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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暴发性病毒性肝炎：……其诊断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标准：
①肝性脑病，出现意识障碍；
②持续性黄疸，且肝功能急剧退化；
③弥漫性肝小叶结构破坏，仅剩下倒塌的支架结构。
医生解释：①和②任何一项要是符合的话，这个人就已经没什么活路了，何况是两项都符合，你要是达到这个程度，医生已经不可能给你治疗了，直接让你准备后事了。
至于③，就更缺德了，这个③规定的诊断就是只有尸检才能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不死，是绝对没有可能得到赔偿的，就算你死了，也未必能得到赔偿，因为尸检的结果，未必完全符合③。
（3）冠状动脉外科手术：因冠状动脉疾病而接受一条或以上的光状动脉的开胸手术……但不包括血管成形术、激光治疗或其他在动脉之内做手术。
医生解释：开胸手术的目的就是做血管成形术，否则就没有必要开胸，但是人家不包括了，所以，这一条相当于没有保，因为自相矛盾，不可能做得到。
（4）良性脑肿瘤：……不包括垂体腺瘤、脑囊肿、肉芽肿、脑动静脉畸形、听神经瘤、脑膜和脊髓肿瘤……
医生解释：很惭愧，医生感到自己见识太少，因为他所知道的良性的脑肿瘤只有上述不包括的这几种，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良性脑肿瘤。
这位网友称：“三年前，我自以为聪明地买了友邦的大病保险和意外保险，因为觉得友邦是外国的保险公司，不会像中国的保险公司那样耍赖。”
矛头直指友邦保险。
这篇文章的核心质疑点其实包括两点：一是重疾是不是保死不保生；二是如果是这样，便宜得多的定期寿险就可以替代昂贵的重疾产品，保险公司不仅涉嫌误导，而且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暴利。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在深圳市场诱发首例针对保险合同而非实际理赔纠纷的保险诉讼。2006年1月20日，6位深圳投保人认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友邦深圳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合同中一些条款明显有失公平。因此请求法院撤销与友邦保险签订的一份名为“守护神两全保险及附加重大疾病保险”的合同。
与老保单事件类似，友邦保险再度被至于舆论的风暴中心。不过，这次友邦几乎是代行业受过。
重疾险最早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南非的传染疾病保险，20世纪70年代形成目前的重疾险。
本质上，重疾险不是“死亡险”。
重疾险设计的原理是保障被保险人身染重疾后需要的巨额治疗费用。通常而言，纳入保险范围的应该是经过治疗就能够延长生命，不至于短期就死亡的疾病。因此，重疾险所承保的重大疾病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存活率。否则，就同一般的死亡保险几乎没有区别。设计重疾险的基本原则包括生存给付，身患重大疾病，同时需要花费大量费用等。
但是，生存给付和重大疾病之间本身就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海外市场选择重疾极为小心。日本重疾险一般只承保3种大病（癌症、中风和急性心脏病），最多也只增至五种（增加糖尿病和肾透析），而台湾地区市场最初只承保7种大病，后来增至15种左右。
显然，这和国内动辄承保二三十种，甚至40种大病的做法相去甚远。
内地市场的重疾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一的癌症保险；第二阶段承保7种重大疾病；第三阶段是增至20种以上。
承保疾病迅速增加，既有市场需求因素，更有市场竞争因素，保险公司都希望制造一些营销的噱头。因为市场竞争，保险公司需要不断增加重疾的种类，因此制造营销卖点；但是，同样因为市场竞争，保险公司又不能大幅提高保费。
两难之下，保险公司只能借助非常之法。
第一种为拆病法，把一大类疾病细分，分裂出多种疾病。表面上疾病数量增加了，但是保费可以不增加。
第二种为引入发病率小的怪病。例如有保险公司承保象皮病。象皮病学名淋巴丝虫病，是一种由丝虫引起的亚热带慢性人体寄生虫病。对于多数国土位于亚热带之外的我国而言，象皮病的发病率很低。这样，尽管疾病数量增加，但是保费只会少许增加。
第三种为引入死亡率高的绝症，或者其他保险保障的风险。例如失明，失明是全残的一种，定期寿险中也承保该风险。尽管疾病数量增加了，但是一般而言，类似条件下，定期寿险（承保死亡和全残）的费率小于重疾险，因此增加的费率也不多。
从字面上看，保险公司确实扩大了保障的范围，但是投保人真正所能享有的保障权益并没有实质上的提高。例如，有保险条款规定承保I型糖尿病（胰岛素依赖性）。临床经验表明，患此种疾病多数是少儿，成人基本上不会。成人一般患Ⅱ型糖尿病，但是Ⅱ型糖尿病不在条款之内。
