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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地缘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在初期就决定，泰国危机是亚洲的一个小问题，并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亚洲办法解决问题，但不能让日本当头。香港捐出了10亿美元，基于对鲁宾的泰国问题将被控制在泰国境内（毕竟，冷战时期，泰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这一说辞的盲目信任，中国也捐献了10亿美元。1997年12月，韩国爆发危机。鲁宾又认为，这是亚洲的另一个暂时性问题。韩国中央银行吐血抛售美元储备，设法支持盯住美元、估价过高的韩元，到了12月底，仅剩几天时间，其美元储备就难以为继。鲁宾还是坚持他的道德风险立场，直到其财政部助手星期天早上告诉他，巴西人手中持有许多韩国债券。如果韩国不履行还债义务，巴西的经济就会崩溃，而美国的银行也会遭受重创。直到那时，鲁宾才让花旗银行下一个周二在韩国制定一个重组计划，并与美联储沟通，允许美国的银行将韩国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不用付息的长期债务，这样，那笔债务就不是不良资产，从而，使美国的银行免于遭受必要的资本注入使利润下滑的负面影响。
三、大萧条可能更严重地重演
1931年9月，由于英国无法履行黄金支付的义务，并随后将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作为开展新的国际贸易战的国家战略，加重并延长了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英国的政策包括蓄意地应用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货币体制——英镑霸权，将之作为国际贸易战中的国家货币武器，导致世界贸易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为了应对英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等正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不同的货币集团。这些国家很快就意识到，它们必须发动战争，以得到石油和其他维持其经济不断扩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因为已经崩溃的世界贸易在此时已不再能提供这些。
对英国和美国来说，速战速决正是推动本国经济走出衰退所必需的。没有人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造成那么大的破坏。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迫使英国和法国9月3日对德宣战，但整个冬天，英法军队都滞留在马其诺防线后面，满足于它们对德国的海路封锁。这段惰怠的“虚假战争”历时7个月，直到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军攻陷卢森堡，并入侵荷兰和比利时。3月13日，德军从侧翼包抄马其诺防线，德国装甲师直奔英吉利海峡进军，切断了退往佛兰得斯之路，在敦克尔克包围了英国远征军全部22万人和法军12万人。从5月26日到6月4日，被包围的盟军不得不依靠民用小型飞机撤退。6月22日，法国投降。如果英军从敦克尔克撤回失败的话，那就不得不如同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乞求和平了，战争将以德国控制欧洲的方式结束。英国如果无法成为美军基地的话，美军也不可能在欧洲登陆。如果不是两线作战，德国就有可能战胜苏联，兴起为霸权国。
第二章 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6）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支付。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其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对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短视的政府货币政策是导致市场崩溃的主要因素，但随后的大萧条是由世界贸易的崩溃造成的。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商业是社会的目标，就如同当今的决策者信奉文明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从而，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非建设性的投机，而是认为市场知道该如何自我调整。冒险者应自食其果。该观点的缺陷在于，投机后果的承担者主要不是专业投机者，而是无辜的民众，这些民众还不能理解其正受到操纵而买高卖低。经济建立在投机基础上，但风险不均衡地主要由不知内情的老百姓承担。
投机获得的国家财富也不是均衡地分配的。相反，大多数钱都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他们很快地离开风险，维持住了利润。他们将钱用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不久就出现了供大于求。有些人从中获益，但大多数人没有。物价比收入上涨得更快，人们只有借债才能负担生活所需，而他们还对魔法般地摆脱债务满怀希望，将其可支配收入都投向摸不着头脑的投机。农民、工人和上班族根本就没有从中受益。虚假繁荣背后的不平衡使经济难以复苏，因为收入集中于那些无须花钱的人手中。当前的形势极为相似。1929年股灾发生后，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又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
这次，世界贸易也会崩溃，高关税将再次成为其结果而不是原因。即将发生的世界贸易崩溃将再次是美国过度利用美元霸权优势的产物，如同英国在1930年对英镑霸权所做的那样。美元不应是主要贸易货币，因为它既没有黄金支撑，又没有美国的财政和货币纪律的支持。人们想买的大多数东西都不再是美国制造的，因此美元已成为一种非自然的贸易货币。世界贸易体系将走向崩溃是因为虽然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但在美元经济体之外并没有全球性的货币循环。所有国家的货币只在美元的货币供应量范围内流通，这哄抬了美国经济，为美国的全球化魔爪（更不用提军事冒险主义了）和国内吃喝玩乐提供了融资，挤干了全球经济的其他所有经济体，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独立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必要购买力。这次，世界贸易将走向崩溃不是因为限制贸易的关税，那些只不过是暂时让人分心的小事，而是因为美元霸权造成的全球购买力分配不公。
