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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厂以前只是按照国家的“计划”生产劳保服，现在，曹兰英开始重视市场了。这年2月她去长春汽车厂，发现他们改造后的汽车没有坐垫套，便提出帮助他们加工。3月份，吉林省召开了一个东北地区汽车配件订货会，她让人拿着汽车坐垫套去参展，一下就订出了几百套，这让整个厂都备受鼓舞。
曹兰英在1983年几乎都在忙于揽活和了解市场的需要。船营区工商局想加工几个门帘，个体小摊床要加工20多个棚帐，小学要的20多套体操服这些小活也都接。经过市场调查，曹兰英认定8~15岁的童装有广阔的市场，她为此专门请了两位老师傅，负责童装的剪裁和设计，不到一个月，居然就设计出了40多款童装。这些童装上市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抢购一空。一些商店和货栈因此找上门来主动要货，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局和外商谈的童装业务也都给了船营区服装厂。一个叫文展斌的长沙的技术员甚至把自己研制的服装香液也主动寄给曹兰英搞试验，并且称呼她为“可尊敬的厂长”。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曹兰英带领下的船营区服装厂就扭亏为盈，曹兰英也因此升为区工业局副局长。报纸也称呼她为“时代的开拓者”。
这样的改革者在1983年的中国并不鲜见，他们都一方面改革内部的机制，一方面开始面对市场。上海飞达羽绒服装厂的副厂长张成林这年为了给他们的双羽牌中空滑雪衫寻找新的市场，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1月和3月两次奔赴东北三省，甚至自己上阵去充当“流动模特”，身穿轻薄的双羽滑雪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他们的新产品。他们的滑雪衫只有三斤重，比当时东北人一般都在六斤重以上的冬衣要轻上许多。
东北市场之大让张成林一行八个上海人深感走市场的必要。在哈尔滨，他们迅速在以前被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天津产品占领的市场打开了缺口，中空滑雪衫几乎来一件被抢购一件。在大庆，他们甚至得到当地市长的邀请，为大庆油田的工人做人造羽绒矿工服。两次东北之行，张成林收获颇丰，除了收到12家百货公司的30万件订单以外，真实的市场也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随后提出了“立足上海，面向两北（东北、西北）”的口号。
◇欢◇迎访◇问◇。◇
第30节：改革者（2）
但就在一年前，飞达双羽还碰到过困难。曾经的出口市场随着西方的经济萧条而大幅缩小，一年的生产任务仅能维持半年的生产。飞达双羽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重视国内市场的，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外销损失内销补”。在把业务的重点转移至国内之后，他们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设计人员也设计出了70多种新款的羽绒服装。果然，国内市场一炮打响。
国内市场之大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不得不让他们继续增强生产能力。拥有垦殖基地的江西共青羽绒厂于是成为他们的联营伙伴。飞达派出了技术人员前去江西指导羽绒服装的生产，共青厂的产品也贴上了“双羽”的商标。他们的联营甚至还让市场出现了一股“羽绒热”，连江西省副省长和上海市副市长都对他们颇有好评。
会做生意的还不止是曹兰英和张成林。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收购了一批杭州制造一厂的驱虫药“噻嘧啶”，改了个名字叫“疳病痊”，半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00万元，甚至一些药店一贴出“今天疳病痊有货”的告示，就会有人排着长队购买。
这样的好销路要归功于这家厂以销售为中心的总体经营方式。白云山制药厂要求各个部门都要“面向经营，参与经营”，他们的生产计划并不来自上级的指示，而是由厂里的供销部门安排，并且随时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生产计划。一次四川发生严重的水灾，这个厂派出了一位党委副书记带着供销人员前去当地市场查看，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大了庆大霉素的生产，减少了原以为这里需要的感冒药和消炎药的生产。只几天，这个厂的庆大霉素就向四川发货了。白云山制药厂的供销部门甚至还有一些“应变权”，遇到某些药品出现降价竞争，他们还有定价权，并不需要向厂里汇报。仅在成都的医药交流会上，这样的应变权就让几个供销员拿回了1 000多万元的要货合同，这比一些省级医药站接到的订单还要多。
