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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6）
但汉密尔顿并没有直接去找华盛顿，而是去找了他以前认识的现与美军并肩作战的法军将领马贵斯·拉法叶（Marquis de Lafayette）。拉法叶后来去了华盛顿的指挥部转告汉密尔顿想要将自己领导的军队投入战斗的请求，要不是汉密尔顿向老上司请求的话，这种要求是不会被批准的。华盛顿最终同意汉密尔顿率领一支先遣部队到约克镇去攻击英军的堡垒。他表现得很英勇，也许是受到了老上司的启发，他以很小的代价就攻下了敌军的阵地。
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尽管从真正的意义上说，1783年英美《巴黎条约》的签署才标志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这也迫使汉密尔顿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方式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伊丽莎白·斯凯勒的财富使得汉密尔顿摆脱了世俗的生活，使他可以勾画自己成功的未来。
政坛在向他招手。大陆会议太弱小，是一个从战争一开始就困扰着整个国家的问题，汉密尔顿对于政府结构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巩固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他在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就是著名的《大陆主义者》，它用一个又一个的事例指出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症结就是“国会缺少权力”［13］。汉密尔顿一再强调自己早期关于机构改革的措施，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关于财政领域的问题。国会要有征税权，这样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汉密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征税权的话，一切政治团体都只是空有一个名字罢了。”
在《大陆主义者》还没有写完之前，汉密尔顿就当选为纽约的国会议员。根据《邦联条例》的规定，国会是一院制的，所以汉密尔顿就和其他议员坐在一起。新成立的国会中有几位杰出的人物，如军队里的华盛顿将军，远洋留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及约翰·亚当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但是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也崭露头角了。麦迪逊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但却对制宪理论很有研究。“他爱与人辩论，并总是充当最有学问的人”［14］，这是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括对美国局势的不满以及都在设法改变这些局面。
虽然有同盟者的支持，而且汉密尔顿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结果却有些让人沮丧。他曾反复地强调税收的必要性，但他的话却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有些人对他的上任并不看好，这也显示了整个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一面。1783年6月，一群愤怒的大陆军士兵由于一连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就包围了费城国会大厦，而当时国会议员们正在里面开会。他们的举动并没有对这些议员构成威胁，但后者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汉密尔顿希望能够利用了这个动荡的局面，他向华盛顿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强烈希望国会能够适度地团结这些债权人——显然他们没有被支付本息——当然军队的士兵也是这些债权人的一部分，还要说服那些州权主义者也接受这种看法。”［15］到这个时候，汉密尔顿才忽然感到自己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
资本贵族（7）
“一个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国家陷入内战，否则就会亡军、亡国。”
这次军队的过激行为使得汉密尔顿更加坚信，现在美国的政府系统是没有指望了。汉密尔顿提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应尽快召集一次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但他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时机促成这件事。于是他离开了国会开始专心地研究法律。
1784年，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读了汉密尔顿关于成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后，提议成立一家纽约银行并邀请汉密尔顿撰写一份章程。汉密尔顿同意了，并将“成为该银行董事会的一名成员”作为交换的条件。在银行的董事会里他结识了一些富人，包括起诉要求退回战争期间被征收的财产的反对独立者。他对公司事务的管理给自己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也给自己带来了“亲英派”的恶名，尽管他也为美国的独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汉密尔顿忙于私人的业务，但他没有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单从麦迪逊劝说弗吉尼亚州的立法委员在安纳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召开一个会议，商量涉及几个州的一些贸易问题时，汉密尔顿声明自己支持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1786年9月，他又被众人一致选为纽约代表团的一员，派往安纳波利斯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上纽约代表团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一个资历很浅的人甚至用冷漠的态度来表示对汉密尔顿的不屑，但事实上是汉密尔顿一个人担起了谈判的重担。会后他向外界宣称这次会议是很成功的，并站在谈判人员的立场上倡议一个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会议的召开。［16］这次会议将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会议起初以修改《邦联条例》为目的，但最终变成了制定联邦宪法的大会，来解决整个合众国面临的紧急事件。
