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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不论是论古或是道今，都能使它活生生呈现在眼前。他能从旧事物中发现新的意义，也能从新的事物中再现旧的价值。他能从平淡中见神奇，再化神奇为平淡。正象庄子所说：“恢惋谲怪，道通为一。”水为人人所习见，再平淡不过的了，孔子观水却能从其中发现各种德性，这就要靠人类的高度智慧。
可悲的是，智慧永远只属于少数，多数人对物欲的兴趣远甚于智慧，结果尽管拥有权位，财富和盛名，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他们缺少运用这些所得的智慧。
方圆实战：“不得已而为之”的溜须拍马
纪晓岚能够做到阿谀而令人不觉其俗，他有他的奉承之本，他能在奉承中表露他的才气，让人感觉不到阿谀的俗气，却平添了佩服的惊叹。他的诀窍是：让言辞之才气胜过阿谀之俗气。
在皇上面前，不溜须拍马，太难了；可是赤裸裸地溜须拍马，又会引起同行的嫉妒。怎样才能既拍了皇上的马屁，在皇帝面前取了媚，又不引起别人的反感，在同行们面前卖了乖呢？那就是拍马要拍得适时适地适情，最好是让同行们感觉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这样一个故事：纪晓岚长得很胖，因此每临盛夏，又最怕热。但是，按照君臣礼仪规矩，当时官员见皇帝时，即使是大热天，也得头戴官帽，身穿蟒袍，打扮得齐齐整整，不能有丝毫失礼。因此一到夏天，纪晓岚的日子就不好过，总是热得汗流浃背，十分难受。
可纪晓岚因为才思敏捷，学识渊博，皇帝偏偏选中他每天入值南书房。
南书房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地方，在乾清宫西南隅。康熙十六年，皇帝选了几位汉族的翰林官入值，每天陪皇帝习学汉族诗词文章，称“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自此成了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的地方。由于能经常接近皇帝，很容易升官，因此南书房成为官员们垂涎的所在。康熙中叶后，南书房可以草拟皇帝诏谕，权力无形中加大了许多。因此，汉官中以进入南书房为升官捷径。但南书房入值的人第一要求是有才，琴棋书画、诗词格律，只要有专长，往往可以有幸进入南书房，成为皇帝的侍臣。南书房的人数历来没有定额，往往根据皇帝的要求而定。但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和智囊团，南书房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纪晓岚较早进入南书房，原因就在于他是乾隆须臾不可缺的人物。因而入值时间颇多。而纪晓岚因为怕热，见皇帝时衣冠齐整，毕恭毕敬，一回到南书房，连忙脱衣纳凉，凉快一阵后才穿衣出宫。乾隆皇帝听到太监说的情况，就想找机会故意戏弄纪晓岚一下。
这天，纪晓岚到养心殿见过乾隆后，回到南书房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连忙脱去衣服，与几位同僚打着赤膊边扇着扇子边谈笑风生。谁知他们正在高兴的时候，乾隆突然驾到。
众人一见皇帝来到，吓得一个个慌忙披起官袍，跪伏在地。而纪晓岚却是个近视眼，一直到乾隆几乎走到了他的面前他才看见，这时连披衣也来不及了，赶忙伏到桌子底下，不敢抬头。乾隆见此心内暗笑，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也不说话也不走。别人跪在地上还可以忍受，纪晓岚伏在桌子底下实在热得吃不消了，便从桌子底下伸出头来问众人：“老头子走了吗？”
乾隆皇帝听了，忍不住好笑，众人也都笑了。乾隆皇帝佯作恼怒的样子，大声喝道：“纪晓岚无礼，竟敢说出这种无礼的话！没穿官服还可饶恕，‘老头子’三字做何解释？你说得有理倒也罢了，若说不出理来，定斩不赦！”
乾隆皇帝这一恼怒，将众同僚都吓坏了，伴君如伴虎，皇帝只要嘴巴里蹦出个“斩！”字，纪晓岚的脑袋立刻就要落地的。可纪晓岚却不慌不忙地说：“臣尚未穿衣，不好回话。”“拿衣服给他穿上。”乾隆皇帝吩咐太监。