“老上海”的商人现在也开始焕发活力，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简称爱建公司）的刘靖基就是这么一位。从上海金陵东路的咖喱鸡饭，到淮海路上的彩色皮鞋和胶鞋；从名噪一时的美达“黑牡丹”女衬衫，到风靡上海的“飞碟”和“魔方”；从款式别致的女表外壳，到化妆品E？B？C？香雪脂……这些市场上的新鲜玩意，几乎都和爱建公司有关。1980年，爱建公司就和街道工业公司合办了生产文教用品的精工仪器厂，这家厂生产的第一个产品——以塑代木的塑料三棱尺——在当时就属于国内首创，销路非常好，一炮打响。不久之后，其他文教用品厂也开始模仿，竞争开始激烈，价格下降。精工仪器厂于是开始转产“飞碟”，又成为畅销产品。之后，精工仪器厂又转产了“魔方”。这是个从国外引进的小玩意，很快成为当时流行一时的老少咸宜的玩具。尽管畅销，爱建公司却觉得这股“魔”风并不会刮太久，于是他们又开始着手准备开发新的产品。
此时已经81岁高龄的刘靖基领导下的爱建，有着16字的“爱建经营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廉，人廉我转。此时的上海爱建，已经有了50多个下属企业。到1993年，上海爱建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刘靖基1902年9月15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先后担任过江苏纶纱厂、上海宝成纱厂的职员、经营部主任和上海裕靖棉织厂的经理。1930年他与人合作接办常州大成纱厂，并任经理。1938年刘靖基在上海公共租界创立安达纱厂，任董事总经理。1942年任上海棉纺同业公会收花处常务理事、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南京江南水泥厂副董事长、董事长，全国纺织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靖基放弃了一度想搬迁工厂至香港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率先在棉纺同业中申请公私合营。在这以后，刘靖基担任过上海棉纺工业公司经理、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主委，民建上海市副主委、主委，中国贸易促进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务。“文革”中，刘靖基受到迫害。但1979年，年近八旬的刘靖基仍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激励自己，带头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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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改革者（3）
刘靖基认为，上海工商界中有不少经营管理的能人，“中国工商业者是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击中奋斗出来的。他们在当年的特殊环境中至少办过一个企业，有的还办过许多企业。能够办下来不关门，就说明他们有一套办企业的方法，就说明他们有真本事。近年来这些经营专家在上海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一支小型的企业诊断力量。有些困难重重甚至奄奄一息的街道企业，经他们一拨弄，就逐渐有了生机，转亏为盈”。
刘靖基的经营之道在他自己看来在于“知人善任”。他说，用人首先要讲究少而精，工厂是生产单位，千万不能人浮于事。另外，一定要用真正有本事的人。过去的老板用代理人，不管是中国老板还是外国老板，一般都用真正有本事的人。企业掌握在庸碌之辈手中，很少有不垮掉的。
1983年，刘靖基考察了香港和广东的经济特区后，对特区实行的浮动工资、浮动奖金的做法备加赞赏，认为工资奖金有升有降的做法，肯定可以大大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首都钢铁公司现在也这么做了。这家工厂在1979年成为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资收入和工人的表现紧密挂钩。工厂在完成政府规定的利润定额以后，超过的部分也可以留给自己。
但也不是人人都赞同这种做法。这年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厂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大家讨论所得出的结论还是“提高企业素质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尽管一些人提出了“领导班子”素质的重要性，但一些人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企业的领导有没有“革命事业心”。一些人干脆就觉得，职工“向钱看”便是素质下降，“思想状况较差”的表现。不过，“自负盈亏”倒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想法。
1983年的厂长，谁都不会比步鑫生更有名。这年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发的一篇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让步鑫生一夜之间成为这年最耀眼的企业明星。