1913年美国采纳了中央银行制度，以便使货币供给具有弹性，而适应商业周期的潮起潮落。然而，弹性的致命死敌是能够使橡皮带突然折断的结构性疲劳。当前，美元霸权切断了货币向所有非美元经济体的再流通，迫使贸易盈余不断增多的所有出口国虽然收获大量外汇，但却根本不能用于国内发展，从而陷入塞谬尔·泰勒·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描写的古代水手那样的地位：“水，水，到处都是，可一滴都不能喝”。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1）
第三章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二部分“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的前5节内容，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6月24日。
经济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经济是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而政治制度又是代表性别、年龄、宗教、财产、阶级、部门、地区或国家等的集团利益的互动结果。个人利益不是政治学问题。因此，个人主义政治学是一个矛盾的修饰语，由此延伸开来，哈耶克关于个体决定形成市场的观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市场是大规模民众和群体本能现象，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对之起不了多大作用。政治的定义基础是权力，权力有多种形式：道德的、知识的、金融的、选举的和军事的。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环境中，公司主管总是痛惜定价权的丧失。全球经济是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全球宏观经济学是对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理论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反映，并反过来指导着其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歪曲逻辑。货币、资本、劳动力、债务、利息、利润、就业、市场等用语都被概念化，用以描述贪婪的强权政治创造的人造物质制度的各组成部分。正是资本家对工人的贪欲，迫使他们把工作机会让给了国外的低收入工作者。被假定总是根据自我利益行为的经济人概念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抽象概念，它建立于如下有缺陷的立论之上：市场参与者总是根据完全和对等的信息行为，并明确地理解其自身行为的意义。随着这些用语在时间推移中的广泛使用，人造制度被粉饰为自然法则的逻辑产物，而不再是贪婪的强权政治的概念化组成部分。
一、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神话
世界贸易已迫使所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然而，市场不是经济，它只是经济的一个方面。
当前，市场经济全球化正自我诱导，走向即将来临的市场经济崩溃。在这个时代，重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是极具启示意义的。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市场经济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反常情况。其代表作《我们时代的起源：大转型》（1945年）的主题就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市场经济事实上已崩溃。然而，市场经济这种人们熟悉的制度源起于最近，只是到19世纪才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动下得到充分的发展。
当前的市场全球化发生于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也就是说它始于冷战的结束，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电子信息时代和解除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持续衰退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终结，智慧的人类最终将认识到，市场经济内在的商业周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调节，因此也不可能防止其在本性上不对人类福利造成破坏，人们将被迫为人类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安排。收益递减原则将使人们最终抵制市场经济，因为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管制，市场都将越来越不合时代要求。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到来之前，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次要角色。即便在可以见到市场运作的地区，市场也只是处于主要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外围。在很多前工业化经济体中，市场交易一个月只有两次。波兰尼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内，市场需求决定了社会行为，而在那些前工业化的原始经济体中，社会需求决定了市场行为。波兰尼还再次为经济学引入了人类互动的互惠和重新分配概念，它们都是贸易的最初目标。
