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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日本人依然觉得7％的缺勤率不能理解，这和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为了提高生产而“像白家鼠那样辛勤劳动”的想法并不一致。
中国人对日本战后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很感兴趣，日本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竞争”。在几年前，要是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解释的反应一定是“中国没有竞争，只有斗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再是“阶级斗争”或者是“打倒修正主义”进而完成“革命”了。中国反省了这种错误，并试图把精神刺激改为物质刺激，从无竞争的社会转向竞争的社会。农业方面是保证自留地，提高农作物收购价格，容许自由市场；工业方面则是恢复奖金和年终奖制度，强调企业独立核算等。但在1979年，工厂的工人无论多么怠惰，他的上级把他开除的现象，还几乎没有。
《读卖新闻》来访的成员中有一些人在五年前也访问过中国，那时候，中国人无论回答这些日本记者什么问题，第一句话一定是“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但现在，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话谈自己的事情了，就连好奇心和欲望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一个随团的翻译“打算带着老婆作‘空中旅行’”这句无意间流露的话，表达了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很多人现在开始希望拥有更多的耐用消费品。这时的热门商品，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立体声收音机或者是缝纫机，但就在两三年前，中国人最热门的商品还是自行车、手表、照相机。还有些人开始憧憬“宽敞的住处”。工资虽然低，但中国人的存款却意外地多，这是因为当时的衣食住宿费用还比较低，而且在城市，大多数医疗费还是公费的。在民众向往“富裕”生活的愿望上升的情况下，各个城市的干部都一致地表明“供应量赶不上需求”。在日本记者参观的南京最大的百货商店里，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这些商品在两个星期前就售完了，新货也未到来。而且，南京还算是好的，西安、合肥这些城市的供应量差距就更大了。
在精神层面，中国人也出现了改变。当时25岁的卢新华在1978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其实比较简单，但是通篇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个人感情，这在过去的正式小说中是想象不到的。女主人公和她在“下放”地点结识的青年之间的爱情，也没有给它加上什么政治意义，只是朴素地作为年轻人之间的恋爱而加以描写。这种坦率地表达一个人怀念骨肉亲人和由于苦恼而造成伤痕的爱情，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商业精神正在复活，房租、饭费涨势惊人，这让确信“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通货膨胀”的外国人目瞪口呆。但是，供应者还是处于强势地位，北京王府井商店里响彻店里的叱咤声足以让外国旅游者退缩，清洁工一边驱赶着顾客一边打扫卫生，这时候还没有“顾客是上帝”的说法。
但是中国的确是在进步。大学生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仔细地琢磨别人的每一句话，想把新学到的知识经过消化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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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1979年30岁的中国（4）
百货商店开始思索新的采购方式。上海一家有代表性的百货店干部说：“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销售部门，若不建立能够从很多工厂自由选择购物对象的制度，就不能培养出供货单位（工厂）真正的责任感。”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计划经济的弱点。
此时的中国官员也已经开始认真地研究同通用汽车公司、迪尔公司、杰内斯科等开办合资企业的各种方式。但是中国并不能保证这些公司很快回收利润。可口可乐输入中国的饮料量这时相对来说还不大，眼下更是要作出一些牺牲，从售货所得中先拿出200万美元的利润来，这笔钱将用于为上海一家国营工厂购买设备。当时，可口可乐主要是卖给外国游客。可口可乐公司日后将在中国赚到大钱并取得饮料市场惊人的市场占有率，但那时候，很多人怀疑中国人是否也能喝这种饮料。
包括IBM在内的一些美国大公司开始向一些对华业务的顾问公司询问进入中国市场的方法。这种咨询业务在当时刚刚兴起，他们可以通过向中国官员转交建议的办法为各个公司节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大通曼哈顿的子公司大通太平洋贸易顾问公司从3年半前就开始在北京饭店设立非官方的常设办事处，吸引了不少业务。一些对中国市场采取实际行动的公司已经具有了“同中国人同样的聪明和耐心”。但此时和中国打交道还是令很多跨国公司头痛。美国人认识到需要抱着有分寸的希望和热情，这样才能对付严峻的现实。令外国人鼓舞的是，1979年，中国领导人正在督促国营企业执行扩大利润这个“光荣任务”。
深圳的蛇口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位于深圳市管辖区内的一个小小半岛上的蛇口工业区，是说明邓小平的多样化政策和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特征的“经济达尔文主义”“经济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出自于《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詹姆斯·布里克利等著，张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版。文中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借指中国工业发展历程中中国企业经历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存规则。——编者注的重要实例。现在，能否生存下去将取决于能否适应外国投资和同外国投资打交道的能力，这种变化将使许多省份和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计划，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创建蛇口工业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其主要业务是海运代理的公司，竟然得到了在为吸引外资而划定的特区内建立一个工业区的自主权，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有能力同外资打交道。
