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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4）
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秩序未能也无法满足21世纪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逃税和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来充实离岸银行账户，使国内滋生了普遍而长期的怨恨情绪，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低水平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匮乏。但这种状态也不是无药可医。很多此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各国政府间的有效信息交流对克服资本外逃和逃漏税问题有很大帮助。银行隐秘性所造成的障碍可以通过将主要的条款嵌入国际条约来克服。可以通过要求登记离岸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细节来降低其隐秘性。那些人因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受益，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们身份的基本信息的义务。可以采用全球框架体系对跨国企业征税，征税依据是创造利润所在地。像这些政策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实施。对那些想尽快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途径。
【注释】
①约翰·克瑞斯滕森，“备受关注的合作社运动新趋势”，《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马来西亚），1985年12月14日，第11页。
②“马来西亚银行与合作社危机的抗争”，《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英国版），1986年8月12日。
③摘自//al_qaeda？sitemynet？/alqaeda/id3？htm，2002年9月23日。
④马克·汉普顿，《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港——全球资本的风险》（伦敦：Macmillan，1999）。
⑤雷蒙德·贝克，《资本主义的要害》（霍伯肯，新泽西：John Wiley & Sons，2005），第62页。
⑥引自《今日报》（This Day）（拉各斯，尼日利亚），2005年6月6日。
⑦《洗钱和外交腐败：爱国者法的执行和有效性——有关瑞格士银行的案例研究》，摘自美国参议院调查问题常设小组委员会编写报告，2004年7月15日，第28页。
⑧摘自？economist？/research/Economics/alphabetic，cfm？，2006年 12月12日。
⑨税收竞争联盟（Coalition for Tax petition）发布的新闻，2005年4月7日。
⑩西蒙·J·帕克，玛丽·E·德·博伊和约翰·S·左丹努维科茨，《国际贸易中因不当定价所导致的资本外流规模估计：俄罗斯—美国情形》，艾塞克斯大学税收竞争和合法避税研讨会报告书，2004年7月1～2日。
奥斯汀·米切尔和普雷姆·西卡，《驯服公司》（巴兹尔登，英格兰：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Association for Accountancy & Business Affairs］，2005年）。
《美国合法减税行业：会计师、律师和财务专家的角色——四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案例研究》，摘自美国参议院调查问题常设小组委员会编写报告，2003年11月18日，第15页。
奥斯汀·米切尔、普雷姆·西卡、约翰·克瑞斯滕森、菲利普·莫里斯、史蒂文·菲林，《避税港没有会计制度》（巴兹尔登，英国：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2002年）。
“利伯曼说合法避税应该有经济实质以遏制因避税而存在的行业”，摘自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2003年11月18日。
埃伦·迪尼奥特，《保罗·马丁公司：关于避税港法律性质的60个论题》（温哥华：Talonbooks，2006）。
“你们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刊登于《天眼》（Private Eye）“在都市”专栏，2006年2月17日。
“区域避税”，摘自《尽你所能向我们征税》（伦敦：税收公平连线［Tax Justice Network］，2005）。
见？ghanaweb？/public_agenda/article？php？ID=4824，2006年2月12日。
《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2006年2月22日；见。institutionalinvestor。/default。asp？page=1&SID=614639&ISS=21302&type=12，2006年2月24日。
基利蒙·E·佩里，亨伯特·洛佩兹和威廉·F·马罗尼，《贫困的减少和增加——良性和恶性循环》（华盛顿：世界银行，2006年）。
《离岸区价格》（伦敦：税收公平连线，2005年3月）。
《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牛津：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2000年6月）。
“离岸风险——泽西岛并非货币投资者的避难所”，《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96年9月17日，第1版。
哈利·麦克兰德，“金融犯罪：500例荟萃”，《泽西晚间邮报》（Jersey Evening Post），2006年2月9日。
《会计》（Accountancy），1996年9月，第29页。
理查德·昂，“税收公平的不公正性”，《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2005年4月。
贝克，《资本主义的要害》，第172、173页。
K·古哈，“全球化：战利品的分赃——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害怕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的‘粗放’增长”，《金融时报》，2006年8月28日。
同上。
“富有的逃漏税者这么说布什——是诚实的闪光还是口误？”太平洋新闻通讯社（Pacific News Service），新闻评论，露西·科米萨，2004年9月9日。布什总统2004年8月9日在安南戴尔的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演讲时所言。完整的引述是：“在税收方面，只需要记住，当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正准备提高某些人的税收，最重要的是，真正富有的人挖空心思逃漏税，这使得小公司业主最终承担了很重的税负。”
都是石油惹的祸。伊拉克被迫签订的石油共享协议将使伊拉克人付出数百亿美元的代价。格列格·穆特发现了幕后的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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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
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
格列格·穆特
最终的“战利品”
