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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被做成食物摆放在餐桌上，但因为要饲养马匹而成为价格更为高昂的粮食作物。当时，没人担心什么全球变暖；但如果他们当时还真担心这个问题的话，那么马匹就会成为“头号公敌”，因为马粪散发一种后果很严重的温室气体——甲烷。
1898年，纽约市主办了首届国际城市规划会议。其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马粪问题，因为全球各地的城市经历着同样的马粪危机。但会议未找出任何解决方案。“他们被难住了，”埃里克？莫里斯这样写道，“城市规划会议宣布，协商工作毫无成果，原计划为期10天的会议，实际上3天后就提前收场了。”
没有马匹，世界大都市可能无法正常运转；而有了马匹，还是无法正常运转。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已发展成这种两难的世界。
后来，这个问题消失了。这既不是政府法规发挥了作用，也不是干预措施达成了目标。同时，也不是因为城市居民在某种倡导利他主义或自我约束的大众运动中逐渐具备公德心，进而主动放弃马力所能带来的各种益处。实际上，技术革新解决了上述问题。我们创造了一种排泄更少粪便的动物吗？不是这样的。马匹被电车和汽车取代。这两种车不仅干净得多，而且效率也比马车高出许多。养一辆汽车比养一套马车更便宜，汽车被宣扬为“环境的大救星”。全球各地的城市居民，终于可以自由地来个深呼吸——免却了捏住鼻子呼吸的痛苦——接着继续前行。
令人遗憾的是，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画上句号。拯救20世纪的方案，似乎又让21世纪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因为汽车和电车也都有负外部效应。20世纪，超过10亿辆机动车和成千上万座燃煤发电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导致气候变暖。正如过去马匹泛滥成灾，大有粗野践踏以致毁灭人类文明之势，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人类活动将同样威胁我们的世界文明。哈佛大学环境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Martin Weitzman）认为，“全球气温升高，足以毁灭地球这颗行星”，这种概率大约高达5％。其他人（包括媒体）的宿命论思想则更为浓厚。
或许，这不令人感到特别意外。面对亟待解决的某个具体问题，如果以我们现有的条件无法给出方案，世人就会很容易地据此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但历史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生存的世界是完美的。历史上所有的进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社会财富的广泛分布，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人的财富损失。这也正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将资本主义称为“创造性毁灭”的原因所在。
但是，人类的创造力无穷无尽，那些看上去无法攻克的难题，人类总能因为技术变革而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对于全球变暖问题而言，也很有可能如此。这不是说全球变暖不会在未来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而是说，如果辅以适当的激励，人类的聪明才智一定能被进一步激发，进而攻克难关。让人备受鼓舞的是，技术变革产生的解决方案，较之悲观论者所预测的，往往会更简单，因而成本也更低。事实上，在第1章，我们将碰到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的异类工程师团队。他们不是找到了一个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案，而是三个，其中任何一个的成本，都比肯塔基州Keeneland拍卖行拍卖纯血马的全年销售收入低。
导言（7）
顺便提一下，马粪的价值已反弹上升，价值之高，以至于马萨诸塞州的农场主近期向当地警局投诉，要求制止邻居捡拾他们农场中的马粪。而那位邻居则声称这是一场误会，因为这个农场以前的主人允许他这样做。但是，这个农场现在的主人不愿作出让步，决意要求邻居为此支付600美元的费用。
这位热衷于马粪的邻居是谁？不是别人，正是马丁？威茨曼，那位对全球变暖问题持有极端悲观论调的经济学家。
“恭喜你，”当这个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他的一个同事对他说，“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马粪的净输出商；而你的行为却似乎表明，你是一个净输入商。”
还原世界的本来面貌
马粪难题……有线电视产生的非预期后果……酒后步行的危险性——以上种种问题，到底哪个与经济学有关呢？
我们最好将之视为“经济分析”案例，而不要把这类事件看成“经济学”问题。这种说法由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而后广为人知。贝克尔是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199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致辞中，他这样解释道：“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并不在于：个体行为完全是为了谋取私利。经济分析是一种分析方法，并不是有关某种具体动机的假设……个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涵盖范围更广的价值标准和选择偏好。”
