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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大使馆到拘留所
8月8日清晨，我到了北京。昨天，首都举行支持*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夜里落了一场小雨，街头到处是被雨水打湿或飘落到地面的标语。路上行人不多，我坐三轮车经过北大红楼，如今已是《红旗》杂志社。在小店早餐，理发，洗澡，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这才乘车到东园恩寺南斯拉夫大使馆新闻处。门口未挂牌，有中国哨兵守卫，问我找谁，我说，找使馆秘书达克维奇。一位南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把达克维奇的信交给他，上面说他们对我到贝尔格莱德留学深造的愿望表示理解和欢迎，并将尽可能予以协助。他仔细读信，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回答：“达克维奇和波波维奇大使都已回国了，鉴于目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您的打算和请求，我们无力相助。”
“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我追问了一句。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目前，护照、交通等问题都难以解决，这是实情。”
这时从院里出来一位中国雇员，也许是译员，想了解我的身份和谈话内容。那位中年南籍工作人员匆匆结束交谈：“就这样吧，再见！”
我刚走出大门，就有一位便衣人员拍我的肩膀：“请你跟我走一趟。”不容我拒绝，把我领到派出所，看了我的记者证，询问了情况，又把我转送到东城区公安分局。
这个过程前后不足一个小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准备经年的逃亡之旅毁于一旦，如做了一场噩梦。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努力都做了，事实是在那个年代里，想越境以改变现状者虽非个别，而成功者却绝无仅有。据我所知，只有钢琴家傅聪侥幸从波兰逃到伦敦，后来有马思聪坐快艇逃到香港，十分惊险。更令世人唏嘘的是陈独秀次女陈子美的出逃奇遇。她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万般无奈之下，与两个儿子一起泅海渡香港，夜幕下的南海风悲浪吼，鱼龙出没，即使江洋大盗，铁人杀手也不敢贸然下海，而老妇弱子仅凭一只锈迹斑斑的空油桶，与回头是岸的苦海展开孤注一掷的搏斗。子美母子的壮举，真是怵目惊心的生命大逃亡，其难度系数比起马思聪不知超过多少倍，所幸上天保佑，竟获成功。我辈逃亡的归宿，则是炼狱的进口。后来在劳改队中结识不少“投敌叛国犯”，都是逃亡的失败者。有人仅是给公安局写信申请出国留学或与某国使馆联系，或凭“收听敌台”进而给香港某先生通信，或因与人神聊幻想出国避风被告发，便被判处长期徒刑。梦幻中的天国与现实生活中的地狱，仅有一墙之隔。
到公安分局，我被押解到类似礼堂的大房间，门口有持枪民警把守，里面簇拥着百余名形形色色的被收审者。年龄较小的似一群小偷，他们正低声串供；有些似行乞者或工人，心事重重，低头不语。到了这个份儿，想再逃走显然是不可能的。经一个个传讯，深夜才把我关入拘留所。一周的旅途劳顿与惊恐似乎得到解脱，我竟呼呼大睡。
拘留所里每间房约十几平米，却关了七八个人，在木板床上挤成一团。组长四十多岁，对这里的情况很熟，估计是从对面看守所调来领导这些在押者的。他不断地启发人们交待问题，说小偷小摸不算啥，男女通奸也是小菜一碟，盗窃公物问题比较严重，如系初犯，交待得好也可释放。在他的启发下，发言者相当踊跃，特别是扒手一类，一会儿想起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偷到一个钱包，一会儿交待在前门车站作案，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坦白曾与自己的亲妹妹发生性行为……
稍顷，大家在空坝里集合，听分局一位副局长讲话。他面容消瘦，戴着眼镜，举止斯文，他说：“大跃进以来，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京郊和外省农村都在办大社，一个乡办一个大社，到公共食堂吃饭，还有工资，共产主义离我们不远了。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是以米面为主食，以肉、蛋、蔬菜为副食，今后将以肉、奶、蛋、蔬菜为主食，以粮食为副食了，桌上摆着七碟八碗，敞开肚子随便吃，城乡居民的生活有极大提高，人人也都要树立集体主义的好思想，你们那点违法违纪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下去好好交待，轻装参加共产主义建设。”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时人民公社尚未定名，他姑且称之为大社，他神情激动，不乏喜悦与真诚。他一定想不到在几个月到一年之后，全民饥饿的灾难便蔓延开来以至无法收拾。