汉密尔顿接着说，涉及《邦联条例》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提交国会通过并遵循费城会议上通过的相应的修改程序。一开始汉密尔顿认为，修改《邦联条例》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但几个月后发生的几个事件让汉密尔顿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他意识到还有比修改《邦联条例》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以农业和贸易为两大支柱，当时的制造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贸易比起来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但贸易更被立法者看重，因为那些商人们财大气粗，势力大，并且由于选民资格的限制，他们又是选民中的重要力量。商人们都是债权人，因而他们喜欢稳健的货币政策，低通货膨胀率引致物价下降，这样自己手中的债权也就升值了；而农民们都是债务人，因而他们更喜欢积极的货币政策，高通货膨胀可以减轻自己的债务。但最后还是商人们赢了，于是几个州便实行了紧缩通货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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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8）
农民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西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尤甚。为了偿付战争时的债务，西马萨诸塞州政府决定征收地价税，从而将税收的负担从商人的身上转到了农民的身上，但事实上由于农作物价格的下降农民们早已经苦不堪言了。农民怨声载道，但政府却充耳不闻。
后来，农民要求出台法律制止无偿征收土地的做法，但执政者又否决了，农民就只能靠那双可以拿枪的手自己解决问题了。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带领数百名退伍的老军人抵制西马萨诸塞州政府的税收政策，强有力地阻止了对农民的起诉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实施。
谢斯和他的同伴们将自己的行动与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其他抵制英国政府压迫的行为相提并论，这样做容易引起其他地方农民和债务人的共鸣。但商人阶层以及他们的发言人却将这一举动视为暴乱，并严厉地谴责以谢斯一行人的做法。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警告说，这次暴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暴乱蔓延，无政府状态盛行，最终会导致极端的独裁，于是他下令马萨诸塞州的民兵去镇压谢斯这些人。
但谢斯这些人不仅没有退却，还宣称要占领政府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兵工厂。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在向国会施压，于是国会指派亨利·诺克斯将军（General Henry Knox）组建一支军队来平定叛乱。甚至连不轻易发怒的华盛顿都恼火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已经触及了政府的底线。他在给诺克斯将军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天哪，我们正处于极度的隐性危险之中……各个州的形势都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17］
谢斯的暴乱似乎印证了诸如汉密尔顿这些人关于急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观点，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解决像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这样的暴乱以及导致这次暴乱发生的金融危机。仅仅靠修订《邦联条例》是没有用的，詹姆斯·麦迪逊在为费城会议做的准备中这样写道：“现在的形势既没有也不需要什么（修改《邦联条例》的）鼓吹者。”［18］特别是在罗得岛州抵制制宪会议之后，绝大部分的代表同意“在没有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邦联条例》做任何改变”。
麦迪逊提出了建立新政府的议案，包括将人口数作为计算众议员人数的标准和行政领导任命制两部分。麦迪逊的方案，或者叫做弗吉尼亚州方案，同《邦联条例》的“一州一票制”是相悖的，前者对于弗吉尼亚这样的人口大州有利是不言而喻的。而来自新泽西州的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却不同意麦迪逊的方案，他认为要保留“一州一票制”的做法，并扩大政府在税收和贸易方面的权力。
资本贵族（9）
汉密尔顿宣称自己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偏好”［19］。新泽西州的方案赋予州政府很多的权力，而弗吉尼亚州的方案则通过将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手中间接地掌握在国民手中。汉密尔顿坚信，现在的危机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联邦政府要有管理各州以及不受人口限制的国家行政人员的权力。
汉密尔顿看好英国的君主制，他甚至宣称，一个好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民主管理之上的。他说：“看看英国出色的统治者吧（指英国国王），他凌驾于任何诱惑之上，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时刻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缺少这样的统治者的政府是不可能高效的，因此有必要让美国的统治者一经选举就终身连任。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这样的美国不就成了选举出来的君主制了吗？上帝啊，怎么成了君主制呢？但我要说的是，人就是喜欢咬文嚼字，必须要有一个精力充沛、不受约束的统治者来治治国民的‘恋民主癖’。”
汉密尔顿的直言不讳影响了他在会议中的迎合力。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建议向英国透露每次会议的细节时，汉密尔顿反反复复地强调会议根本不需要外国的援助。最终富兰克林的想法搁浅了，但汉密尔顿赢了争斗却失去了朋友。
一些代表在谈论大会主席华盛顿，说他很好相处，而莫里斯这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却说其他人都不懂得怎样同华盛顿打交道。汉密尔顿则跟他打赌，他对莫里斯说：“就在下次的招待会上，如果你敢轻轻地拍着将军的肩膀说‘敬爱的将军，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的话，我就请你和你的朋友吃晚饭怎么样？”［20］莫里斯答应了，而且在一天晚上真这么做了。当时华盛顿将军拿开了莫里斯拍自己肩膀的手，还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一下子屋子里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汉密尔顿愿赌服输，请莫里斯吃饭，在饭局上莫里斯说：“我虽然赢了，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打死我也不敢这样做了。”
会议上代表们会为一些琐碎的事情争吵，所以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汉密尔顿突然担心起来，他怕所有的努力会化为一场泡影。他写信给华盛顿：“我真的很担心，怕我们会错过将美国从穷困、分裂、无政府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时机。”［21］
文件的最后签署让大家感到了意外的惊喜。国会实行两院制并规定总统作为政府的代表独立于立法机构，其任期为4年而并非终身，这样做足以平衡大小州之间的利益。国会也被赋予了很大的财权——征税、用国家的信誉发行及偿付国债、铸币及规定货币的含金量；而州政府则没有铸币、发行国债以及干预国内经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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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贵族（10）