职业生涯之初，贝克尔研究的课题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不大，因为他研究的领域包括：犯罪与刑罚、毒品滥用、时间的分配、婚姻的利弊、儿童抚养以及离婚问题。类似的课题，他的大多数同仁根本不会考虑。“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回忆说，“我从事的这种工作，要么被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忽视，要么遭到他们强烈的厌恶。我被视为异类，因而，或许实际上是算不上经济学家的。”
好吧，如果加里？贝克尔所从事的工作并不能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工作”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也想从事这样的工作。如果要我实话实说，那么贝克尔所从事的研究，事实上就属于“魔鬼经济学”的范畴，即通过经济分析来阐释非同寻常、令人好奇、难以预测的现象。只是在那时，“魔鬼经济学”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罢了。
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致辞中，贝克尔提出，经济分析本身并不探讨主题，也不是用来阐释“经济活动”的数学方法。确切地说，经济分析就是以另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审视世间万物。经济分析是一种系统的方法，用来描述人们是如何作出决策、改变主意的；描述人们是如何选择恋人及结婚对象的；描述人们为何憎恨某人，甚至不惜干掉某人；描述人们在偶然发现一大笔钱时，是决定偷走一部分，不去动它，还是掏出自己的钱放进那笔钱中；描述人们为什么对一件事充满恐惧，而对另一件略微不同的事情却又如此渴望；描述人们为什么要对一类行为予以惩罚，而对另一类与之相似的行为却予以奖励？
经济学家如何描述人们的行为决策呢？这往往要从积累数据开始，他们需要大量的数据。他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搜寻易于分析的数据。只要有关人类行为的问题提得恰当，再加上可靠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解释人类行为。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就是提出这类问题。只要问题提得好，我们就能解释，比如肿瘤学家、恐怖分子或大学生在某个特定情景中的行为方式及其原因。
导言（8）
人类行为反复无常、难以预测，归纳为“冷冰冰”的概率这一数字，可能会让有些人反感。我们中又有谁希望自己被描述为“典型的参照对象”呢？举个例子，如果你把地球上所有男性和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人类）来考量，你就会发现，成年人平均有1个乳房和1个睾丸①——但问题是，又有多少人的体征符合这种描述呢？如果你所爱的人因酒后驾车丧生，那么知道酒后步行比酒后驾车更危险这个事实，又怎么能缓解你的悲痛呢？如果你正是遭受丈夫毒打的那位年轻的印度新娘，那么即使得知有线电视已让众多印度新娘获得更多的权利，你又能从中获得什么慰藉呢？
上述理由有根有据，也是事实。诚然，任何法则总有例外，但了解法则有益无害。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人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行为方式，因此，找出一个参照对象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时，较好的切入点便是考察一般个体的行为特征。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就能避免将思维过程——关于我们的日常决策、我们的行为法则、我们的管理——根植于例外或反常情况，相反，而是以常理为基础进行考察。
让我们回顾过去。2001年夏天，美国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即后来人所共知的“鲨鱼之夏”事件。媒体报道了一条凶狠的鲨鱼肆意杀戮小孩的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最初的报道涉及的是一个名叫杰西？阿博加斯特（Jessie Arbogast）的8岁男孩。当时，他正在彭萨科拉海湾的浅滩上（Gulf w*es of Pensacola）嬉戏玩耍，突然冒出一条雄性鲨鱼，咬断了他的右臂，还撕掉了他大腿上的一块肉。《时代周刊》对此次鲨鱼攻击事件进行了封面报道。以下是报道的导语内容：
鲨鱼往往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毫无征兆。它们发动攻击的方式有3种：攻击后逃离、撞击后撕咬，以及出其不意地攻击。攻击后逃离的方式最为常见。鲨鱼可能是看见了游泳者的脚掌，误认为是一条鱼，于是就咬了过去，随后意识到这并不是它平常的目标。
吓着了吗？
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可能再也不会到海边去了。但是，你认为2001年到底发生了多少起鲨鱼攻击事件呢？
猜猜看。把猜测的数字除以2，用得到的结果再除以2，如此多反复几次。2001年，全球各地只发生68起鲨鱼攻击事件，其中4起是致命的。
