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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官举俊对其中的情节还作了一些修正。这时，吴家国也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文字较粗糙，我用不少精力为他润色加工，他很满意。周庆洪干事对我翻译作品和写诗肯定有所闻，但他一直表示理解，从未予以批评和干预，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23枪声的威慑力
暮春时节，荆竹坝召开首次公判大会。“砰！”“砰！”“砰”几声枪响，陈绍尧、王继威应声倒地，血流如注。枪声带来极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
在处决这两个人同时，宣判一些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劳教分子逮捕。市法院代表宣读了判决书。厂长讲话指出：在劳教和犯人中有一股反改造逆流，在刑满就业的职工中也有少数人没有改造好，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对粮食政策不满，成天叫嚷吃不饱饭，煽动他人消极怠工，蓄意破坏生产。对陈、王两人的处决，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对所有反改造分子是迎头痛击，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在九干人的大会上，与会者低着头，鸦雀无声，只有扩音器的嗡嗡声和厂长的讲话声响彻田野。
陈绍尧是厂部库房的化验员、就业多年的老职工，和刘福祥一样，是一位先进生产者，在历次生产突击活动中榜上有名。这次因在铸造巴氏合金时配方有误，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处以极刑。王继威是三车间土搪床的操作者，因土车床精度不够，操作时发生剧烈抖动，造成机身搪孔失圆，达不到技术要求，报废了一百多台机身。他来自锄坝河农场，技术水平低，缺少操作经验，加上对粮食定量怀有抵触情绪，被组长汇报上去，车间便认为他不仅破坏生产还是闹粮的典型。
宣判大会后，各车间职工、劳教和犯人立刻分组讨论，会上发言者并不多。积极分子们说，这次公判大会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说明反改造的路走不得，破坏生产的事干不得，消极怠工要不得。只有努力接受改造，积极劳动生产，才是我们唯一的光明前途。但在个别交谈中，却听到另外两种反映：一种说，政府是借王、陈两人的头来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借杨修之头转移视线，维系军心。再说巴氏合金采用什么配方，并不是陈绍尧所能决定，而是干部批准的，陈、王之死有些冤枉。另一种说，在农场改造比较保险，劳动苦一点，出不了大问题，在工厂改造太凶险，弄不好要丢脑壳，生产中还是小心翼翼，保住本钱要紧。杀一儆百能使人恐惧，却未必能推动生产，这次公判所引起的消极情绪，恐怕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
那年我27岁，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夜里忙到l2点，睡上几小时就恢复过来了。我从去年大战*月开始就全脱产搞宣传鼓动，车间里的操作人员都尊称我为“记者”、“板报师傅”，见面颔首微笑，干部和外车间人员对我的态度也较友善，使我的心情十分舒畅。除了工作，我还读了《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青春之歌》、《苦菜花》等主流作品，在《绿芽》上发表了不少歌颂大好形势和荆竹坝风光的诗作，私下还写了好几本小诗，我甚至觉得荆竹坝比川大校园对我更温煦，便给赵明贤同学写了一封信，汇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态，没几天便收到回信：
地山：
接读来信。甚慰。你在另一种环境中能刻苦学习，干劲很大，不断奋进，深信你仍坚持人的信念，不会虚度时光，知识就是力量，愿你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将来必能重回人民怀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你大概忘了我们是5年学制．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分配工作，经过几年的政治运动，现已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一面学习，一面治病强身，敬祝近好！明贤信写得不长，语言委婉，并无“加速思想改造，痛改前非”之类的告诫，说明他对我仍以友人相待。“治病强身”一语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似乎传达了川大同学健康不佳，正在治疗水肿病的信息。他当然知道给我的信要经过审查，不宜写得太直露。我有幸能收到挚友飞鸿，更庆幸自己虽身在劳改还较健康，大墙内外并未隔绝。