承保疾病数量的超速增加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增加了代理人向客户解释的难度，影响营销成效。二是增加病种实际上是在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华而不实的“空壳条款”，则成了投保人质疑的软肋。
此次友邦保险的遭遇即是一例。
诉讼一直延续几月，最后以“私了”告终——原告代理律师于4月3日向法院撤销了起诉，开庭前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但是，友邦的重疾险究竟是不是“保死不保生”呢？
根据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的理赔数据，2005年1～10月份，友邦重大疾病保险赔付336万元左右。其中，癌症（直肠癌、肺癌、宫颈癌、胃癌、乳癌、肝癌、甲状腺癌、鼻咽癌等）及心脏类疾病等，发病率较高疾病的赔付位居前列。
另外，300多万的理赔中，7％左右的赔付是身故赔付，其余是在被保险人仍然生存时给出的。
这成为唯一可信的重疾险理赔数据。
而根据中国卫生部2005年6月发布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癌症、心脏疾病、中风等仍然是对我国人群威胁较大的疾病，因此承保这些疾病的大病保险有可取之处。
不过，重疾险风波已经远不是友邦一家公司的问题。
最后，保监会和保险行业协会都不得不出面为重疾险“正名”，并于2006年4月启动了重疾险行业标准定义的制定工作。7月，保险行业协会初步完成了26种重大疾病的标准定义，并根据行业理赔经验初步选出影响最大的7～10种重大疾病，确定为重疾险产品必须包含的“核心疾病”。
大半年之后，2007年4月3日最终出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对25种最常见疾病的定义有了统一标准。重疾险须包括6种疾病：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此次定规之后，中国成为继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后，第四个制定并使用行业统一重疾定义的国家。
世纪博弈：争夺广发
2006年，为争夺广发银行，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和平安展开了明争暗斗，演绎了一出金融业的世纪资本战争。
广发银行宛如一座有瑕疵的中国青花瓷瓶。
这家1988年9月成立，中国最早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其真正的“大老板”为广东省政府。截至2004年年底，广东发展银行总资产3445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00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157亿元。
但是，该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只有不到3％，而不良资产率却接近20％。中国由地方政府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多数未能摆脱地方之习气，几乎都走进了类似广发银行的困境。
1995年以前，广发银行一直实行多级法人制，总行对各分支行控制力微弱，各市县财政和专业银行在各地分支机构掌有大权，在某些地方，广发银行一度充当“二财政”的角色。
1996年10月，广发银行从央行手中收购破产的中银信托，实际背负了40亿元的债务。作为回报，承担“试验”的广发银行，则获得由地区性银银行扩张为全国性银行的机会。
但是，形式的扩张并没有改变银行粗放经营的做派。最终巨额的不良资产将广发逼到绝境，同时也迎来重大的转机。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5周年，标志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将结束。中国的银行业将全面开放，大限将至，外资巨鳄们摩拳擦掌。不缺资本、不缺技术，但是唯有网点尚是木桶的短板。
截至2006年9月末，广东发展银行在全国共设立27家直属机构、502家营业网点，其中广东省内营业网点339家，初步形成了全国性、城市化大商业银行的格局。
这对外资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而且外资参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三大行重组，以及汇丰参股交通银行后获得暴利的神话，也激励着外资们奋勇争先。
除了外资，经历20年的金融发展之后，国内亦诞生了一家能够收购广发银行的本土金融机构——中国平安。其时的平安正在构建银行支柱的路上衔枚急进。2005年7月5日，平安银行总部7月5日正式落户上海，其中平安持股比例达到73％，汇丰持股27％。
而随着平安银行的挂牌，平安集团成为继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之后的第三家具有证券、保险、银行、信托等多张金融牌照的大型“金融航母”，平安集团也成为国内首家以保险为主业的跨行业金融控股集团。