拘留所开两餐，每餐一个玉米窝头、一碗清汤。发窝头时组长又说：“你们在家也吃窝头，但不会吃这样粗劣的窝头。为了早日离开这里，还是要赶快交待问题。”我整天沉默着，组长启发我说：“你的问题恐怕相当严重，思想包袱也沉重，我看得出来，早晚还是要说清楚的，是不是？”我只有耐心地等着提讯。
6天后，四川省公安厅两位干部到拘留所押我回川。刘科长约四十岁，是位精干的老干部，削瘦而精干；还有一位小刘与我年龄相近，灵活机敏，似曾相识。刘科长关切地说：“你在这儿几天啦？我们接你来了。一起回四川吧！”
“我的事能否在这儿处理？”我问。
“北京处理不了，还是要回四川，你穿得太单薄，多加点衣服，免得路上着凉。”“路上要带手铐吗？”
小刘点头。刘科长又解释：“这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正在进行思想斗争，免得发生意外，到了地方就会解开的。”
在分局门口，一位魁梧的中年干部和二刘一一握手道别，还和我说了一句：“我们对你比较客气，希望你下次来京时，不再是今天的身份。”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5）第一章 逃亡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7）第三章 通惠门纪事
第三章 通惠门纪事
15囚犯最密集的所在
位于通惠门的成都机械制造厂，上世纪50年代是省劳改局直属大型企业。门口有荷枪的哨兵，大卡车进进出出，门内电瓶车来来往往，抬头看到冲天炉的火光，听到空气锤的撞击声，到处是人头攒动，人声嘈杂。戴红胸章的是犯人，戴黄胸章的是劳教，不戴胸章的是就业职工以及管理上述三种人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集中了几千人，恐怕是世间人ICl最密集的所在。这里是个小社会，厂部大楼中有各职能部门，如技术室、财务室、管教办公室、供销科等，大院内有铸、锻、金属加工、组装、维修等5个车间，干部、职工、劳教、犯人各有食堂，有向三种人开放的贩卖部兼图书室，犯人购物用兑换券，还有医务室和颇具规模的文娱组，不时传来丝竹管弦声。
温志成、刘力恒和我被脸上有麻点的周干事引到三车间（金属加工车间），面容削瘦和霭的车间主任王展鹏召唤我们到办公室，说：“不要紧张，你们要安下心来，学好技术，很快就能单独操作，为祖国机械制造事业贡献力量。”
三车间厂房较宽敞，玻窗明亮，地面清洁，拥有车、铣、刨、磨等车床，排列整齐，马达轰鸣，砂轮飞转。门墙壁上贴满了大战红五月的红红绿绿的保证书和挑应战书，署名是某组全体操作者和学工，看不到劳教、犯人的落款，人们打招呼一律称“师傅”。
三车间犯人宿舍在楼上，四排地铺，约两三百人，生产组长康仁安随便把两床被子往两边一掀，挪出个空位就算安排我们住下了。老犯们的行李都极简单：一床草席，一床薄被。车工们穿的劳改服被机油浸透成深黑色。虽是白天，值夜班的人仍在沉睡。这时我才知道同来的刘力恒是高校讲师，温志成曾是飞行员。我们刚安顿好，卡车就送来了存在看守所的衣物书籍，远在沈阳的姐姐寄来了巧克力糖和水果罐头，女友何顿川寄来了中外期刊。
这里的伙食比看守所好得多，每日三餐，夜班四餐，米饭随便吃，稀饭也稠，无饥饿之忧。但副食定量，菜肴限打一份，如有犯人吃完后又去打一瓢，发现后会被挂牌游斗，牌上写着“油嘴狗”，自己敲锣，边敲边吼：“我是油嘴狗，大家不要学我！”
我和刘力恒在同一台车床当学工，师傅翁楷周、张复辉分别值白、夜班。当车工一站就是*个小时，腿都站酸了，只有注油、扫地、倒铁屑可以走动一下。大跃进时兴“大礼拜”，十天休息一次，休息天要擦机床、出公差，经常感觉疲倦，只有晚餐后稍有空隙。我手边有一本川大歌舞剧团编印的歌集《百灵鸟》，我常躺在席上轻声哼唱格林卡的《百灵鸟》、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和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这时温志成便弹起吉他，一边唱着什么，有时也有一些学工围在地铺上歌唱。一个大礼拜下午，我在浣花溪畔洗完衣物，阳光正好，便到图书室借到两本小书：《南斯拉夫纪行》（王楫著）和《南斯拉夫旅行记》（陈模著），书中描绘了南斯拉夫的美丽风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感到是难得的慰藉。