这些数据不仅远远低于媒体大肆渲染所暗示的夸大比例，而且，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也绝不会比现在更高。1995~2005年，全球各地平均每年发生起鲨鱼攻击事件，最高年份79起，最低年份46起。平均每年的鲨鱼攻击致死事件为起，最高年份11起，最低年份3起。换句话说，2001年夏天关于鲨鱼攻击事件的文章标题，或许本可低调地写为“今年鲨鱼攻击次数大体与往年持平”。但如果这样写，杂志十有*不会热卖。
现在我们暂时忘却可怜的杰西？阿博加斯特及其家人所遭遇的悲惨事故，而是想想以下情形：在全球60多亿人口中，2001年死于鲨鱼攻击事件的仅有4人。而每年被电视新闻采访车轧死的受害者，极有可能比这还多。
不止如此，大象每年也会造成至少200人丧生。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谈之而色变呢？原因极有可能在于，那些受害者并未身处繁华闹市，他们的离世不为众人所知。也有可能与我们受某些电影的影响而形成的固定认知有关。大象性情友善、憨厚可爱，儿童电影（想想《大象家族》中的贝巴和《小飞象》中的丹波）常常反映的就是这类主题；与此相对，鲨鱼则被千篇一律地刻画成反面角色。如果鲨鱼真的具备哪怕是一点法律背景的话，它们一定会提起诉讼，要求影院禁播《大白鲨》（Jaws）。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导言（9）
然而，2001年的那个夏天，媒体渲染的鲨鱼攻击事件，接二连三地见诸报端，情节如此恐怖，以至于公众对鲨鱼的惊恐情绪久久不能平息，直到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人们的注意力才得到转移。那天，近3 000人死于非命，这可比从16世纪末叶开始，有据可查的所有鲨鱼攻击致死事件多出了2 500多人。
当然，尽管以典型参照物作为衡量标准有其缺陷，但这种方式的确也有其优点。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尽可能以累积数据，而不是以奇闻怪事、哗众取宠的异常现象、个人主观看法、失控的情绪或道德偏好为基础，向读者阐释所引述的故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统计数据可用来证明一切，可被佐证支持难以站住脚的主张，也可用来撒谎。但是，经济分析所要实现的目标恰好相反：既不利用恐惧心理也不偏执地探讨具体的问题，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我们客观公正。例如，电视机的推广使用给印度农村妇女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电视机所发挥的是绝对积极的作用。在第3章你将读到，电视在美国的普及就导致了极具破坏性的社会变化。
我们的初衷不在于以经济分析法去描述任何人希望看到的世界、任何人所担心的悲惨世界，或任何人祈祷和憧憬的世界。确切地说，我们旨在客观地阐释世界的本来面貌。许多人希望能以某种方式保护或改变世界。然而，要改变世界，你首先得了解世界。
独树一帜的经济学
截至本书写作之时，始于美国次贷泛滥，并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持续了近1年。相信会有成百上千种有关金融危机的书籍出版。
本书不在此类书籍之列。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及高深莫测的诸多经济领域，根本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经历过近期的种种震荡之后，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弄清，宏观经济究竟属不属于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都被称为神奇的预言大师，他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告诉你股市、通货膨胀或利率的未来走向，这似乎的确很神奇。但正如我们近期所见证的那样，这种预测大体上毫无作用。仅仅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件，经济学家就已面临诸多难题，更不用说去预测未来情形了。（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政策，到底是缓和了还是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大萧条，他们至今仍在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当然，不仅仅是他们，对自己的预测能力深信不疑，而且能迅速把事实否定预测的教训抛诸脑后，这似乎是人类的天性。
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事实上根本就不会谈及人们称之为“经济”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主题（纵使论证缺乏深度），虽然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可以让我们对人类实际行为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你能理解中小学教师或相扑选手作弊背后的动机，那么你也可以弄清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委了。信不信由你！