汉密尔顿签署了《宪法草案》，他觉得这样才足以让他认为的保证一个政府成功的一些要素的存在：其一，商业利益，在利润的驱使下一国的经济才会繁荣，政府相应的管理能力才会提高；其二，资产阶级，他们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免受暴力和“共产力量”的侵犯；其三，债权人阶层，他们想要一个能够为国家债务埋单的政府。［22］
但似乎有一股股与汉密尔顿逆向而行的力量在抵制新的宪法。农民阶级不信任资产阶级；无产者抵制对有产者有利的政策；债券的原持有人对现在的持有人很不满，因为后者以低廉的价格从前者的手中买走了债券而现在却分到了很多利润。
为了平定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经批准汉密尔顿决定伙同麦迪逊、杰伊·库克撰写一些文章来阐述新宪法和新政府的好处。最终他们写了85篇文章，这些文章被收录进《联邦主义者文集》。汉密尔顿写了其中的大多数文章，他用一种启蒙的口吻来唤起国民的爱国情怀。
他指出：那些没有看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必要性的人们“要摒弃那些乌托邦式的想法”！政府控制了货币的供给也就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因为货币关系一国的稳定、团结以及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实体充满活力、商品交易频繁、经济“动脉”流通顺畅。国债可以将大家的利益拧成一股绳，因而对国债的管理可以起到消除国内冲突的作用。当时发生的谢斯起义也说明，国民如果不能团结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盘散沙一样。对此汉密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23］
到目前为止，针对宪法的争论将议员之间的不和充分地展示了出来。并且大部分的平民在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和一个弱小的联邦政府之间表现出对后者的倾向，因为他们对现在美国所处的形势并不乐观。毕竟一个强大的政府是那些反叛的爱国者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哪个联邦主义者能向国民保证“若成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的话，它不会像英国那样呢”？
也正是大家有这种顾虑，汉密尔顿的“亲英”名声对他及他的事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本来费城会议的过程是对外界保密的，但在会议上汉密尔顿称赞英国君主制的报告还是传到了外界，后经过流传中的添油加醋，最终汉密尔顿的意思竟成了“他希望英王重新掌权美国”。当汉密尔顿坚持要求联邦政府掌握铸币权和征税权时，那些革命军的退伍军人就提醒大众说，那些也是革命的目的。
那些反对汉密尔顿的反联邦主义者，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上演了一场反联邦主义风暴。汉密尔顿嘲弄这些人为“游击队”，这些人也就指控汉密尔顿这些联邦主义者愚弄了国民。一位新英格兰州的反联邦主义者声称：“一个联邦政府是不足以让国土辽阔的美国长期处于民主旗帜下的。”［24］而一位反对加强政府权力的宾夕法尼亚的反联邦主义者甚至说：“他们恐怕也想通过人道的方式来控制地狱吧！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奴役大多数人是权力的本质。”一个南卡罗来纳州人在众人面前疾呼：“我们奋斗的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自由！但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你同意了这部集权的宪法，那我们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吗？”“不能！”众人怒吼。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表述了类似的言论：“如果这部宪法颁布了，那就意味着国民在自掘坟墓，我们是得不到自由的。”一个在场的人是这样解释的：“民兵认为是他们打败了英国统治者，这是他们在自由的感召下获得的殊荣。但现在却有人想要剥夺他们的荣誉和胜利果实，他们当然不会同意。”
资本贵族（11）
但最后还是汉密尔顿胜了，经过一系列娴熟的政治手段（包括允诺颁布《权利法案》），宪法最终还是被批准了。汉密尔顿顺应民意催促华盛顿就任总统一职，但这时的华盛顿却只想着退居芒特弗农庄园。汉密尔顿呼吁华盛顿要有责任心，如果因为他的离开而导致新政府倒台的话，包括华盛顿在内的所有建国者都要“承担罪名，因为他们发动了一场革命，却没有给国民带来希望”［25］。
华盛顿同意了，并被代表们一致选为总统（当时的代表不是由国民而是由州立法机关选出来的）。他随后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参议院马上就同意了这个任命，一星期之后国会按照新宪法的要求批准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呈交一份构建公共信用的计划。1790年1月，立法机构同意给汉密尔顿三个月的时间来整理他的想法、准备他的方案。
当轮到立法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汉密尔顿给的帮助比他们想要的还多。他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提出：要对全国的财政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因为他曾讲过一个稳定的政府要在财政方面进行集权的管理。
后来，汉密尔顿又开始着手反击民主主义者的另一种说法——国债是悬在国民头上的一把剑！他说，事实恰恰相反，国债是“国民的一把保护伞”。［26］因为每个国家都可能遇到财政支出大于税收收入的情况，在紧急事件出现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美国人对此深有感受，因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是用金钱垒起来的。美国的国债史很短，再加上原来的美国政府机构混乱，所以它借债的利息都很高。吸取战争时的教训，汉密尔顿说：“一旦一个国家的信誉受到了怀疑，它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每一次可能的债务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场噩梦会一直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一直持续到要偿付这些债务的时候。”美国的商人很早就知道要有一个好商誉的重要性，而汉密尔顿只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运用到了国家事务上罢了。
让国债有价值比得到低利率贷款更有意义。政府的债券吸引投资者购买它，并很自然地将它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国债的持有人是希望有一个联邦政府的，同样汉密尔顿也说：“作为国家的债权人，他们是最先受益的人。”将这些人的物质利益同政府联系起来，汉密尔顿的目的是为了以此方式来保证政府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上看，联邦政府就有必要向国民发行债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国民拧成一股绳、集中财力办大事。“如果所有债券的持有人都从同一个地方（联邦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