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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劳动者，当然包括广大的农民群体。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没有明确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所使用的土地、房屋、宅基地不能流转、不能抵押，实际上没有得到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确认。白寨中心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将农民的房产财产化，这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探索，今后还要把财产化进一步提升为资本化。在西方国家，高等院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资本论》是四大必修课之一，因为这是一本剖析市场经济的经典之作。如《资本论》中的资本运行经典公式“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单纯从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具有普适性。农民有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使用资本化了，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才能得到优化组合。现在白寨中心村正在积极破题，这说明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
究竟“三农”这个“一号问题”我们已解决到什么地步？经过再三思索、反复衡量未来面对的阻力，我认为还是把它定位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加快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为序。
（序作者系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
后记（1）
后记
从“记录者”到“瞭望者”
宋振远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通常的定位是忠实记录历史、客观反映现实。但这一次，笔者尝试做了一次时代的瞭望者，写下这本《中国一号问题》。
在新华社主办的世界媒体峰会上，李从军社长曾刻意强调媒体和记者的“社会责任和公益使命”。这实际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超越职业的小我，做社会进步和主流价值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改革开放以来，新华社培养了大批优秀农村记者，笔者梳理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紧扣社会的中心脉搏，善用历史眼光甄别改革难题，所以看得更清，走得更远。
做时代的瞭望者，应首先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政策实质，熟悉改革进程，以敏锐的政策触角区分时代“强音”和“低音”。
为此，笔者按农村改革力度和农民收入增速的标准划分，将农村改革发展大致分为6个阶段：
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发轫期”，大致为1979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有两项标志性改革对农民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其一是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其二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两项历史性的改革大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
二是80年代中期的改革重心“转移期”，大致为1985年至1988年，这一阶段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民收入继续增加，但增速明显下降。
三是8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调整期”，即1989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国家从宏观政策上进行经济调整、治理整顿。农民收入增长不稳定，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程度明显下降。
四是90年代中期的改革发展“加速期”，即1992年至1995年，以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为标志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其主要表现是：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
五是90年代后期至2005年农民负担“沉重期”，农产品生产历史性告别短缺时代，进入供大于求的相对过剩时期，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农民负担加剧，农村社会冲突加剧。
六是2006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期”。以取消农业税和启动新农村建设为标志，“三农”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取消农业税成就“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新农村建设也出现“被上楼”等问题。
“风起于青萍之末”。综观多年来农村报道的“代表作”，大都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背景”密切相关，显示了记者在政策解读和宏观把握上的卓识和远见。
后记（2）
农村改革初期，像范敬宜、南振中等一批新闻界老同志写出《莫把“开头”当“过头”》等名篇，对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警示作用。
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农村改革进入缓慢深化时期，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负担等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令高层大伤脑筋。像解国记、于绍良、刘健等一批新华社记者写出《猪头税竟按人头收》等一批优秀农村报道，影响较大。
2000年前后，农村一些体制性矛盾日益突出，农村需要“二次改革”来消化矛盾。笔者和同事刘健等写出《黄龙县为何9个农民养一个干部？》等一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专题报道，引起高层重视，直接促进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整，并推动解决了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难题。h米h花h在h线h书h库h ；booK。mIhua。nET
这些报道能成为某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作，正应了一句老话：站得高，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相反，因为缺乏对农村政策的宏观认知和精准把脉，不少报道则“隔靴搔痒”，不能触及改革的阶段性特质，老在发展“常态”里兜圈子，年复一年，老调重弹。翻翻报刊，打开电视，这种苍白的报道仍大量存在。
前几年，笔者曾与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一起调研城镇化问题。在交流中，李铁、袁崇法等知名学者就土地流转、城镇化等问题，直言新闻界一些报道频现“硬伤”，指出一些记者没弄懂政策和国情，没看到问题全貌，下去遇到某个侧面的情况就写简单报道，还盲目下结论，往小处说会闹笑话，往大处说会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
过去，我们说检验国企改革不是看一时效益有多大，而是看“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体制是否打破。同理，笔者以为，检验农村改革也应有个标准，即看农民民主权利是多了还是少了，看城乡收入差距是大了还小了。
后记（3）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一生坚守四个字：“勿忘人民”。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也有句名言：“在新闻面前，记者无权回避；在真相面前，人民有权知道。”这种职业的坚守，其实守护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和新闻理想，正是它，教育了大批年轻记者。
作为一名中青年记者，笔者写这本书其实就是一种坚守，一种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坚守。
有一年记者节，笔者曾写过一首打油诗：“田间村舍听民声，中南海边写春秋，百德之总是公义，勿忘农民四字诀。”
这种守望和突破的尝试是艰难的，除了自己17年跟踪“三农”问题的积累和思考之外，离不开周围许多人的大力支持。
在这些支持中，有何平、万武义、于绍良、王进业、陈芸、汪金福、刘健、陈芳、傅刚、刘敏、陈玉明等领导和同事的帮助；有包永江、陆学艺、袁崇法、盛来运、谢扬、赵树凯等知名学者的指导；有王孟堂、栾兆东、王禹、陈向阳、李忠新等亲朋好友的协助。同时，笔者还要衷心感谢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新华出版社社长张百新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同时也要感谢出版社黄春峰、米俊峰、赵怀志等同人，正是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笔者才得以完成拙作。。kungua。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有内容来源于笔者与一些同事的共同采访，书中还有少量引文只注明了作者或出处，还不够详尽，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深表谢意，敬请谅解。
因为有你们，笔者有信心继续跟踪亿万农民的未来发展，并在城乡一体化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中，上下求索，不断推出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