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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没有赋予日本改变前进方向的能力和基础。自1868年开始，日本的每个历史转折点，都表现出该国对其长期目标的持续追求和坚韧不拔的非凡能力。日本可能被人们描绘成依赖单一路径，其制度保证日本能够坚持走自己道路。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使该国能够极其有效地实现长期目标。然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在多重路径上显得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1868年明治维新，那是对严峻的外部威胁做出的反应。
图2–4日本人对日本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悲观认知（％）
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步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举国上下开始进行自我反省，民众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已经遭受了两次挫败：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悲观情绪席卷整个国家，揭示出当代日本国民心理的脆弱性。在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满腹疑问。随着美国经济逐渐恢复了活力，而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却显得相对平静，这让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目标至多只是一种幻想，日本注定将永远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中。日本国民面对泡沫经济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着世人：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赶超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困难重重。用任何标准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显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更胜一筹。它很轻松地超过了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曾经是它极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引人瞩目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它已变成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然而，在灿烂辉煌的时刻，它同样对自身充满了怀疑。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0）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认知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与欧洲或美国将普遍性和世界性作为自己的愿望和对自身的定位不同，日本人在思量本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其视角是独特的，长期以来将日本定位为处于主要文明的边缘和外围，而且认为这些主要文明已经创建了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构成了日本效仿的两个对象，同时也是日本坚守“国民性”时所反对和排斥的两个主要行为体。“对于日本人来说，”吉野耕作指出，“向中国和西方学习，成为日本获得‘普世’文明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在此，日本人一再强调他们之间的特殊差异，就是为了将他们自身与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这个特点，不仅将日本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西方普世文明区别开来，而且，正如我们在后文要探索的那样，还将自身与中国的不同也放大了无数倍，要知道，从普世性角度来讲，中国人一直视自己的文明是2 000年来最精华的部分（见图2–5）。
图2–5日本人对“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与一个外国人结婚，
你作何感想？”问题的回答（％）
日本1868年后转向西方的举动，仅仅是其新式统筹战略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它对待亚洲大陆的态度上。这种态度融合了对西方的拥护和对亚洲的拒绝。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他在18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正在远离亚洲”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邻国的启示和开导，以便大家能够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发展。离开亚洲国家的队伍，把我们的命运与西方文明国家的紧密相连，对于我们来说更好。至于如何处理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不需给予什么特殊的待遇，只因它们碰巧是我们的邻国。在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上，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即可。任何一个珍视坏朋友的人都将无法逃脱恶名。我们要直接将亚洲的坏朋友们从脑海中抹掉。”
日本人很快便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1894~1895年，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台湾。1910年，他们夺取了朝鲜。1931年，他们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6年，占据了中国主要省份；1941~1945年，他们攫取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在1868~1945年的77年间，日本参与了10次大规模战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牺牲亚洲邻国利益为代价，这些战争累计达30年之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从未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不仅打算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效仿西方，而且还实行领土扩张政策，这些从其口号“富有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中便可窥见一斑。尽管日本曾于20世纪30年代提议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表面上是对抗西方来为亚洲谋利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日本企图征服亚洲以实现其帝国主义利益的一个策略。
日本人顺理成章地将世界的本质与日本社会中深刻的等级特性等同起来。它以崇拜的目光仰视着西方，渴望变得像西方国家那样强大，同时贬视亚洲的落后和劣等，企图征服亚洲，达到日本富强和扩张的目的。曾几何时，它认为中华文明是何等优越，现在它则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劣等种族。日本看待世界的视角中，种族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到今天，这种传统观念仍然没有被打破，这一点可以从它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中得到佐证。白种人仍然处于颇受尊重的地位，而黄种人则被视为二等公民。种族观念的思维方式，依然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尤其坚持“日本人民的同质性”（即使存在着很多少数民族）和“日本人种”（即使日本经历了许多人口迁移运动）的想法，普遍认为日本人的“血型”与其文化行为的特定模式是紧密联系的。在日本关于“自身”以及经由暗示的“他人”这两个概念中，种族、民族和国家的类别几乎是完全重叠的。后者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6年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评论中得到了说明，该评论认为美国人的智力水平比日本人的低，因为前者是种族混合的产物。即使在今天，日本也没有任何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东亚已经从落后的状态转变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区域，日本已不再形只影单地稳坐亚洲经济第一名的宝座。但是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明治时期的扭曲观念。日本仍旧倾向于把自己看成西方国家而非亚洲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欧洲和日本于1999年在东京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很严肃地提出，日本可能会考虑申请加入欧盟。在东亚国家逐步转变，并开始在日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背景下，日本未能重新考虑自身与东亚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8章予以更充分的探讨。
日本的现代性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极其成功的，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它还同时设法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但是，其十足新颖的现代性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亚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自194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强调它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战败之后，日本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失去了任何独立的外交声音，基本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做法是低调的，它也不希望强调其独特性。其次，与东亚的关系令它深感不安，这意味着日本从来没有在亚洲地区拥有过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任何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变质。再次，日本一直视自身为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它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他人学习的榜样。
事实依然是，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跟随日本的脚步，迈步走向现代化。如果没有日本，亚洲四小龙能否在经济方面如此大出风头，是值得怀疑的，同时如果没有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地会进一步延迟。在众多的发展道路中，日本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例外，但却颇为成功：目前亚洲的众多国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效仿着这个典范，间或伴随着一点急性不适的症状。如果说英国是欧洲现代性的先驱，那么日本在亚洲也应享有如此殊荣。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
“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
1793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隆这样写道：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自恃拥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工业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国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却一无所知，英国人也颇为费解。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只能通过走陆路到广州的唯一路径离开中国。在这次航程中，他坚持作了大量的记载，其中有一条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 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2）
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 “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
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就能解释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辉煌的世纪
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后来的1 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扩展。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
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 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 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3）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尽管它遭受了来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这都证明了汉族人当时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汉语的坚持不懈和稳步传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迁徙，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更加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早期出现的中国国民特性，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特性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2 000年之久的统一，同时其规模多少也会遭到削弱。
从历史来看，相对先进的农业形式，能够确保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以及社会的有组织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中国在12 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早了8 000年。虽然中国北方通常采用旱地种植谷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种植。谷物种植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缓慢，但后来迅速得到普及，这不但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发明了水稻种植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种子的系统选择、带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得到推广，并稳步推动南部边境的进一步拓展。农业繁荣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砖砌路沿着大中华帝国的中部铺开，使得从帝国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规模相当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河运（包括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个水路体系连接成一个网络，为120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马可波罗13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运河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是测算它所能承载的航运量及其交通价值，那意义将超过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们的海洋。”
到12世纪时，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