纪晓岚穿上衣服，乾隆皇帝又催问道：“为何叫朕‘老头子’？快说！”纪晓岚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
这自然是纪晓岚随机应变说的话，不过对乾隆皇帝来说听起来很受用，拍马拍到了乾隆的心坎儿上，所以乾隆皇帝哈哈大笑说：“好！好！算你才思敏捷。”就这样，纪晓岚“不得已”拍了皇上的马屁。
方圆实战：故作姿态，讥讽“小吏”丑行
别看纪晓岚自己拍马的功夫了得，他可看不惯别人溜须拍马。这也是官场上取媚的手段之一，就是讽刺讥笑溜须拍马之人，借以与他们划清界限，树立清正正直形象，取媚于同僚。如果我们留心，会发现纪晓岚讥讽的都是小官吏。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
据《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1837年）记载，这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当时已经中了举人）的佃户及其家境稍好的几户邻居，忽然被差役传唤，诬陷他们接了贼赃。段光清说，这是失主与捕役串通好了，嘱咐盗贼咬他们一口，借此敲一笔钱。佃户找到段光清的哥哥哭诉，段光清的哥哥就找他商量对策。
段光清首先回顾历史，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里寻求启发。他说，父亲曾经说过，嘉庆初年（1797年前后）乡里有一种恶习，乞丐生病倒毙了，地方无赖就要借机生出波澜，说必须要经过地方官验尸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乡验尸，必定要带一大群人。仵作和刑书自是必需的，还要包括县衙门里院的门印、签押、押班、小使，外院的六房、三班，再加上地方官的仪卫、皂隶、马仆、轿夫，浩浩荡荡多至百余人。于是，只听得地方官验尸的锣声一响，乡下有数百亩家产的人家，就要倾家荡产，连灰也剩不下了。
段光清说，父亲当时的办法是：召集同乡的绅衿到县里向领导请示，如果乞丐确实是自己死了，经检验没有伤痕，可以由地保掩埋，无须报官府验尸。领导同意了，还把这条规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段光清没有说他父亲拜见县领导的时候带没带银子，从情理推测，应该不至于空手去求人。从下文推测，前辈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孝敬了父母官。
段光清联系现实，说如今嘱托盗贼栽赃，这又是一种恶习。兄长最好召集同乡开一个会，大家凑一笔经费，每年给负责本片的捕役数千，作为他们辛辛苦苦为我们抓盗贼的奖励，同时要求他们别再嘱托盗贼诬栽良民。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至于和吏胥谈判的具体过程，段光清没有记载，但有三个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达出来：“我们承认你们能害我们，我们掏钱，你们别再用这种手段害我们了。”
由此可见，小吏地痞害人不浅。纪晓岚对此深有感悟，小吏名声在上在下都不佳，因此对小吏极尽挖苦。
有一个曹翰林，曾去拜见纪晓岚，纪晓岚闭门不见，原来其人以前久不得派任乡试考官，焦急难耐；于是使出钻营的手段，趋谄权贵，仍担心不能得力，就让其子拜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但是，时间不长，于敏中因为广收贿赂，事露受责，势力衰微。曹翰林见大树已倒，又去投靠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梁诗正，复以妻子拜梁夫人为干娘。
曹妻往来梁尚书家中，与梁尚书十分亲昵，时常住在梁府。梁诗正早朝，曹妻就先取朝珠在胸膛上温热了，然后给尚书亲自悬挂，其夫妇的谄媚功夫，可说是到了家啦。
纪晓岚对这曹翰林的作为，作诗嘲笑道：
昔年于府拜干娘，
今日干爷又姓梁。
赫奕门庭新吏部，
凄凉池馆旧中堂。
郎如有貌何须妾，
妾岂无颜只为郎？
“百八牟尼”亲手挂，
朝回犹带乳花香。