互惠意味着人们生产和提供他们最擅长的产品和服务，在最大程度的生产和服务中享受着快乐，并与其他人共享这种快乐。他们与擅长于并享受着生产和提供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其他人是互惠的。每个人都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并相互分享这些产品，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者，或更为糟糕地生产他们鄙视的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协定。血汗工厂的主张完全是贬低人类尊严和无视人类福祉。由于互惠的存在，就无须层层管理，因为工人们幸福地为了生计奔波，而无须强制性的监管。劳动不是被迫的，工人们也不是为了与其内心向往的职业完全无关的，其所憎恶的工作出卖时间。物价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环境中不同买家的购买力或卖者反过来对不同买家的需求而变化。单一价格规则既是非人性和非自然的，也是不灵活和不公平的。所有工人都从其选择的不同谋生手段中找到了各自的成就，而没有受到金钱需求的扭曲。生产和分配的动机并非个人利益，而是个人成就，免受公众轻视和社会排斥，以及免于社会地位和道德声誉的丧失。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2）
虽然上述动机如今在金钱支配下有所扭曲，但它对于金融资本主义下运作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不过，在一个金钱社会，大家都只关注如何积聚最多的金融财富，从而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福布斯》杂志每年对世界富豪100强的排名清楚说明了这种反常状态。媒体经常就金融之外的话题追逐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富豪的看法，似乎拥有金钱本身就代表着具有智慧。20世纪60年代，财富对美国嬉皮士来说是一种困扰。只是到80年代，贪婪的年代才形成，重商主义普遍受到欢迎。
在2005年6月3日于华盛顿召开的“夺回美国”会议“夺回美国”（Take Back America）会议系美国公民社会组织“美国未来运动”（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的主要活动之一，自2005年以来，已召开2次。“美国未来运动”组织是美国100多位著名的公民活动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共同发起和建立的。其目的是挑战大公司的议程，鼓励美国人讨论新的经济构想和为全体美国人服务的未来。该组织认为，应将工资不断降低和保障日益减少置于全美国辩论的中心，（新）保守主义议程只是使情况更糟，那些认为当前无所作为的人是错误的；全美国人民应为美国的优先目标而战：反对社会保障的私有化，为能源独立、好的就业岗位和可持续的经济争取投资，争取支付得起的医疗、教育等服务。——编译者根据该组织网站（//ourfutureorg/）材料整理上，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演讲谈到了《经济学家》编辑（也就是所有的企业友人和资本主义及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的结论，即“美国具有钙化为欧洲式阶级社会的风险”。2005年5月13日《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社论总结说，“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变富，或者富人家的孩子沦落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社会在流动性上仍然高于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认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大陆（或加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比美国穷人的孩子有更多的致富机会。”同月，《纽约时报》连续12天刊登题为“阶级至关紧要”的系列文章，分析认为美国的阶级与金钱紧密相联，“家庭在经济阶梯上不断上下运动是扎根于美国梦内心深处的希望。但这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地发生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心脏地区，自由市场传播平等的神话似乎正面临着挑战。
人们进行贸易是为了弥补当下发展状态的不足。自由贸易不是放任剥削。剥削不是贸易，而是奴役。帝国主义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体系性高压进行剥削的体制。为了维持体系性高压，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失去体系性高压的保护，自由贸易就无法立足。）体系性高压阻碍了自由贸易。反对体系性高压不能与保护主义混为一谈。为了参与自由贸易，贸易者必须有一些东西，并能以之在一个免于体系性高压的市场上进行自愿的贸易。所有自由贸易参与者必须有最基本的定价权，即要求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垄断定价权。贸易品来自于发展这个自我完善的进程。正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公正的先决条件，在市场的定价权上人人平等是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贸易者需要基本的定价权以确保贸易自由。为了参与自由贸易，工人们也需要劳动价值的定价权。
然而，当前市场经济下的贸易成为一种在定价权上战胜贸易伙伴以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博弈。例如，不论是作为一个大批量采购的买家，还是作为一个特大规模的零售商，沃尔玛都有巨大的定价权。但它没有用这种压倒性的定价权为工厂及其连锁店里的工人支付最高工资，而是向消费者提供最低廉的价格。沃尔玛的销售额大于世界上许多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营业模式却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低收入和低零售价之间的制衡遵循着螺旋式下滑态势。以压低工资得到低物价的螺旋式下滑一直是贸易解除管制的主要破坏性后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降低工资，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削减成本。国际贸易不可能取代国内发展甚至国际发展，如果国际贸易是基于贸易双方之间的平等互利而展开的，那么它才会促进国内和国际发展。首要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3）
国际贸易必须考虑到当地条件，这不是勉为其难的忍受，而是对多样性的尊重。1999年1月22日，日本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副财长坂木永辅（Eisuke Sakakibar）在东京向外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