一年前，当哈利伯顿公司的CEO迪克·切尼成为美国的副总统时，他曾描述过美国在强制石油供给方面的政策前景：“到了2010年，我们每天都要额外消耗5000万桶石油，这些石油将从哪里获得？……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提供非常好的获得石油的机会，中东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廉的开采成本，这仍是美国最终想要得到的‘战利品’的地方。”①
迪克·切尼的问题是这样的“战利品”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西方国家的控制，大多数中东国家将本国的石油工业进行了国有化，沙特阿拉伯保留了外国石油公司投资的部分，伊朗的宪法禁止外国公司控股本国的石油公司。科威特政府试图把外国公司带进北部石油地区却遭到了国会的坚决反对。伊拉克，拥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石油储备，好像是最早开始转变的。如果伊拉克对外开放，那么它的邻居们也许在压力之下也会跟从。
这是西方石油公司渴望许久的景象。就在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久前，康菲石油公司宣布，“我们知道哪里有最好的储备（伊拉克），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分得一份。”
②壳牌石油公司则表示它的目标是“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实质性的确保能够长期存在的市场。”
③
丹·威特，一个个子不高的热情美国人，有着一头漂亮的经过精心梳理过的头发，看起来不像是个经济杀手，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如果不是他穿着正式的西装，你一定以为他还是个学生。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总是干劲十足”。对他来说一周之内去3个甚至是4个国家是家常便饭。他穿梭往返于华盛顿的家、伦敦的办公室、俄罗斯哈萨克的项目、利比亚以及别的什么地方。
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ITIC）是一个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宣传共同税务和投资政策的组织，作为它的领袖，威特表示：“我们的理论是能够吸引投资的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比封闭性的政策对繁荣来说更有利。”
现在，在85个共同发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万的营业额。尽管展现了这样的商业利益，但ITIC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发展和教育基金”，并且在美国国内税务署是作为一家免税、无商业目的的组织注册的。“我们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和政策决策者分享我们的知识。”威特解释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个介于投资者和立法者之间的支持人。然而这家组织只对它的共同发起人负责，这些发起人赞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会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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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2）
在ITIC纯粹的“教育基金”的范围内，金权政体是明显的教育者，而政府则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都和威特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专家建议”来帮助它们的改革进程，把它们带入“最佳国际模式”的轨道。它们认为在经济上和下层基础上的决策已经不是政治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技术问题。并且激进经济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游说，而是简单的建议。
有时，这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道歉的话从来不会对伊拉克说。威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一个会面者说：“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会得到其中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伪善。”
④这句话突出的是“分享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通常令人感到尴尬的行为。在伊拉克，由于提出的建议有15万军队的支持，所以很难被拒绝。
ITIC并不是从事于公共教育，而是把焦点集中于官员和政治家身上。“公众总是很难被说服的，”威特解释道，“你知道，我们不做媒体工作。”
然而，ITIC的方法是非常系统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经验。他们并不单单停留在当前的政府层面上，而是将目标扩大到未来的潜在政府客户。这项工作在前苏联身上得到体现。根据ITIC的十年回顾，“联邦中的独立国家的高级税务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没必要了解我们，因为当他们作为杜马代表或政府部门的低级别官员或地区管理者的听众时就已经知道我们了。”⑤肯·波特，雪佛龙海外公司的副主席，这样评价ITIC的角色：“在许多方面，ITIC就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私人版本。”⑥
ITIC的角色和它们的确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所有这些参加过世界银行项目或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的顾问们全都没有真正在工厂工作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那么做了，他们就不会在一个捐赠代理部门做每年只有4。5万英镑（8。5万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对那些年薪仅仅只有8？5万美元的人的轻视使人想起了他对那些他宣称要努力帮助的国家的态度。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个富国，但它的人民却是穷人。”当我和哈桑·朱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间小房子里时他这样对我说。这种说法我也同意。尽管这座房子经过了精心的整理，但现在也很难租出去。一些墙上的墙皮已经脱落，有一些还有了裂缝。哈桑真的是相当的幸运，他已经在石油工业干了32年，月薪大约在200美元左右，但这已经足够付房租和维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据伊拉克计划部门的统计，半数以上的伊拉克人现在正处于失业状态。⑦同时，劳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万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⑧
哈桑是一个粗壮的石油工人，50多岁，说话的口气平静中带着威严，使人有一种想倾听的冲动。他对伊拉克的贫富状况的说法是对的。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土地——被称为“文明的发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富饶的土地上。现在的伊拉克就处于人类最先学会写字、发展农业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尽管水曾经是伊拉克致富的资本，但现在却是石油。所有的现代经济都依赖于此而建立。