24参观城市人民公社
1960年初，到处都在兴办城市人民公社。在成都，以宁夏街人民公社最为有名气，《四川日报》作过大量报道。动力厂专门请该社党委书记给大家作报告。那天晚上，大礼堂里人头攒动，我们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洗耳恭听。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个星期日早晨，干部指定一些人集合，说是要参观宁夏街人民公社。吃过早饭就出发，公路静悄悄，只有我们这长长的队伍鱼贯而行。我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宁夏街对我并不陌生，那是省妇联所在地，成都市监狱的高墙围着难以知晓的神秘，如今的宁夏街人民公社的范围似不限于那条窄小的街道了。
西大街在几年前还相当热闹，如今行人稀疏，店里空空如也，饭馆不见营生，食品店点心铺全未开张。地面倒还干净，全无烟蒂、纸屑、花生壳、瓜子皮的痕迹。
在向导指引下，周干事领我们走进一家木器社。在简陋的居民房中，几位女性正用简易工具划木器的榫口，另有几位女性在钉木箱，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于耳，女工们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我想，她们事先会得到通知，今天将有劳教和犯人来参观的，她们对此并不感觉惊异或兴趣，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我们也不能提任何问题，成了不会说话的动物。接着我们又走进铁器社、小五金社、缝纫社、布壳社……劳动者多为职工家属。这些中年妇女有的在台式车床上加工小零件，有的在老虎钳上扳螺丝。走过的十几个单位大同小异，给我的印象是家家无闲人。记得1958年政府曾号召城市居民下乡，大专院校也曾动员教职工下乡劳动．剩下的干部、职工家属如今又进入各种各样的手工组和机器社。在那个年月，只有体力劳动才算劳动，否则就是吃闲饭。
中午，我们在公共食堂里休息，正赶上社员开午饭，每人一小碗米饭，一小瓢缺油少盐的蕹菜，俗称无缝钢管。她们小口小口地默默地吃着，饭菜的质量还不如我们带来的馒头和酱菜。
食堂墙壁上贴着小小的墙报，写的是“赛诗台”，刊登了几首写得异常粗劣的跃进诗，内容是干篇一律的快板或顺口溜。我环顾左右，同行者均表情木然，周干事也表情木然。
我的目光审视街头，不见中小学生放学或背书包上课的欢快身影，一切是不可思议的冷清与宁静。我忽然想到今天是星期日，那么，这些木器社、铁器社、小五金厂的职工们为何却在上班呢？莫非是为了我们参观而加班做做样子吗？我以一双记者的眼睛看到的市场萧条，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危机已难以掩饰。
刚回厂，周干事就嘱我赶写一份传达稿，“越详尽越好”。这无疑是个难题。既要弘扬时代主旋律，符合劳改八股，又不能太失真，使同行者感觉虚假，只有把看到的景象作亮色处理，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大跃进运动中的伟大创举，在党的领导下，众多干部职工的家属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他们的艰苦奋斗与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的生活待遇不应高于城乡劳动者的标准。因此，我们更应珍惜自己的改造环境，加速思想改造……”洋洋洒洒，一口气写了20多页，经管教办审核，认为可用，并要我连夜复写十几份，各车间和基建中队传达时一律以此稿为准。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我内心里常抱怨这几年的报刊宣传和干部说教枯燥刻板毫无感染力，我执笔的传达稿同样是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这样的货色才能通行无阻。所幸本车间未指定我去传达，而由划线组钳工唐瑞图去念稿，难为他念了一个多小时，声音洪亮，慷慨激昂，我在台下暗暗叹服：有本事，真有本事！
25重逢林武玉
一天下午，我从宿舍走向车间，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口音呼唤我的名字，停下一看，原来是川大中文系同年级老同学林武玉。他也是调干生，曾在朝鲜打过仗，英武，健壮，比我年长，l957年出了事，现在比三年前瘦多了，面容有些憔悴，双目仍熠熠生辉。我俩紧紧握手，为这意外的重逢而激动。他从沙湾农场调来不久，属基建队中的右派队。我们都意识到这里不是深谈的地方，就相约在本星期日三车间板报组见面。