明朝权相张居正，讲述过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
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叫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叫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清代的“小军机”就是这样一些小吏。纪晓岚写过一首题为《小军机》的诗，对小军机在家作威作福，上朝卑躬屈膝的丑态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诗云：
对表双鬟报丑初，披衣懒起倩人扶；
围炉侍妾翻貂褂，启匣娇童理素珠。
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
昂然直入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
军机处是清代直接承皇帝意旨经办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大臣的权势煊赫，是朝野闻名的；值得注意的是，军机大臣下面有一些草拟文稿的助理人员，即军机章京，因接近机要，也颇有权势，俗称“小军机”。小军机在清代社会上也颇有名气。
清帝每下谕旨，都要由军机大臣交给军机章京草拟成文稿，然后呈皇帝批准后颁行。《负曝闲谈》对这一过程有较具体的描写：军机大臣早晨人内面奉谕旨，等到退下来，已是辰牌时分了。回到军机处后，叫军机章京进来，告诉他今天有几道什么上谕。军机大臣一面说，军机章京一面用手折记清；然后回到自己的那间屋子里，分派拟稿：某某拟哪一道，某某拟哪一道。一霎时笔如风雨。军机章京看过了，又斟酌几个字，然后给军机大臣看。军机大臣认为可用，就由太监呈送皇上，一般皇上阅后允准，就颁行天下。
军机章京虽然官不大，只是助理人员；但因其身处政权中枢，经手的都是上谕、奏折等国家机要文书，因而在一般官场中人的眼里，是颇有权势的。许多官员都想通过他们打探官场信息，必要的时候，搞点暗箱操作，以便得到他们的关照。特别是一些腰缠万贯的地方官，更是以巨款买通他们作为内线。所以军机章京在官场上影响很大。
不过军机章京的生活比较清苦。除白天上班以外，还要轮流值夜班（值宿）。当过军机章京的梁章钜，曾写过一本主要记述军机处掌故的笔记《枢垣纪略》，其中录有若干首咏记军机章京值宿的诗，可见其值宿的景况和心情。其中《军机夜直》云：
鳞鳞鸳瓦露华生，夜直深严听漏声。
地接星河双阙迥，职供文字一官清。
蛮笺书剪三更烛，神素风传万里兵。
所愧才非船下水，班联虚忝待承明。’
《五月十八夜直》云：
夜直分班各一遭，年年橐笔占郎曹。
风传更鼓天街迥，星傍觚棱月殿高。
荫隔疏帘成薄醉，凉生团扇效微劳。
流萤点点绿阶砌，伴我吟情映紫毫。
值宿的军机章京望着星月，听着漏声和更鼓，伴着灯烛等待天明，不时想起自己所干的文字差使的清苦和军国大事。
军机章京一般都由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者充之。但也有庸陋者，他们只好多干些粘贴文稿、折子的活儿。这种军机章京被讥为“面糊章京”。《负曝闲谈》写他们何以被称为“面糊章京”：领班章京对于那些不称职的章京了然于胸，有些事情不去惊动他们，到了忙的时候，把批好的折子，什么“知道了”、“该部议奏”，都一条一条的夹在折子里面，叫他们用浆糊一条一条的粘上去就是了。所以叫“面糊章京。”
军机章京拟的文稿如受到皇帝赏识，拟稿者便声誉蜚腾，破格升官。如果拟的稿总不被赏识，就可能十天半月不被委派一事，而只是随班进退而已。前者被称为“红章京”，意为受重视，走红运，后者被称为“黑章京”，意为被冷落、背时运。纪晓岚所写即为红章京得意之状。又有黑章京口号云：“蔑篓做车驴做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后二句一作“五更踱到军机处，不识今朝有事无。”可见黑章京低三下四、无事可做的倒楣相。
在纪晓岚笔下的小军机，在自己家里，他是“主人如虎仆如狐”。到了军机处，则是“中堂如虎他如狐”了。这是多么惟妙惟肖的一幅漫画啊！这样的诗和他那些颂圣的诗相比，不啻判若两人所做。封建官场，正直清廉者有之，更多的却是贪官、赃官、拍马逢迎之徒。此诗的最后一句，把那些达官显宦，在权大权小者面前的两副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方圆取媚之道三：取媚于后世
