就陷入了这种两难的窘境，威廉·杜尔正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例子。
同样地，杰弗逊*制度派也对他们想象中的那个贵族统治制度进行攻击。但是，历史事实表明，这个“贵族阶级”确实只是一些初出茅庐的财阀巨商，他们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社会精英。他们之所以每每急欲表现出那种世袭贵族的傲慢派头，只是为了增强他们自以为是的统治地位，提振自己的社会自信心。在纽约，汉密尔顿的联邦制拥护者们创立了“匕首骑士派”（Knights of the Dagger）来打击*与共和派人士，驱散他们的公开*，打压他们中间的“自由支柱派”（Liberty Poles）。威廉·杜尔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骑士。他们浑身上下全是贵族的穿着打扮，家里的马匹和马车上都装饰着贵族传统纹章的羽冠，他们学着英国上流社会的腔调说话，还举办光鲜夺目的舞会和宴会，沐猴而冠地盲目模仿欧洲上流社会的风俗习惯。在汉密尔顿时代，这些活动在联邦制度拥护者中间非常时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镀金时代，这一倾向又开始风行。约翰·品塔德（John Pintard）是杜尔的同案犯之一，但由于及时逃离纽约而躲过一劫，后来也没有锒铛入狱。品塔德是一个高雅的文化精英，他是纽约历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发表过医学与拓扑学方面的著作，同时还是印第安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后来他又回到纽约，继续在华尔街赚钱。无疑，有许多联邦主义者公开推崇英国宪法，尤其是英国宪法关于社会等级的划分办法。联邦主义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希望，他们也期待着美国有一个上下有别、等差分明的政治秩序，而他们自己将成为执牛耳者。国务卿约翰·杰伊（John Jay）是汉密尔顿的好友和政治盟友，他坦率地断言：“那些拥有国家财富的人们理应成为这个国家的治理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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