蛇口工业区和深圳工业区还不一样，蛇口主要是搞合资企业，中国是作为参加的一方而不是搞补偿贸易，在这些地方搞合资企业甚至不需要中央的批准。要不了多久，蛇口，甚至整个深圳都将到处是外国投资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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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1980年现实主义（1）
1980年现实主义
这一年的中国，似乎要比一年前显得年轻。在北京、上海、西安这样的大城市，街道上五光十色，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联邦德国的《时代周刊》说“外国的贷款最近是受欢迎的，北京正在争取愿意合作的资本家”。
邓小平知道，将近十亿的中国人不能再等下去了。但是他显然也明白，过分仓促也会把事情办坏。在克制了急躁的情绪之后，现在需要一些适当的冷静。如果说1978年开始出现渴望经济发展的热潮，那么，现在就是冷静的现实主义了。急躁的情绪过去之后，中国人认识到，只有通过一项适合中国现状的政策，并且以适当的速度去发展，才能完成中国的革新。
因此，雄心勃勃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的步伐已经开始适度放慢了。面向世界的无限制的开放，出高价要贷款，进口西方的工艺技术和工业才能也重新被置于可负担的经济基础之上。
但同时，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变化、松动和改善的迹象。毛泽东的一些巨幅画像开始从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取了下来，这被美国人认为是“足以象征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件事。”每个大城市的十字路口处都竖着写有简练的格言“实事求是”的大幅宣传牌。现在，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并没有改变国家制度，但变得生气勃勃了。预示着对死板的和无效果的计划经济放宽的做法的那些市容变化似乎具有更大的意义，现在出现了流动摊贩、自由市场、少量的货摊，比如磨刀匠、鞋匠、茶摊、饮食摊等。有些家庭组成了一个小集体开始创业，例如几家人一起经营一个街道饭馆。仅在上海，这样的小集体就有8 000个。而在全国，“小集体”已提供了近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同时，从已有的小企业的繁荣景象中可以看出，只要允许中国人这样干的话，他们会干出些名堂来的。
“四个现代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虽然速度减慢了，但搞“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仍是非常大。现代化的先后次序也做了改变，农业现在被放到首位，其次是轻工业，钢铁则退居末位。“扩建基本设施”和“发展能源部门”在亟待发展的名单上排到了前面。
中央政府给国家规定了三年间歇期，目的是调整人口增长和副食品生产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失调现象；改革经济管理制度，向效率原则方向发展，讲究劳动效率和生产率；整顿经营不好的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在是年的6月1日到8月20日作为交换学者被邀请到了广东的中山大学，之后他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接受了日本《信使周刊》的采访，他认为，中国人将是21世纪一支巨大的力量。而就在一年前，傅高义刚写下著名的《日本第一》。在被问到21世纪是否存在“中国第一”的时候，傅高义则认为至少在21世纪初不大可能，但在2004年，他在美国的《财富》周刊发表了一篇《中国第一》的文章。这位东亚问题专家警告日本“需要对中国崛起而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作出反应”。文章写道：“中国迅速从轻工业走向重工业﹐从低技术走向高技术。虽然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国领导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会阻止中国整个发展势头。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更快地发展，并在亚洲获得比日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应该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的崛起。”
但在1980年的时候，傅高义担心：“即或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究竟谁能买得起十亿人生产的那么多的产品呢？”傅高义认为这是中国将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这一年，松下幸之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给中国国务院领导讲起了他的经营哲学。“要有高度的公司使命感，互相帮助”，“要振奋产业报国的精神”，“为此，就要尽可能地分散权限”。总理问松下：“总公司可以拥有多大的权限？”松下的回答是：“只要坚持经营的基本方针，有使命感，下面干什么都可以，没有必要进行限制。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这一年，赵紫阳正在为八万个国营企业的管理权限过分地集中在国家或省里，今后应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总经理山下俊彦这年则正在为悬而未决的中日合营企业而操心。但1980年的他还是有点失望。在北京出席完松下综合电子技术交流会回到日本大阪之后，山下对共同社记者说：“想积极合作，但这次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从根本上说，建立合营企业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是，为了使中国在电子技术领域取得发展，不能一下子就采取合营的形式，首先作出一两项实际成绩，加强互相信任的关系是很主要的。”松下电器从1978年就向中国出口产品了，不过，自这次松下和山下访华七年后，也就是1987年的9月，松下电器才正式在北京建立合资公司。到1994年9月2日，松下电器与北京华瀛盛电器开发公司共同创立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投资是3 000万美元。日后，它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在中国诞生。这一年，山下除了与赵紫阳总理、谷牧副总理举行了会谈外，还参观了五家北京和上海的电视机厂和显像管厂。他认为中国企业“只要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才和设备的作用，生产率也能提高”。
在四年前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一代宗师，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在1980年的秋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在北京的头三天，弗里德曼作了三次演讲：“货币之谜”、“货币与通货膨胀”、“80年代的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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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1980年现实主义（2）