你将在本书中读到的故事，选自不同的领域，可能来自崇高的学术机构，也可能来自最阴暗的街头角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些故事是源于我近期开展的学术研究；有些故事来自他人的启发，比如经济学家、工程师、天体物理学家、变态杀人狂、急诊室医生、业余历史学家及变性的神经科学家。大多数事情都属于以下两类中的一种：你一直认为你了解但实际不然的事；你从不知道你原本想了解但实际却想弄清的事。
我们得出的很多结论，或许并没有那么有用，或许甚至还没有最后定性。但这没有关系，我们设法在做的是启动对话与交流，而不是总结陈词，给出最后结论。这意味着，在即将要读到的后面章节中，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内容与你的观点相左。
事实上，如果你没能发现这种内容，我们反倒会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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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问题（1）
遏制气候变暖：火山爆发？用烟囱捅破天？还是架一根18英里长的管子？
清醒、严肃地看待全球变暖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全球气候日益恶化，而人类似乎还没有作好准备。”《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如是写道。文章援引某些气候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这种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了威胁”。
《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引用美国科学院编制的一份报告中的内容发出警告，气候变化“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领导人是否将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抑或哪怕仅仅减小其影响，气象学家对此甚是悲观”。
只要神志清醒，谁又不担心全球变暖呢？
但在过去，这些科学家可不是这么说的。刊行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文章，预测的则是全球变冷的趋势。
全球变暖：经济学家的观点
基于多种原因，全球变暖问题十分棘手，难以应对。
首先，气候科学家没法做实验。从这点上看，他们更像经济学家，而不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他们的目标就是根据现有数据搞清楚各因素之间的联系，而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例如推动10年禁车（牛）法规的出台。
其次，自然科学研究异常复杂。人类的任何活动将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假定我们把航班次数增加了两倍，首先是对气体排放量产生影响，另外还会对大气对流和云层的形成产生影响。
为了预测全球地面温度，气候学家必须考虑上述情形和其他因素，包括蒸发过程、降水量，不错，还有动物的气体排放量。气候模型再深奥、复杂，也没法准确地描述上述变量，因此，显而易见，预测气候是十分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现代金融机构所采用的风险模型似乎就可靠多了，然而正如近期金融危机所表明的，实情往往并非如此。
气象科学固有的不精确性意味着，我们无从肯定地预测当前走的这条路会导致气温升高2摄氏度还是10摄氏度。我们也无从确切地知道，即使气温陡然上升，是否会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抑或导致 “文明末日”的来临。
正是因为这种令人发憷的灾难后果（不论其有多么遥远），才使得全球变暖问题成为公共政策中最亟待解决的议题。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气候变暖将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了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也就相当于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减少碳排放将带来的益处，是否比为此投入的成本更大？如果等着在未来再减少碳排放，情形是否会更好？抑或，如果我们恣意污染地球，并在全球变暖的进程中学会生存，是否也行呢？
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分析现有的最完善的气候模型后得出结论，未来面临十分糟糕情形的概率为5％，届时温度将升高10摄氏度之多。
当然，由于预测的是不确定性因素，所以结果就更为不确定。那么，在全球将面临重大灾难的概率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应投入多大的成本来应对它呢？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曾就全球变暖问题为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报告，他给出的建议是：我们每年应将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拿出来应对这个问题。从现今看，也就是要为此投入万亿美元。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人们一般都不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