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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出现向义文等人被游斗的一幕。那是个星期天，场部大卡车将这几位干事押在车厢内，广播喇叭鸣响着，历数他们追随“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从大坪到金沙，从一个队游到另一个队。那天。我不忍去看，听说向的三个男孩都站在公路边，见父亲反剪双手，在汽车上垂头而立，无精打采，不知发生了什么大祸。我再次感到，从座上客到阶下囚只有一步之隔。
揭批帮派分子是上面的决策，民众能接受，但揭批“四人帮”仍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做法，如大造声势，划定范围，隔离审查，勒令交待，批倒批臭等，可以说是以“左”反左，以毒攻毒。
82小平复出
与铁托访华报载，*中央举行十届三中全会，重新任命*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发表了*和华国锋、叶剑英一起在主席台就坐的照片，邓面色安祥，气度轩昂，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昨晚收工时，报纸刚到，大墙内已喧声阵阵，人们一边洗浴，一边高喊：“邓大人出来了！”“干呼万唤始出来，把人们等得好苦呀！”那热烈的口吻和表情，众口一词的欢呼，代表着人心所向。
小平复出引起我深深的思索。1949年在南京，我曾两次听过他的讲话，对这位矮个子、操四川口音的二野政委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是遵义会议的参与者，抗日战争时期和刘伯承一起创建太行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发动外线出击，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中任前委书记打垮国民党六十多万人马，最后解放大西南。建国后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中却成了第二号走资派政治生涯中的大起大落，足以造就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诚然，他也曾经很左，在反右斗争中紧跟毛主席向知识分子开刀，横扫干军如卷席如今自己已经过严重的挫折、生与死的灾难，当会有深刻反思。从他1975年主持工作时的所作所为，看得出他要拨乱反正，改弦更张；他对新时期的治国方略，必将有全新的构想。
时隔不久，金秋8月，南斯拉夫总统访华，在我的心灵深处又掀起强烈的冲击波。
中南关系在近半个世纪里几起几伏。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友，延安《解放日报》经常发表南斯拉夫游击队和无产阶级旅的捷报；在南斯拉夫的游击区，也流传着这样的歌：“从亚得利亚海到中国／自由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今天并肩战斗／是为了明天美好的生活。”1947年铁托被斯大林谴责为民族主义者，l949年被欧洲九国情报局除名。新中国诞生时，铁托率先发来贺电予以承认并倡议建交，中国却未发表与接受，以后诬蔑铁托的文字满纸满篇。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贝尔格莱德，一下飞机就称铁托同志，苏南关系随之正常化，南斯拉夫*、繁荣、昌盛的真面目从此大白于天下。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南认识又生分歧。l957年11月南共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接着公布了《南共纲领》，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当时我国报刊经常斥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可是随着中苏分歧的加剧，铁托影响的拓展，毛泽东开始对铁托另眼相看了。毛泽东在40年代曾被怀疑是另一个铁托，70年代毛泽东赞扬“铁托坚强如铁”，可惜，这两位巨人生前从未见过面，大概也从未通过信。在全世界，由二战之帅到战后当总统的也只有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铁托三人。如今，铁托终于从亚得利亚海边飞到北京，受到*领导人华国锋的热烈接待，铁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铁托登上长城，为中国游入拍照，还访问了“硬骨头六连”的士兵，并去刚落成的毛泽东纪念堂，拜谒这位去世不久的领袖并敬献花圈。他是第一位走进这座纪念堂的外国总统，中国掀起了铁托的热旋风。当他回国途经乌鲁木齐时，赛福鼎称他为铁托同志。啊，铁托由同志到叛徒，又回归同志，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朝夕阴晴，我一直等待着这个日子。朱庆丰曾斥责我“企盼太阳从西边出来，这可能吗？”如今太阳真的从西方出来了！
