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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简单或荒谬，相反，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不可忽视。
朋友们转来一些“经济学”时髦杂文和散文，征求我的看法。我浏览了一下，发现一篇标题怪吓人的文章——《经济学家，我要打破你的“窗子”》。读完才发现该文讨论的是“破窗理论”。我查了有关资料发现，对“破窗理论”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有薛兆丰等人。虽然没有否定“破窗理论”，但对该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乔新生教授。
据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破窗理论”并不像薛兆丰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或荒谬，相反，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不可忽视。
“破窗理论”来自巴师夏
1714年，曼德维尔写了部题为《蜜蜂的寓言》的书，认为“纯粹的美德不能为国家带来繁荣。”为了回应曼德维尔那富有感染力的、聪明的寓言，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师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写了一篇题为《看见的和看不见的》文章，也设想了一个事例，就是小痞子砸坏理发师玻璃窗，该行为的结果是，为玻璃商带来了生意，而玻璃商从理发师那里赚到的钱，又可以用来从其他商人那里购买其他商品。于是，在这种不断扩大的循环中，破窗行为提供了金钱和就业机会。这个思想，后来被总结为“破窗理论”。
乔新生先生说，“破窗理论源于一个叫黑兹利特的学者在一本小册子中的一个譬喻”。这个判断显然是错的。黑兹利特曾在1979年对巴师夏的这个事例进行过引用，而“引用”与“提出”是不同的概念。
没有新意的反驳
巴师夏对这个破窗的例子是从反面的角度使用的，但中国一些学者以为巴师夏坚持这个观点。在那篇文章中，巴师夏讲述完这个故事后，提出了被后来的学者所称道的“破窗理论”后，接着分析：理发店不得不支付意外的费用，即安装新的玻璃，他将损失一些钱。也许，他本打算买套衣服，但现在他的计划泡汤了——衣服没有被生产出来。看来，玻璃商得到的商机只不过是制衣商损失的商机。从社会的角度讲，社会有了一扇新窗户，但它损失了旧窗户和一套新衣服。在净余额中，社会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可见，薛兆丰对曼德维尔等人发表的评论，并没有新意，巴师夏早已分析过了。
被误读的曼德维尔
巴师夏对曼德维尔的反驳站不住脚。由《蜜蜂的寓言》可知，曼德维尔长期观察蜜蜂活动后发现，虽然蜂巢每一部分都有缺点，每只蜜蜂都为了贪婪和色欲等而忙碌，但总体而言，蜂群充满活力，保持富裕；直到经历了奇迹的改革以后，蜂巢虽然充满了美德，但是却带来了蜂群数量的减少，带来了贫穷。曼德维尔试图通过这本书说明，私人恶行能成为社会繁荣的动力。曼德维尔实际上成为经济学上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观念史新学》（New Studies of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一书，开辟专门章节评论曼德维尔的思想，并充分肯定了曼德维尔对经济学的贡献。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粮食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从本质上讲，与曼德维尔的思想异曲同工。香港学者林行止在《医生与经济学家》一文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这段话是受了曼德维尔的影响！
“破窗理论”的现代内涵
薛兆丰等人引用或者批评“破窗理论”时，基本上是停留在古典阶段或者说是巴师夏的那个年代，而且，也没有明白巴师夏本人对“破窗理论”的误解，尽管这个理论是巴师夏提出来的（当然，他并没有命名“破窗理论”）。
至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关于“破窗理论”的内涵也已经被拓宽了，它泛指破坏活动（包括战争、地震等）和公用品（Public Goods）的支出会使经济受益（参见《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华夏出版社，2001）。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将储蓄用于“在地上挖坑”，不仅能增加就业，而且会增加以有用的商品和劳务来表现的实际国民福利（当然，凯恩斯的理论也不是新思想，斯图亚特在176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就提出，政府支出，即使花费在“军需品”上，也能促进就业，但他更愿意和平建设。他说，“耗费巨大的公共工程是给穷人挣饭吃和发展工业的一种手段，这不会损害朴素的生产方式”）。在1995年日本大阪遭遇毁灭性地震后，撰文称：一些专家认为，地震能在某种程度上为正在奋力摆脱长期萧条的经济带来繁荣（参见《纽约时报》，1995年1月18日）。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乔新生所认为的“破窗理论”，“是为了说明孩童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所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彻底地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是对“破窗理论”的误解。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2）
“破窗”与经济增长
“破窗”能否带来经济的增长？从实证资料看，答案是肯定的。
（1）破坏事件与经济增长。
先看战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bertson对战争的结果研究表明，在美国，从1940年到1945年GDP翻了两番，实际收入增加，并消除了失业。经济史学家Michael Bernstein也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冷战中，对公用品（或公共产品）和其他物品的巨大支出，是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参见《纽约时报》，1995年5月12日）。
再看其他破坏事件对经济的作用。例如在经济衰退中，商家将牛奶倒进河流中，这是否是浪费和无人道的行为？显然，把牛奶倒进海里是出于保护生产者利益的考虑。农民买不起，你送牛奶给他，生产者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为了维护必要的供需平衡和必要的价格，就得限产，让一部分人先失业，这样就可以平衡供求关系。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识形态、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生产达到一定程度，需求跟不上的时候，就得调整生产，就得开拓市场，两方面共同努力实现这个平衡。
还有，事实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残忍”。2000年1月11日《羊城晚报》的一篇报道称：南海市牛奶研究开发公司对目前挫伤奶农的收购价表示已是硬着头皮支撑。据悉，该公司的鲜奶日处理能力是4吨，除固定供奶农户外，许多零售奶农也将鲜奶销往该公司，使公司每天的收购量高达吨，4个冷库全部储存满。卖不出去的鲜奶储存超过7日则变质，于是几乎每天都要倾倒变质牛奶，有时一日倒掉2吨多。也就是说，因为滞销，商家无法储存，牛奶坏掉了，不得不倒掉。我倒要问问那些自认为充满“人文关怀”的学者：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坏牛奶免费送给百姓享用？