管教干事周庆洪是位大学生，懂政策，工作也踏实，讲话能掌握要点，恩威并用，有较高威信，虽成天扳着脸，却无整人害人之心“面恶心善”，犯人也不怕他。三车间三类人员中犯人占多数，结构也复杂，除了*，还有不少盗窃犯、贪污犯、流氓犯，有走南闯北的神偷，周干事找神偷李某谈活，开口便提防说：“你站远点，不要在我面前亮你的手艺！”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厂里还拥有数十人的文娱组，常在周末组织晚会，演出合唱、独唱、对唱、器乐合奏以及自编的曲艺节目。来自川剧学校的青年劳教，扮相、服务、唱腔堪称一流；导演朱伯风、演员曾干、伴奏张茂志等演出均达到专业水平。特别是女歌手颜永兰演唱的民歌，音质甜美，余味悠长，极具品位，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文娱组还为一个车间演出过专场，将该车间的新人好事编成节目，起到鼓舞生产和改造的积极作用。
16“安民告示”
7月的成都够灼热的，在烈日下各车间的管教干事们蹬着单车在大街小巷奔驰着。为了召开犯人家属座谈会，他们要和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联系，了解哪些犯人亲属可能到会，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对劳改工作的认识如何，进而启发他们在会上发言。
座谈会以车间为单位召集，以三车间为试点。车间为此作了必要准备，首先是办一个墙报。为此，周干事召集十几名学习组长开会研究组建一个编辑班子，人们提出刘文介、罗次岷和谢子琴，周干事点了我
的名，要我草拟一个组稿计划。我立即拟就十几个选题，请与会者自选或组稿，周干事要我们脱产搞几天。其次是通知每个操作者搞好环境卫生，还让每位将会见亲属的人理发，换上干净衣服。
迎亲人的专刊如期完成，彩色的纸张，醒目的标题，流畅的文字耀人眼目。其中，周忠涛的《迎接亲人的目光》最有情调。
星期天，车间干部们满面春风地在大门口迎接犯人亲属，介绍生产概况和犯人表现，引他们参观车间，一排排崭新的机床。其中不乏进口设备。接着请他们到厂部会议室，干部们殷勤地泡茶敬烟，我作为接待员和记录列席。当天，我穿着白衬衣，灰下装，戴着手表，家属们误以为我也是干部，一再颔首致谢，使我颇为尴尬。
座谈会规格不低，省劳改局两位姓王的局长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笑容可掬，讲了较长的话。第一位王局长说：“对参加这次会的同志们我们表示热情欢迎，你们有亲属在这里劳动，自然很关心厂里的生产和亲人的生活。你们的亲人因为违犯了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依法接受改造，政府委托我们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我们与他们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能积极地接受教育，学得了技能，用双手为国家创造财富，这就逐步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就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和他们也是同志关系了。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愿望，早一天把他们改造好，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因此我们需要经常联系，交流情况，交换意见。你们是我们的客人，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把改造人的事业搞得更好。”
另一位王局长着重阐明劳改工作的目的是关心人、挽救人，惩罚只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这是共产党人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组成部分，这一伟大胸怀和抱负，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做到。在改造过程中，政府对犯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保证吃饱穿暖，有病给予治疗，每月发零花钱，坚持说服教育，不予体罚，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一技之长，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两位局长的语调平和，态度慈祥而亲切。到会的家属多为中年女性，频频点头，深受感动，干部们不停地递烟沏茶，气氛十分融洽。
接着由家属自由发言，有的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服从管教，自觉改造，以厂为家，把干部当做自己的父母；有的谴责自己的子弟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膨胀，不听党的教育，如今要真诚认罪服罪