铁托访华仅是中南关系全面好转的前兆，接着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频繁，国与国的关系正常化，党际关系也在正常化。第二年华国锋对南斯拉夫进行回访，华国锋和铁托并肩站在海鸥号航艇的船舷上谈笑风生，海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和面颊。这是几起几伏、几经挫折与误解而重归于好的兄弟情谊。我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白色的海鸥在远航》。南斯拉夫影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不仅在《人民日报》上被评介，还在苗溪放映，南国的风吹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暖了。
中南全面恢复关系标志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需要拨乱反正。50年代那种唯某国马首是瞻、一呼百诺的一边倒态度不对了。政治理想一致的国家仍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根据国内的不同特点和情况，各兄弟党不应互相摹仿，亦步亦趋，跟着一个指挥棒转，而应有独立的构想、作法和创造。社会主义不能只限于经济领域的平等公正原则，还应实行更广泛、更深刻的*，南斯拉夫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自治，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创造。铁托的实践还说明，真理有时不在多数方面，而在少数方面，反面意见有时不一定是异端。铁托作为一个小国家的大领袖，他倡议的不结盟运动影响了一百多个国家，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给人们的启发可谓深远。
铁托访华对我的震撼力是不言自明的。我过去所写关于铁托与南斯拉夫的一切文章都不是毒草，申请到南斯拉夫留学绝非投敌叛国，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审判，是谬误对真理的审判，历史已宣判我无罪。
根据长期处于逆境的体验，我觉得凡事不可过于乐观，底层有底层的思路，上面有上面的观点，公检法的思维定势总是“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的情况，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的情况，不能以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以此推论：“今天承认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正确的，过去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正确的，当时判你多少年徒刑也没有错。”你又如何辩解？
但机遇不可错失，经反复思索，我还是给邓办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老首长重新工作的祝贺，叙述了自己的冤情和近二十年的悲惨命运。我写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目前。国内仍有一大批自己的同志陷身囹圄，渴望为党和人民效力而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关注一下*冤假错案的问题，作一些调查研究，关心一些仍关在阴山背后的战友。”
83何日言归期？
*复出，主管科技、文教方面的工作，整顿被“四人帮，，践踏最严重的重灾区。在底层能感到的两件大事，一是解除禁锢十年的中外影片，在13队重放了《野火春风斗古城》，饰金环和银环两位女主角的是同一个王晓棠，群情振奋，趋之若鹜。为看这部影片，有些人特意买了一包烟。廖丰永很欣赏影片插曲，放映届叫我哼唱一遍，由他记谱。二是恢复高考招生，从此，读大学不再由公社推荐，而是要在考场上一见高低。
于是，苗溪子弟校也紧张起来，干部子弟们在清源公社的知青点匆忙组织补习班，因英语教师紧缺，把在茶科所就业的周继新请去辅导英语。周继新因此放下锄头，拥有自己的一张书桌、一把藤椅，重新回到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令我好生羡慕。我想起在城里运垃圾时，捡到一位初中生的草稿本，作文全是假大空的口号，言不成章，代数作业错误累累，曾和卢泽民谈起被荒废的一代。如今我也快满刑了，即使不能重操记者生涯，作一名教师也许是可能的吧？
通过十年后的第一次高考，机砖厂有两位就业人员的儿子金榜题名，而干部子女无一被录取，此事引起轰动，其实也是意料中事。就业人员子弟自知除了埋头苦读，别无出路，读书格外用功，练就的真本事一鸣惊人；而干部子女成天游手好闲，反正可以接班顶替，何必下死劲求学呢？
社会上春气萌动，大墙内冷冷清清，每天还是强制劳动。令人压抑的哨声，啃玉米馍，吃老梭边，数不尽的公差勤务，粗暴的斥责和呐喊，罚站罚跪等事仍不时出现，犯人们过着一如既往的日子。
一天我到新工棚了解情况，遇到景中队长喝得醉醺醺的，看我不顺眼，问我到此何事，我说：采写稿件。他竟奚落说：“工棚有什么可采访的？不是杀伙食，就是搞勾扯？你这个臭老九，什么事瞒得过我？”我怒火陡起：“臭老九怎么了，只有‘四人帮’才这样侮辱知识分子！”他满脸猪肝色，怒不可遏：“你敢说我是‘四人帮’，你这是攻击诬蔑，我要跟你算总帐。”我一边劳动，一边与他对峙，他暴跳如雷：“你听着，晚上我要给你取重！”