伊拉克丰富的资源使它成为西方国家的目标。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将成为西方国家达成丹·威特的目标的主要障碍。哈桑·朱马是一个行业协会的领袖，这个行业协会是在萨达姆倒台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区代表着一半以上的石油工人。现在石油工人总工会正在第一线为守护本国的自然资源同掠夺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跨国公司对抗着。哈桑认为，掌握本国石油储备的主权对伊拉克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石油必须掌握在伊拉克手中，因为石油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有巨大价值的自然资源，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要依仗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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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3）
威特的提升以及ITIC的诞生
尽管主要的策略目的是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储备，这一点有大量的政策文件为证。⑨但他们却敏感地指出，石油只是他们出兵伊拉克的一部分理由。结果，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被发现他们对战后伊拉克石油政策的改变。而他们的那些私人伙伴和基金会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丹·威特也从以前束缚自己的在政府工作转变为右翼基金会和智囊团的一分子，在那儿他可以更加自信地说出自己的强硬观点。
由于拥有一个西密歇根大学的ＭＢＡ学位，威特动身去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几乎成了反管制的代名词。在他回到美国两年之后，他在里根政府那里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然后是总统为私有化成立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了美国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策的转折点。它提出的建议包括一些传统的国家公司和财产的私有化，这其中包括美铁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和两个海军石油储备基地，并且还对邮政服务进行公开竞标。它的长远目标是有效地把美国公民转变成消费者。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提供学校、公共住房和医疗，而消费者只要凭单对此进行支付。它同样呼吁国际开发总署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
尽管与里根政府在政治上的联系后来证明对他的前途非常有用，不过里根的经济政策看起来对他并不起作用。一个委员会成员，理查德·芬克给他提供了全民经济委员会（CSE）副主席的工作，这是一个反规制的游说组织，于是威特很高兴地接受了。芬克于1984年利用科赫家族的赞助创立了CSE，这个家族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的多样化投资的石油公司。
在CSE工作的两年中，威特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税务基金会是一个社团领导的组织，它自从1937年起就致力于国内低收入者的交税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大约有5亿美元的债务。威特成功地说服CSE做出一个“友好的收购”，然后他就调到这个基金会工作。1991年4月，他成了那里的直接领导者。
与此同时，苏联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而这也是威特把目标从美国国内转移到国外的阶段。
在威特成为基金会的直接领导者7个月之后，税务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参加了1991年11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贸易经济双边会议”。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的代表团成员有大使罗伯特· 施特劳斯、劳工部部长林恩·马丁以及代表财政部的约翰·罗布森。当然还有基金会邀请来的许多大公司的CEO们。这次会议标志着威特人生新方向的开始。这次会议时间选在苏联政权正式解体3个星期前，也标志着对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国家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对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92年的夏天，基金会接待了一个由公司主管们组成的11人代表团。“花旗银行、埃克森、菲利普莫里斯主管税务的副主席们，这些家伙对去当时那些疯狂的地方很感兴趣。”——去俄罗斯，去给俄罗斯财政税收部门的外国投资税务方面提建议。
基金会委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查尔斯·麦克卢尔执笔一份由代表团发表的声明。麦克卢尔曾经在1983～1985年期间代表财政部工作过。他负责提出的建议最终变成了里根政府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的基础。这项法案削减了顶层税率的税额，同时也增加了低层税率的税额。这就把税务负担由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
麦克卢尔的声明对俄罗斯的税务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低收入者的税率，还有强烈建议在通过任何立法前一定要和外国投资者们商量。威特在基金会的时事通讯中评论道：“他对仅仅在提交声明3天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就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由60％降至40％感到满意。”⑩
一系列的访问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相继进行，在1993年基金会和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们签订了合作协定。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渴望摆脱旧的苏联体制，而威特也愿意用适合美国合作的方式来填补它们的政策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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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4）
威特和麦克卢尔认为是成立一个新组织的时候了。于是，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在基金会的基础上诞生了，而威特成了它的主席。基金并不难找，这个机构刚刚创立的时候，就吸引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