悔罪，改造人生观，才对得起党和人民。余尚毅的母亲还勉励儿子学好技术，将来成为又红又专、文武双全的职工，做毛主席的好儿童。在母亲心中，哪怕儿子是二三十岁的汉子，永远是自己的儿童呢！
会开到5点多钟，厂部招待她们用了晚餐。
为了扩大并深化家属座谈会的影响，车间布置再出几期墙报，由我整理两位王局长的讲话，编辑了十多篇来稿。刘文介撰写了长篇通讯《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心灵的门》，文笔细腻，描写生动，得到广泛好评。犯人学习小组为此座谈一周，发言普遍，情绪激奋，这次亲人会对促进改造和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仔细想来，亲人坐监服刑本是一件痛心的事，到劳改队探监真是忧喜参半，能见亲人一面自属不易，又生怕亲人在狱中受虐待。因此不得不陪小心说好话。家属的发言与犯人的表态，与其说是亲人之间的心灵碰撞，勿宁说是给管理者听的，难免夸张矫情，言不由衷。特别是右派分子的家属，明知亲人因言罹祸，仍要违背良心，说亲人的不是，扮演着十分难堪的角色。我注意到周忠涛的姐姐面色苍白，发言时手在颤抖，内心一定相当难受，把悲剧当成喜剧演出。我埋头笔记，不禁悲从中来，我庆幸自己的亲人不在蓉城，如果姐姐来参加这个会，彼此的心情都不好受。
两位王局长的“安民告示”，意在安抚犯人家属，也给服刑者以宽慰。其实，他们作的都是表面文章，大墙里面并不是那么回事。
17车间记者
7月中旬，车间决定由刘文介、罗次岷、谢子琴和我4人组建板报组，每天出一版“日报”，反映全车间的生产和学习，表彰新人好事，推广先进经验，批评不良倾向，成为车间的耳目喉舌，事实上成为一种
“机关报”。周干事要我们详细研究，提出可行意见。我明确自己目前的身份，同时没有忘记我曾是党报记者。于是，起草了一个设想周密的报告，并建议取名《跃进报》，同时编一个副刊《绿芽》。
刘文介和我都编过大报，思路敏捷，笔头来得快。罗次岷原为机关干部，也有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底，对车间情况熟悉。谢子琴原系教9币，字写得好。这个班子能编能采能写，拥有明显的优势。
《跃进报》创刊号颇有气势，不同凡响。头条是车间办公室对镗床发生责任事故的处分决定，接着是采访员对事故原因的调查，有关责任入的检讨和评论员文章：《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副刊《绿芽》发表了诗歌、散文、杂感、小小说和讽刺小品。两块板报挂在由车间到食堂通道的墙上，读者云集，干部也驻足观看，嘱咐大家好生学习。
板报组人员实行半日劳动半日办报制度，晚上开会研究情况，汇集当天车间发生的大事，拟定报道题目分头写作，加班到深夜12时，吃过加班饭后再忙活一阵才能就寝。清晨起床后立即采访，汇总稿件送审。周干事审稿快，对编好的稿件也很少改动，只批“可刊”二字，这使我们信心大增。车间主任、调度干事也常向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我们还在各生产组发展通讯员，建立了十多人的通讯员队伍。板报组俨然成了车间活动的一个中心。《跃进报》的格局还影响到车间以外，如一车间的《铸工报》、二车间的《洪炉报》、四车间的《促进报》、五车间的《朝霞报》应运而生，很快在全厂形成一支宣传队伍。周干事委托木工组新制8块黑板，油漆一新，我们划了暗格，每期用广告色书写，逐渐由一版扩大为4版，常常是8块板报一字儿排开，宛然一道文化风景。
厂部检验办公室调我参加培训班，学习煤气机构造、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作专职检验员。周干事知道后，立即和检验办联系，说我调来三车间办报是他专门到看守所联系的，宣传工作对我更适合。我感到能在这种环境下重操本业，也非常激动，服刑人员当记者并不是角色错位。当我采写的报道受到普遍赞扬时，我甚至有些自得，自认为展现了人生价值，继续履行一名党报记者的神圣职责。
一天夜里突降暴雨，锄坝河农场调来的新犯所住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的牢房在黎明前倒塌，近百人猝不及防，被压在屋内。干部迅速组织抢救，把伤势严重的人送往医院。当通知需输血时，各车间劳教和犯人争相献血，他们挤满了大卡车，板报组罗次岷捷足先登。自愿献血者分别输了200……300毫升血液，这可能是我国自愿献血的先驱者。返回后，干部嘱大厨房为他们煮了面条补充营养。罗次岷以自身经历撰写了通讯《一首革命人道主义的凯歌》，由此可看出当时人们精神的闪光点。
正当《跃进报》办得热火朝天时，谢子琴却提出愿回到车床操作。理由是写作水平低，难以胜任。我们三人便耐心说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