（2）公用品建设与经济增长。
这方面的理论，凯恩斯讲述得比较完备了，此不赘述。最为鲜活的实证案例，就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上任后从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扩大政府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而出现的空白，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1935年4月28日，罗斯福正式宣布工赈计划，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后来人们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是，这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帮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1929～1933年的一场空前大灾难。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缓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一席之地。
进一步的思考
从社会经济角度讲，资源是稀缺的，充分利用而不是破坏，则会带来更大程度的福利。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考虑。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陷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时，我们就不得不设法打破这个均衡，否则，经济很难启动的。“破窗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看出了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如乔新生所说，这种分析是静态的，它没有看到“破窗”的启动效应和由此引发的乘数效应。这就好像一部汽车停止不动，启动开关，汽车加大马力就可以上路。如果没有启动装置，汽车将永远静止不动。“破窗”将带动需求链条，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批评者没有看到的方面。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被“打破”的产业或实施公共投资的产业的关联性较强，则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强。衡量一种产业的关联性，主要指标是需求收入弹性原则，即：
某社会产品（劳务）的收入弹性
＝该社会产品（劳务）需求增长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从计算结果上看，当弹性值大于1时，表明该种产品（劳务）的需求量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该种产品的生产部门（或行业、产业）应该得到较快的发展。以满足需求的过快增长；当弹性值小于1时，表明该种产品（劳务）的需求量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部门会相对萎缩。如果这个弹性值为负数，这些部门则会发生绝对萎缩。但从现实情况看，弹性值为负的部门是不存在的；弹性值小于1的行业，一般不会作为公用品投资的对象，但如果发生战争或地震，则破坏的产业必然不仅仅是一个。所以，还是不需要担心。
题 外 话
薛兆丰说：“‘破窗理论’错得这么离谱，却依然非常流行，这恐怕要归功于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他们炮制的‘鼓励消费理论’、‘假日经济理论’、‘拉动需求理论’，都是半个世纪前‘破窗理论’的翻版。”
我要提醒兆丰的是，首先，这个“理论”不是“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而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其次，如果主张该观点的人都被归为“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那么，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凯恩斯在经济学上便属于“一知半解”了！薛兆丰的这个论断有几个真正有分量的学者认可？第三，兆丰等先生并没有给我们拿出实证资料做依据。对于真正的学者（包括经济学者）而言，论证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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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打破谁的“窗子”？（3）
2002年10月18日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1）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与张宇燕等先生商榷
张宇燕先生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我认为，中国的赔款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或者工业化）无关，相反，它为日本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张宇燕：《说服自我》，第242页，三联书店，1997）。这个观点似乎有些道理。
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端于18世纪70年代，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一般被称为传统的工业化，这种传统工业化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二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过这两个阶段，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历时基本都接近或超过一个世纪，工业化进程最长的已有200多年历史。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了，其工业化时间没有超过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完的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为什么如此快捷？其工业化究竟是靠什么支撑的呢？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迅速且顺利的工业化，是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的决定性支持的结果。
据张宇燕先生的估算，马关赔款等于日本两年多的国民收入，“如果把中国的全部赔款加在一起，则大体相当于日本三、四年的国民收入。这意味着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数额之大，以至于即使日本人全都不工作，他们也能够在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过上三、四年。”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偿，如按明治28年（1896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笔赔款相当于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加藤佑三：《东亚近代史》，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日本把这笔赔款一部分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一部分储存到伦敦银行作为日本保有的外币，在实行着金本位的列国之间通行，成功地导入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