步鑫生是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童宝根在他这篇著名的报道中写道：“步鑫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厂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浙江第一流的专业衬衫厂。”
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前身是海盐县武原镇红星成衣社，1978年以前，靠承担商业部门的加工任务维持，20多年来企业变化不大，有时遇到经济困难，甚至连退休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改革”给了步鑫生机会。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到，“长期依靠商业部门‘包销’，不了解市场情况，完全听凭人家的安排，企业永远没有出息”。
1979年开始，在步鑫生的带领下，这个厂生产出了双燕牌衬衫和三毛牌儿童衬衫，并且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样的变化，还设计出一些新款式的衬衫去上海试销，然后，根据试销的情况，从中挑选出最畅销的品种，成批投入上海市场。这样，“双燕”和“三毛”就逐渐在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到1983年，已经有30多家上海的服装店经销海盐县衬衫总厂的产品，全国各地驻沪的采购员也经常到海盐来看样订货。步鑫生还采取了在各地举办展销会和请服装店特约经销的方法，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构建了销售网络。
步鑫生此时已经注意到，服装能不能销得好首先取决于花色品种是否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他也因此把如何适应市场需要放在了第一位。这个衬衫厂甚至还有个“衬衫研究所”，专门从事新品种设计和试制工作。在海盐衬衫厂，供销员的主要工作是做市场调查，出差时就去观察哪种颜色、哪种衣型最受人们的欢迎，回厂后，还要填写市场信息调查表，以便及时掌握全国各地衬衫市场的动态。步鑫生的经营方针和刘靖基有类似的地方，他特别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
有一次，步鑫生在上海看到一种新设计的黑底红花的针织涤纶面料颇受女青年的欢迎，他马上让工厂赶制出这种花型的女衬衫投放市场。这种被称为“黑牡丹”的女衬衫很快就流行全国各大城市。正当销售高潮出现的时候，步鑫生却忽然停止了这种产品的生产，转向生产软立领花边女衬衫等新品种。因为在步鑫生看来，销售高潮的出现正是生产低潮的开始。果然，他的新产品又开始风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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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改革者（4）
步鑫生治厂也颇严，并且有一套“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的思想。他规定厂里的职工除了产假、婚假、探亲假、工伤假可以享受全国劳保外，一般病假不能享受劳保待遇，只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不过，对于患重病和因病住院的职工，医药费还是可以实报实销，工资也照发。步鑫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消除那些无病装病、拿了药乱扔的现象。他也的确做到了，1983年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出勤率保持在98％以上。车间不准吸烟、不准做私活、不准聊天、不准到外车间乱窜、不准把与生产无关的东西带入车间等，也是步鑫生订立的制度。迟到、早退也要扣罚工资。与彼时国营工厂的“大锅饭”不同，步鑫生对那些有能力的青年职工大力提拔，破格重用，并且在生活待遇上给予关照。厂里的自建住宅，也分配给了表现优秀的职工，那些表现不好的则不能分配。他的这种做法吸引了不少青年人来海盐衬衫厂工作。
步鑫生甚至还自己创作了一首厂歌，新工人只要一进厂，就要学会唱厂歌。1980年11月6日，海盐县衬衫总厂从以前的破旧民房搬入了新厂房，于是这一天便成了他们的厂庆日，每年都要庆祝一次。每年的这天晚上，厂里都会举办文娱晚会，全厂工人高唱厂歌，步鑫生则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下一年度的任务。对于表现优异的职工，厂里还会在结婚、生育子女、子女上学或者本人退休时赠送一些礼品。海盐衬衫总厂1983年有600多个职工，70％是青年人，在步鑫生的领导下，这些青年人在社会上惹事的事情一起都没有发生，哪怕是一些曾经的“失足青年”，有的也在这个厂里成为生产骨干。