那个星期日是阴天，车间机床卫生刚检查完，我正在板报组整理材料，他悄悄进来，说已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看到设备齐全，还浏览了几版板报，觉得办得像模像样，想不到你的笔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我觉得在这里长谈也不合适，便一起走出车间。荆竹坝范围很宽，星期日干部和职工进了城，在空旷的通道上散步谈心的人比比皆是，不致惹人注意。
他说：“你离开学校后形势更严酷，整天不上课，大炼钢铁，篮球场种水稻，放卫星，到处乱糟糟，不像个大学的样子。同年级一百零二名同学就有二十来个出了事，胡训政、杨吉甫、黄豹松、史大伟都进了班房，许多人弄去劳教，赵明贤和右派一起劳动。”他还说自己在劳教中几次出事，几乎被机件砸死，又患了水肿病，住进医院，吃过小球藻、康复散，九死一生才侥幸活到今天。我摇头叹息。他接着说：“你关在这里，不了解社会情况。这几年全国闹饥荒，不知饿死了多少人，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百姓普遍活不下去了。劳改队的日子还好些，粮食定量供应，农民到哪里去找饭吃呢，公共食堂只有一瓢清汤汤。老弟，你还在这里耍笔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呀！”
我们边走边谈，遇到车间里的熟人，互相颔首微笑，继续慢慢转悠。
“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他问。
“在1957年后，国家就不断向左转，指导方针偏离了正确方向，大跃进得不偿失，农村虚报浮夸，瞎指挥，高征购，才弄到今天民穷财尽的地步。据说彭德怀在庐山为民请命，指出了问题，在那以后继续反右倾，国民经济更加无法收拾，还应了铁托那句话，当年播种微风，而今收获了暴风。”
他点头称是：“目前还有国际方面的问题，你听说了吗？中苏失和，苏联老大哥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已经撕破了脸，撤销了几百个经济援建合同，撤走了专家，还逼我国还债。”
“我从《真理报》上看到苏联同情铁托，只有阿尔巴尼亚站在我国一边，我国在国际共运中相当孤立，但我认为国内矛盾还是主要的。马列告诉我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他笑了一下：“你还相信马列吗？”
“当然。”我立即回答：“我相信的是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列，不是僵化的教条。你呢？”
“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主义我都拥护，让百姓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主义我都不拥护。”他的回答失之笼统。
“这场劫难是空前的，过去谁也不会料到，如今仍看不出有何转机，多少入死去了，我们要坚持活下去，做这个时代的证人，这也许是我们的责任。”
他问我车间的情况，我说：“生产陷于困境，但我人缘还好。”
他感慨地说：“右派队里很复杂，同是受难者却不能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槽中无食猪拱猪，不少小人靠出卖别人来保全自己，你也不要大意。”
分手时，他送了我一些现金和粮票，叮嘱说：“如有人问起我们的相遇，只说谈了离开川大后的经历，其余不要涉及。”
患难见知己，异境遇故知，能和林兄交换内心深处的想法，觉得非常满足。
林兄喜帮助弱者。后来得知，与他同车间有个搞美术的、来自郫县文化馆的姓胥的右派，力气不大，许多锤才能砸断一条钢板，样子极为狼狈；林武玉默默走过去，接过胥手中的大锤，喈喈嘴几十锤，一锤砸断一条钢板，砸完后笑笑离去。以后胥逢人便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林大汉！”若干年后林兄改行当了律师，处境大佳，好人自有好报。
26“自然灾害是个筐”
又一个冬天来临了！动力厂实行粮食定量已经一年，钳工每月37斤，车工33斤，收发、检验和宣传员只有27斤，干部定量21斤。每月还要节约两斤，实际19斤，个个饿得精瘦。原来犯人打4两米饭有平平3碗，如今只有平平两碗，稀饭更是清汤寡水，能照进入影。有人一边用调羹舀稀饭，一边唱着：“洪湖水呀浪哟浪打浪呀……”引起广泛共鸣，夜里熬到12点喝2两加班稀饭，上床不久就解溲，半夜起床数次，饥饿已成为头等大事。
这些半饥半饱的人如弃儿，哪有心思劳动？工地上又无干部管理．于是，阴一锄，阳一锄，干一阵，歇一阵，到处乱糟糟的。长期的饥饿产生深刻的饥饿意识，饥饿的滋味如万箭穿心，深入骨髓。饥火如焚，老是觉得肚子饿，咕叽咕叽叫个不停，随时想着吃。于是，谈吃成为永恒的主题。工地离干部食堂不远，那里炒菜的油香传人鼻孔，便猜到是烧豆腐、炒青菜、烧茄子。那时的干部厨房也无丰盛的菜肴，劳教们便联想到自己吃过的鱼香肉丝、红烧排骨、麻辣鸡丁等家常菜。但那些菜肴离现实太远，便谈街头的担担面、烤红薯的浓香和川北凉粉的美味。以往在农村青黄不接的时节，吃煮豌豆煮葫豆、菜稀饭也能填饱肚皮呀！田成义说，敌伪时期日本占领东三省，也实行粮食配给制，大人每月30斤，中人20斤，小人l0斤，但从黑市仍可买到粮食，财主家打发乞丐，残羹羹剩饭还要让人吃饱呢！我想到东德拍过一部影片《每日的粮食》，描写二战后东德的饥馑，为了一块面包，儿子对父亲动手抢劫。我们的光景比东德更为严峻！吃饭不仅是生理需要．而且是心理需要，越饿越想吃，越谈吃越觉得饥饿。本来吃饭是为了活着，如今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宁当胀死鬼，不当饿死鬼”，“能吃饱一顿饭，死了也值得！”饥饿腐蚀人的意志，吞噬人的尊严，饥饿更反映了经济灾难、社会危机与政策失误。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怎会弄到这个样子？