张宇燕等先生称，甲午战争后10年内，日本的公司数量由2884家增至8895家，资本由25000万日元增至93000万日元。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资本总额只相当于中国赔款的一半。通过侵略，一夜之间它实现了翻两番。巨额赔款并且使日本能在1897年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使日本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国际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第一，我查阅的资料表明，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570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13900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7900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3000万日元，共30500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85％（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第54页，载《岩波日本史讲座》，1976）。也就是说，日本拿到中国的赔款，并没有用来发展经济，没有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更没有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而是把它拿来扩军，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
日本为什么这么做？通过中日战争，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于是，日本政府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做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就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6个师团（一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6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85～186页）。
将中国的赔款用于军事扩张而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导致了日本后来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难怪历史学家袁伟时如此说：甲午战争，中日双输！
第二，如果说中国的赔款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那么，甲午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应该是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但是，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日本1886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英国（1765…1785年）的60％、美国（1834…1843年）的29％、澳大利亚（1861…1869年）的18％、德国（1850…1859年）的45％、加拿大（1870…1874年）的27％。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由1885年的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亿日元，55年中增加近5倍，年平均增长％。同期内，日本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由1885年的101日元，增至1940年的318日元，55年间增加2倍多，年均增长率％。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惊人。
第三，众所周知，日本工业化的实现，开始于二战之后，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特别是1956…1973年这一期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这种迅猛的经济增长态势，被誉为“经济奇迹”。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日本的国民总支出为万亿日元，1970年的为万亿日元，1980年的为万亿日元，1990年的为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如果把1960年日本的国民总支出作为100的话，1970年的国民总支出为473，1980年国民总支出为1550，1990年国民总支出为2768。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2）
日本的“经济奇迹”或者说日本经济的起飞，显然不能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赔款相联系，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太大，将近50年。而且，二战末期，日本的经济非常萧条，濒临崩溃。即使日本曾经因甲午中日战争而获得了巨额的中日甲午战争赔款，在二战后这样的衰败基础上，那些赔款早已“随风而逝”了。我查到的资料表明，二战末期，包括惨遭原子弹袭击的广岛、长崎在内，日本全国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矿业生产急剧下降，如果以战前1934…1936年平均水平为100，1945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1946年更跌到。1945年日本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常年的六成，酿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由于物资极度缺乏，货币发行量激增，通货膨胀日甚一日。1945年秋到1946年初，日本主要消费物资的黑市价格暴涨为官价的30倍到60倍。日本经济上的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为什么得到快速增长？
一方面，美国和日本采取的诸多措施以及朝鲜战争等契机，促使日本经济得到快速恢复，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一再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到1954年5月干脆一笔勾销，已拆迁的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美国向日本提供恢复生产急需的资金和物资。从1949年到1951年，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向日本提供的贷款和援助物资达23亿美元。“道奇整顿”使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9年首次由赤字转为盈余，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