——历史上，一般而言，“方”者必命苦，而英名留于后世；“圆”者必享福，而奸名留于后世。纪晓岚“圆”而不“奸”，“方”而不“苦”，不仅当时人喜欢，后世也称其为楷模。
汉朝的司马迁，能受“宫刑”之辱而不馁，可谓“圆”的典范，却能“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毫无腐儒气息地抒发他的历史观和人物观，又可谓“方”的典范。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
如此大胆抒发个人情感，谁能想到他是一个身受“宫刑”侮辱之人？纪晓岚也被皇帝讥讽为“倡优”，更被谪戍边远地区，他在皇帝面前谨小慎微、行事小心，却也时而表露真情实感，并假狐鬼之言，攻击社会的黑暗。
方圆实战：留名于青史
文人的良知大多数与关心百姓有关。纪晓岚将自己的心紧贴百姓，博得了百姓的尊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夏，京南河间、东光、宁津一带大旱，“飞蝗蔽天，田禾俱尽”（《清史稿·灾异志》）。五十七年（1792年），畿辅数府又逢春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灾情甚为严重。就在这年春天，纪晓岚第四次前往热河校阅文津阁中的《四库全书》。他们一行二十余人，于三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出发，二十五日到达避暑山庄，二十七日开阁校书。因为要赶在五月中旬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前校完，所以他们夙兴夜寐，尽心竭力，整整花了一个月，才于四月二十七日将七万多卷的《四库全书）校毕，然后匆匆回京复命。返京路上，正值芒种，然而，收刈者却和荒田里的庄稼一样少得可怜，倒是逃往关外谋生的流民，携家带口，饥渴号呼，不绝于途。五月初二，纪晓岚风尘仆仆回到京师，发现这里更是人满为患，难民们或沿街乞讨，或打工煳口，或鬻儿卖女，人情汹汹，社会为之骚动。
本来，朝廷已同意从北运京师的漕粮中截下五十万石，留作河间等四府赈灾之用；后来又增拨二十万石，并发放赈济金八十万两。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次贫之户，尚能坚持待赈，而近京极贫之户，早已背井离家，蜂拥入城，数以万计的难民嗷嗷待哺。京师原有定例：每年自十月初一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五城所设十个粥厂，每天煮米十石，用以济贫。可是，自六月到十月，为期尚远，许多难民已经馆粥不继，生命垂危。纪晓岚目睹此状，赶忙趁乾隆帝未启跸之前，上疏一本，请求先在京城官仓内酌情支取数千石，自六月中旬即行提前施赈，每天每厂煮米三石，好让羁留京城的难民能及时获救，不至于闯关远去，耽误明春还乡耕作。到了十月，于原额十石外，加煮三石，仍到三月二十日止。疏中，纪晓岚言辞恳切，剖析明当。“疏闻，下廷臣议，从之。”
就此疏而言，的确是纪晓岚顾恤苍生、乾隆帝子惠黎元；其实内中尚有一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庙堂之上不便高谈阔论的原因。这层意思，纪晓岚曾半遮半掩地巧借狐笔流露过一些。《滦阳续录》卷五第十七则，记述了一只颇似战国时替孟尝君千金市义的冯谖式的智狐：它于岁歉之年，幻化为“富甲一乡，积粟千余石”、却“闭不肯粜”的主人翁，将历年储备，尽贷乡邻。在留给主人翁的一张纸条上，狐笔这样写道：“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千家饥而一家饱，剽劫为势所必至，不名实两亡乎？”虽是“狐言”，却非乱语。正是基于这层认识，上自皇帝君王，下到地主老财们，才会逢灾施善，遇难解囊，明处落好，暗里调协缓和一触即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