晚上，黄干事正领导学习，喊人读报，景眼镜如期而至，坐下就喝道：“王地山，你给我站起来，向我深刻检查，我不相信我一个中队长治不了你。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顶嘴？”我也来了倔脾气，不甘对我人格的侮辱。杂务组的人都劝我认个错算了，我预感到景疯子的劲头，你越认错他越张狂，这个错不能认！他顶多出手打人，那他就违反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就输理了。黄干事也感到这样僵持下去无法收场，便出去把陈干事搬来，陈百愚和景眼镜是同时从平泉调来的，能控制这场面。只见陈干事进来后，坐在景眼镜身边，说道：“王地山你在我队搞宣传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但不应和干部顶嘴，你下去好好思索一下。”接着拉住景眼镜说：“我还有个事要和你商量。”轻轻地把对方拉出会场，一场大祸才告平息。
12月初，队上发放1977年度的劳改棉衣。黄干事按杂务组的老规矩，明年满刑就业的犯人，今年发给全套棉衣棉裤棉花和被套，因一个人初就业，每月只有二十几元工资，除了交伙食买些补充食品，就所剩无几了，实在无钱购置衣物铺盖，因此，劳改队里不乏就业多年仍身穿破旧不堪的劳改服的“霉和尚”。我深感前途未卜的渺茫。于是修书一封给辽宁辽中四方台乡的外侄女李俊华，询问她清放回老家的可能性。半月后，收到回信，她说：“叔叔，请您死了这条心，东北农村阶级斗争仍很严峻，劳改期满回乡的人仍被当作四类分子。尽管你在老家无民愤，仍要干最苦最累的活，却同工不同酬，谁也不敢为你说话。每到冬季，社员都在家里烤火猫冬，四类分子则统统赶到山上，冒着风雪伐木砍柴，那种苦那份罪，非常人所能忍受，不如留场就业，每月有份工资，那里的人也了解你，可用你一技之长，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叔叔。”我读了两遍，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一天，我到场部取报纸，遇到刚从东北探亲回场的就业人员高保田，便问他家乡的情况是否有些松动，他说：“我拢老家长滩那天。正赶上召开批判四类分子大会，口号声响彻云霄，几乎把我吓破了胆。幸亏乡亲不知道我的身份，听说我在631信箱工作，以为是一家国防工厂，对外保密，所以对我未加防范。老父亲劝我不要到处走动，我住了三天便匆匆赶回，看来这劳改茶场还是红色保险箱呢！”
回队的路上，看着周围的景物，我不禁想起《太平洋》杂志上的一封小诗：
淙淙清流湍飞急，
枝头小鸟不住啼，
茫茫何处是归路，
暮色渐黄迷。
关山万重空相忆，
忍使骨肉生流离。
遗恨天涯孤鸿零，
何日言归期？
84大地春回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对大墙内蜗居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强刺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篇《科学的春天》，更具指导性的是*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说他愿作一名后勤部长，为中国科技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说得太好了！从此，中国知识分子有了希望和奔头，也有了前进的方向。l3队搞科技的知识分子舒衍琼、张文焱、牛立华等都喜上眉梢，跃跃欲试。
一天傍晚，年逾七十的漆工高老头突然晕眩，我和几个小青年轮换着把他抬往医院。安顿好床位后，巧遇在这里养病的陈昭武，他对我说：“祝贺你，这几年你善于处事，目前已从逆境走上了顺境，满刑后要千方百计争取走出大墙，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在劳改队是混不出名堂的。”我感谢他的指点，望他保重身体，他却叹口气说：“你刚到中年，还有年龄优势，只要把握住机遇，还可以有所作为，我已年近花甲，只有苟延残喘，以终余年了！”我紧紧握住了这位智者的手。
常崇品快满刑了，队部通知他把铺盖搬到山谷庄的出监队，学习三个月，然后听候分配。一个阴冷的上午，我与他在新工棚旁边的山头依依握别，他叮嘱我离开苗溪的第一件大事是赶快成家，时间不待了，他说：“以你的能力和为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搞出名堂的，我放心。”他送我一块油饼，一张照片，我婉拒油饼，珍藏着他在芦山的全身照：一身臃肿的棉衣，一双棉鞋，一张十足憨厚质朴的农民的脸。我一直保存着这张黑白照，它凝聚着同窗难友的情分，遗憾的是我和他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一天，在二舍房单独劳动的叶茂盛约我说：“我们找个机会到共和水库去玩玩吧，那里水平如镜，鸟语花香，是周围难遇的好风景。你一旦离开苗溪，就难得再回来到此一游了！”我们选择了一个晴天，到风干房借了一个背夹子，一起去割牛草。