田成义原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译电员，对彭德怀十分敬重，常常谈起抗美援朝的往事。如毛岸英带来一箱子书，战事紧张的夜晚，仍手不释卷，睡得很晚，黎明时起不来，人们也不便喊他。毛岸英牺牲后，朝鲜为他修了一座“毛泽东之子墓”。听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万言书，他认定彭说的是实话，报纸讲的大好形势则是愚民政策。田成义后来竟成了*。
由于长期的饥饿，生命力消耗殆尽，人人奄奄一息，都设法节省体力。武装管理员和干部也都放弃了体育锻炼，篮球架和单双杠生了铁锈，操场荒草丛生，休息天上床便睡，衣服也懒得洗，数不清的虱子寄生在衣缝里，无力蠕动，当人喝了开水或烤火时才感到奇痒。少数几个人在宿舍门口打纸牌或下棋，却听不到吆五喝六的呐喊声，读书者也极少，饥肠辘辘时，连精彩的情节和优美的文字也引不起阅读的兴趣。文娱组的川剧演出当属一流，也很难吸引铁杆戏迷，人们或坐在小凳上打瞌睡，或躲在角落里闲谈。周末大操场也常放电影，如《太阳刚刚出来》、《红色的种子》、《雾都孤儿》、《鬼魂西行》、《鲨鱼的牙齿》等，优秀影片似乎也丧失了磁性。一次放映影片《五更寒》，描写白色恐怖下农村的艰难，观众们被凤凰山的夜风吹得瑟瑟发抖，牙齿互相碰撞，身上的虱子纷纷落到地面，迄今仍留下深刻的记忆。
在车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报废的35匹马力煤气机如僵死的骷髅，由农村退回废品库。当年日日夜夜加班奋战的产物成为一堆堆破铜烂铁，我不禁想起一部苏联影片中全副武装在战鼓声中挺胸前进的纳粹士兵，一个蒙太奇的镜头转换，竞成为荒野中一排排十字架。在亲属们的家信中写到农村生活，社员一年分到原粮只有百十斤，城乡居民每年发布票只有一尺五寸。在荆竹坝。养猪场被称为动物园，猪总是长不大，肉食可望而不可及。一次食堂打牙祭，不知从哪里弄到鸡肉罐头，干部每人一筒，职工两人一筒，劳教四人一筒，犯人八人一筒，打开时香气扑鼻，放到嘴里便化为一无所有了。这样困窘的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总得有个说法呀11961年底，新华社发了一个通稿，各报均刊头条：我国连续两年遭到严重自然灾害，据说是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
作为一个报人，我经常编发这类报道。编辑为了论证某个观点，从各方面搜集典型事例，有数字和百分比。有一个专区或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家庭的事实，如此这般以观点引路，给读者以全方位、多侧面反映现实的印象。列宁说过，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度，要搜集若干个别事例来论证某一观点，那是最容易的事。中国也一样，我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各种地形和气候带，每年发生局部的天灾非常正常，说全国各地普遍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那就未免是海外奇谈了。我记得《人民日报》1959年还载文痛驳西方报刊关于我国遭灾的说法，说那是帝国主义者可笑的梦呓。我还记得1948年《华中日报》曾发表《全区人民团结起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报道，当即受到内部通报批评，说这是缺乏党性的客观主义报道，不加分析地罗列各种灾情，只能使广大群众惊慌失措，对战胜灾害不利。如今新华社和各级报纸为何一反常态大肆渲染所谓百年不遇的天灾呢？
我在板报组的小木房里反复审视这类报道，浮想联翩，思考大跃进以来农业方面的种种失误。什么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分明是弄虚作假，上面对粮食总产量显然是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报载毛主席问过徐水县委书记：粮食太多吃不完，你们怎么办？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主席说可以酿造佳酿，可以一天吃四顿，吃五顿。中央甚至认为我国可耕地太多了，用不了那么多地种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