弗里德曼于1980年9月22日到10月12日在中国逗留，访问了中国的北京、长春、上海、苏州、杭州、桂林和广州。回国后，他给提供资助的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里，弗里德曼回顾了历史，他认为，通常在一个经历了动乱、正常秩序被破坏的社会里，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并提高。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恢复就是个例子。同样，中国内战结束后，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束，也出现了几年迅速的发展，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没有持续下去。现在，当秩序得到恢复，经济就会出现迅速的复兴。
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中国这一年新近宣布的一些政策在现有体制中发挥作用，在随后几年应该会出现可以想象的进步。但同时，弗里德曼对这一进步是否能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改革再次中止。相关内容参考 《两个幸运的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中国的老朋友，美联社记者，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则认为198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之一”，中国也正在从严厉的压治时代转向比较自由的时代。虽然也有人反对改革和进步，但在罗德里克看来，这些人大多是官员。
罗德里克观察到，中国的电视节目正在风行，而仅仅在几年前，由于电视节目的枯燥乏味和充满说教，观众还不大愿意去看。罗德里克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期望值越来越高的革命。电影、电视、商业广告，甚至报纸都打开了窥看外部世界的橱窗，这些都刺激了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的胃口。
罗德里克早在1946年就到过延安，并采访过毛泽东。1946~1947年间曾在延安住过六个月，和周恩来相当熟悉。他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49年，亲眼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罗德里克还采访过“乒乓外交”。在他漫长的记者生涯中，罗德里克采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涉华文章和评论。多年以后，罗德里克又激动地评论起了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说道：“在数百万美国人都十分熟悉的国度里举办了一届不太令人激动的冬奥会（柏林冬奥会）之后，北京奥运会肯定将具备一个国际性轰动事件所应有的全部要素——神秘、金钱、争议和壮观的场面。它让西方有机会通过媒体和电视一瞥这个过去知之甚少的国度，其古老的文明被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孔子和卡尔·马克思——所主宰。”他对北京奥运会充满着希望：“中国经济取得了8％到10％的年增长率，这令人们又惊奇又羡慕，中国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推动这一进程。数百家商店的货架上已经摆满了与奥运会有关的产品。当然，中国也希望能从奥运会带来的旅游和贸易中收获更多。不过最重要的是，中国希望收获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邻国的友善和尊重，以及中国曾在古代作为一个辉煌的中央王国所赢得的威望。”
另一位也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罗斯·特里尔，则在这年刚完成《毛泽东传》一书。他十分肯定地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亚洲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经济力量，尽管中国人的平均生活状况在当时的亚洲还是不富裕的，更不用说和西方相比。1980年特里尔还对2000年的中国做了一些预测，他认为在2000年中国不大可能把人均GDP提高到1 000美元（中国2000年的人均GDP是7 858元，当年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比例是8？2784∶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而且由于人口太多，“经济增长率绝不会十分快”。但进入21世纪之后，特里尔又这样提醒美国人中国的威胁：“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要影响力。不幸的是，华盛顿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都分散了布什政府和美国公众的注意力，没有注意北京在为未来的东亚霸主地位做准备。美国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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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1980年现实主义（3）
中国此时已经开始坦率地公开谈论已故主席毛泽东的错误。《人民日报》在7月4日的文章中说：“一个人的个人好恶可以影响全国时，灾难性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写道：“要总结过去的把领袖个人神化的教训，使这种悲剧不致重演。”美联社认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把将中国引入这种局面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而是“中国的封建习惯势力以及某些人出于野心而利用对个人的盲目崇拜也是造成毛泽东被神化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认为，甚至《人民日报》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就在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一个村庄的姑娘爱上另外一个村庄小伙子的故事。当这个姑娘的父母反对时，她跑到男朋友家去了。妈妈随后去那里，把她的女儿痛打一顿，并砸坏女儿男朋友家里的家具。女儿把这一争吵上诉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最后说服妈妈同意了这桩婚事。美国人对这样的报道十分惊讶，因为就在不久前，这还是一家他们看来在其文章中到处使用“走狗”和“走资派”字样的报纸。这家报纸曾经整版整版地刊登空洞的政治说教文章，而今天的《人民日报》和以前刊登长篇的好斗文章时已经不一样了，当时的文章擅长用肮脏的字眼来形容它的敌人，并擅长伪造新闻。一位主编回顾了当时这家报纸是如何吹嘘中国形势大好的情况的，尽管那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读者一直感到纳闷，如果形势真这么好，“为什么市场上买不到东西呢”？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