我们从管家窝的小路走上公路，搭乘一台社员的拖拉机，到水电站下车后，我俩继续沿着到大坪山的公路步行。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寂无人影的空旷的山野。山形阴森险峻，公路蜿蜒起伏，右前方的山顶上似有一座小城，听说叫四方城，内有文物古迹。我俩的心情都很轻松，十年前我们同住山谷庄曾为芳邻，当时划屋为牢，牢门深锁。一步不得跨越，如今走出困境，尽情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淡淡的阳光，自由真好。他说：“你知道吗，自从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知青纷纷回城，有了真正有为的广阔天地，我们也该与苦难告别了！”
我们走到一块较平缓的草地，在阳光下一边挥镰割草，一边唱歌。我选择了苏联的一首名曲《遥远》：“在遥远的地方／在森林的那边／你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我／你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的信息……”我那远方的挚友啊，你可知道我正在这山沟里，比任何时候更憧憬一个自由的美好的世界？
6月2日，茶场在13队的大坝子召开宣判大会。由芦山县法院公开宣判，几十个犯人被提前释放，其中包括13队的潘成锡、王祖锡、王景文和我。裁定书上写道：“该犯在劳改期中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思想，成绩突出，特裁定予以提前释放，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另一批人被减刑。这大概是近十年来被宽大处理最多的一次。其时，我距满刑只差两个月零六天。我曾读过两次大学，都未毕业，如果劳改场所也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我读了近二十年，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后都读了几次，终于毕业了。
85最后的等待
就业后每月工资28元，除去伙食l0．5元，所剩无几。当我第一次领到一个半月的工资，自我感觉像个富翁。我第一次赶场时仍穿着劳改服，到县城唯一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一套中山装，到新华书店买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英文版各一册和一个笔记本，算是新生活的一点纪念。从名义上说，我总算脱掉了犯人皮，称得上“半截弯刀”了。
“半截弯刀”仍生活在劳改队内，摘掉帽子仍属二等公民，距离普通公民还有着漫长而遥远的路程，还需要旷日持久的争取和等待。身边的舒工程师就业十几年了，仍未能走出苗溪，有人一直到老死，仍生活在这个圈内。
当然，如果退一步想，没有打发我到荒凉而寒冷的金沙区就业，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到茶科所，我非科班出身，对茶叶生产一无所知；到苗溪子弟校一是需要人推荐，二是以贱民的身份去教育干部子女，对校长的诘问要起立恭谨作答，处境尴尬。倒不如留在13队熟人熟事熟地方，继续当我的大墙内记者，也该知足了。
获释后的第五天，就业组的侯老头和高老头走进监房，把我的行李搬到风干房旁边一间小木屋内。
在这人生转折的又一个十字路口，我给当年报社的好友王潮清、王尔碑等写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诗作，似还保持着生活的激情，他们都很快复了信。潮清写道：“你长期在底层生活，不同的际遇无疑带给你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精神财富，你很好地利用它，将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我的试探得到了一定的回应，看得出他们并没有忘记或抛弃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提出回到报社，他们也无法帮助我走出大墙，路还要自己走。
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大墙里有头脑的人以巨大激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表述。全党如果认同了这一理念，那么，“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内政到外交势必都要改弦更张，思想解放将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大气候正处于转变的前夜。党的十一大召开，也给了我许多思考。尽管十一大还是由华国锋主持，他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要建设十个鞍钢、十个大庆、十个大港，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目标倒是十分宏大，但面对一个民穷财尽，满目疮夷的中国，哪来那么多银子呢！在*所作的简短闭幕词中，提出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似乎巧妙地否定了“两个凡是”，对时代走向作了另一种理解。l3队就业人员和犯人就此组织学习和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