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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现阶段，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它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是国际社会的铁律，这正是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中国也必将成为这样的一支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长，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容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撇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在第5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后，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 。。
导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7）
首先，不应该仅把中国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她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待她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2 000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认为自己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特性早在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特性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5 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意识到界定他们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做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这个表述的含义是深远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起先由众多民族组成，不足为奇，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占全国总人口92％的汉族。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同时推动了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在对待*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7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新生中国的角度来看，东亚已经处于被重新构筑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她的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根本性误读的基础上。2 000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她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容纳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也为她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对中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6、7章着墨更多。
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来看，显然中国历史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接受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共同体中守规矩的一员，她付出了诸多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约翰·埃肯伯里（John Ikenberry）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但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独具特色，比起帝国，它更加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且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合法性更强，也更持久。其规则和机构体系都扎根于全球范围内*和资本主义的日益强大，后者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完善。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它日益膨胀。它可能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发出限制增长的信号，总之，所有这些特征使得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容易，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很难。”
埃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关于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重新回归的问题。
第一部分 导读（1）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承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行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分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到18世纪下半叶，人类生活本质上没有太大改观，当下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过去的翻版。同样，人们认为未来并非变幻莫测，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或再造而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陆地上，陆地上的变迁着实缓慢，因而人们对历史的经验深信不疑。物质环境和日常经验深化了人们复制和崇拜历史的哲学和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艺术、宗教和文学中传承下来的是经验、智慧、身份等级以及传统。只要变化不威胁到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便是可以接受和合法的。即使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从字面上看，代表的也是对于过去的怀念，哪怕它们事实上承载着许多有前瞻性的新奇内容。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尽管他们致力于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但是人们对历史经典的热情也被重新点燃。从16世纪开始，这种回顾历史的思维方式开始拓展，不仅在欧洲，在中国、印度、日本和*世界也都有所体现，只是这个变化过程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科学知识的日渐增长，科学方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俗主义的传播以及商业活动的日益普及，让人们开始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现在和未来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现在的生活已不同于以往，未来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改变成为历史范式中的变量，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和承诺，并被作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手段。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等一系列新词和概念，成为“现代性”内在价值观的代名词。这种态度同诸如传统、习俗、遗产、经验、保守等陈旧的思维方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现代性—传统的划分，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现代性的来临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不是某个国王的统治，或者某个朝代，再或者一场战争，或者工业革命。它的起始时间不是某个具体时间点而是某段时期；它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来和传播，现代性更像一个不断扩展的天地万物，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部分 导读（2）
戈兰·瑟伯恩（Gran Therborn）认为，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欧洲、从中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诸多冲突无非都是“激进”与“保守”或“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冲突的程度凸显了现代性与社会血液的融合度。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即使有人能将欧洲的现代起源追溯至16世纪，其变革的决定性时刻也毫无疑问地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化进程横扫所有的西北欧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带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所有这些趋势的融合，标志着人类组织发生了质变。从那时起，现代性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全球，人们追求现代性的欲望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从服饰和命名方式，到怀表、雨伞等个人物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甚至连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精英群体也深受影响，当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不大（日本除外）。
从那时到现在，现代性进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过去的标准，1780~18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速度已经相当惊人；但是对比后来的例子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来评价的话，它其实极其缓慢。相继发生的每一次经济腾飞，其速度都是越来越快，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城市化过程和农业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尽管在人们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欧洲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疑虑，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现代性进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园——对现代性的看似永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支配力量，实际上，这种追求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欧洲对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么明朗，但是美国却依然在慌忙地致力于探索进步和未来，如果有人想了解“拥抱未来”在实践中的真意，那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欧洲是现代性的诞生地。1750年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现代性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和军队，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和欧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经融为一体，难以想象没有对方的情形：它们似乎是一对同义词。然而，尽管现代性孕育于欧洲，却没有沾染上欧洲的内在特性：除了在这里诞生，它同欧洲以及欧洲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过去半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性在东亚国家的扎根，它吸取了欧洲现代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然而，东亚现代性并非欧洲现代性的简单翻版，它极具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将探讨现代性是如何与欧洲（广泛地说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灭的联系，而东亚国家又正在如何突破这种联系。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1）
“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
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生动地说明欧洲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已经明显确立。但是这种优势是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持这种想法，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对于清朝，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id Landes）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显示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的意义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当时人们都认为，由于欧洲19世纪初叶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