步鑫生日后还会有更大的名气和更大的光环，1983年，他的耀眼光芒才刚刚开始，这种光芒一直要到几年后才会逐渐退却。这样忽然名声大噪继而又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最终不是失败便是落寞的初期“改革名人”，我们日后还将见到许多。南方大厦的邓汉光也是这样的一位。1983年的广州，他所领导的广州南方大厦，乃是全国商业系统的一面旗帜。这一年，甚至“全国劳模”张秉贵也跑来南方大厦交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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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1984年商品经济（1）
1984年商品经济
1984年7月29日中午，美国，洛杉矶。
伴随着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曲声，中国国旗升起在第23届奥运会射击比赛场上空，这届比赛的第一枚金牌产生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赶来，向荣获男子手枪慢射冠军的中国选手许海峰颁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完整地参加夏季奥运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奥运金牌。也许萨马兰奇想不到的是，17年后，他还会宣布2008年奥运会将由中国的北京举办。
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上扬眉吐气。在许海峰实现“零的突破”之后，三枚体操金牌被李宁揽入怀中；中国女排在这届比赛上实现“三连冠”；栾菊杰则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女子花剑冠军……15块金牌、8块银牌、9块铜牌——尽管这只是体育比赛，却也似乎预示着“中国崛起”的开始。
健力宝启程
为中国人所期待的世界跳高纪录保持者朱建华在这届奥运会上只获得了铜牌，不过，2？33米的高度已经是难能可贵。在休息场地，朱建华拿起了一瓶饮料，一饮而尽。记者拍下了这一幕，并且问他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的佳绩。朱建华晃了晃手中的饮料罐，笑着说：“是健力宝帮助我跳过的。”
在这之前一年的3月，在广东三水诞生的健力宝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品牌，这一次却意外获得了“东方魔水”的美誉。在中国获得第14块金牌之后，日本的《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靠“魔水”快速进击？》的报道：“在中国队加快出击的背后，有一种‘魔水’起了作用。可以说，喝上一口这种‘魔水’，精力就马上充沛了。这是一种新型饮料……今后世界各国将竭力分析这种妙药的成分，在体育饮料方面完全可能发生一场革命……”
这篇夸张的报道说的“魔水”正是健力宝。实际上，健力宝不过是一种电解质饮料，它的发明人是时任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欧阳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体委为了改变中国体育科学研究落后的局面，专门向国内各研究院所下达了一批研究项目，其中就有运动型饮料的研究项目。欧阳孝的研究成果，主要包含了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大运动量后疲劳时暂时性失代偿性酸血症；二是酸血症可以用含碱电解质的促超量恢复合剂加以预防和纠正。简单来说，欧阳孝找到了运动后人体疲劳的根源并为之开出了一张“药方”。但是他的研究成果起初并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同，他所能做的只是仰天长叹“伯乐难寻”。
在欧阳孝研究这个电解质饮料的时候，李经纬已经是广东三水县酒厂的厂长了。20世纪70年代，时任三水县体委副主任的李经纬被调到三水酒厂担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厂长，但也比县体委副主任的位置要低得多。生性倔强而坚韧的李经纬倒也没有因此消沉，相反，年近四十的他带着厂里的几个年轻人，背着酒沿着邻近的佛山、广州等地一个一个酒楼地跑，从米酒，到“荷花白”、“猫头鹰”礼品酒再到“强力”啤酒，李经纬硬是解决了三水酒厂的生存问题。
李经纬与欧阳孝的结识纯属巧合。当时，李经纬的表弟区盛联在广东省乒乓球队任主教练，有着13年县体委副主任工作经历的李经纬每次去广州，还是不忘去省体委转转。一次在和区盛联喝酒的时候，区盛联向李经纬提到了欧阳孝。在听说欧阳孝研究的饮料不仅能“很快恢复体力”，而且“普通人也能喝”之后，李经纬向欧阳孝发出了邀请。于是，在李经纬拍胸脯保证“资金不成问题”的前提下，欧阳孝带着一些专家与三水酒厂的技术人员联合组成了攻关小组，李经纬亲任组长。在历经多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983年的春天，产品试制成功了。实际上，健力宝的试制成功颇费周折。李经纬并不是第一个和欧阳孝合作的人，起初，广东一间大的饮料厂也对这个配方进行过试验，但没有获得成功，也就放弃了。李经纬对这个配方最后改良的确定，整整历经了10个月，120多次的试验。即便是李经纬当初所“保证”的资金，其实也是非常缺乏的，仅为原本打算用于购买强力啤酒机器设备的2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