梦想虽然伟大，但是此时平安的银行战略是跛行的，而平安银行像一个头大身小、发育不良的“大头娃娃”。
2007年8月，平安集团从全球重金礼聘了“豪华”的高管团队，其中至少500万以上的薪酬让业界大开眼界。豪华团队中既有花旗老将理查德·杰克逊，以及同样花旗出身的Ali Broker（深圳平安银行财务总监）；还有林小燕（曾担任浦发银行个人银行市场企划部总经理）、方乃贞之类的国际金融专才；更有来自招商银行的常务副行长的陈伟，来自老平安银行的常务副行长冯杰（原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来自华夏银行的副行长叶望春（曾任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总经理），来自平安集团的副行长谢永林，来自中信银行的副行长雷志卫等的本土金融干将。
不过，这样的“国际纵队”注定了协调是一个难题。一年之后，或者工作调整，或者个人原因，部分人选择离开，部分的权限发生变化。离开者包括主管零售银行的副行长林小燕，以及原为花旗银行（日本）运营与技术主管Imran Ibrahim等。
人已到位，牌照亦不缺，但是就没有机构。
不管是最早的福建亚洲银行，还是随后的深圳商业银行，都无法在短期内承载平安银行的世纪梦想。
遍及全国的广发银行，成为平安梦想最好的寄托者。而环顾当时之中国金融界，类似广发的机会几乎已经绝迹。撇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第五大的交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深发展已经易手新桥，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的只剩下4家，这其中包括出身显赫的中信银行和光大银行，而自认出色的招商银行则根本对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感兴趣。
唯有广发，只有广发。
但是，巨额不良贷款，以及潜在的隐性债务，成为横亘于广发银行重组之前的最大障碍。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广发银行五级分类下的不良贷款高达357亿元，不良贷款率18。53％，拨备率不足3％，资本充足率3。8％，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之末。
此时，深圳蛇口式的改革思路出现，（政府）不给钱可以，给政策就行。可以突破政策的底线，成为广发重组的一道免死金牌。
广东省政府明确了自己的底线：承诺不剥离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将持股比例、控股权、管理权等向投资者敞开。不良资产最后由政府、老股东、投资者团队共同分担。
此前，国内金融的重组均是“先剥离、后注资、再引资”，这种“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人”模式为后来外资们获取暴利，以及“贱卖论”争论埋下伏笔。
2005年5月，广发银行正式开始重组，引来海内外一片关注。允许外资参股突破政策上限魔力无穷，海外投资者蜂拥而至。先后40多家国内外潜在投资者表达了投资意向，其中传出“绯闻者”甚众，包括总统俱乐部Carlyle Group（凯雷）、JP Morgan Partners LLC、德意志银行和星展银行等。
2005年7月广发银行向其中20多家发出了正式邀请。经过讨价还价，以及评比筛选之后，只有3家投资者团队进入最后一轮竞投阶段，分别是花旗团队、法国兴业团队和平安保险。
2005年11月底，广发银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现有股东用历年累积的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全部用于弥补亏损，并重新计算持股量。原有股东的35亿元股东权益按照竞标方的出价——约2倍净资产溢价，折合成约18亿股，在重组后（股本是125亿元）持有15％的股份。
这意味着，广发银行可以卖出85％的股份，这足以绝对控股一家银行！
2005年12月28日，花旗等3家投资者团队向广发银行递交了最后报价。其中，花旗财团241亿元、法国兴业财团235亿元、平安财团226亿元，分别相当于对应净资产的2。27倍、2。22倍和2。13倍。
花旗出价最高，抢得沙发。但是，广发银行之竞争并非简单的价高者得。
按照花旗财团方案，花旗集团占40％，凯雷集团占9。9％，其余中资投资者，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和中信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要求的持股比例各为8。775％。（1）
这个安排刺穿了现有监管的底线：参股国内银行的外资总体持股上限为25％，单一实体持股上限为20％。否则，广发银行将会被视同外资金融机构来进行管理，而这显然又是花旗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2005年，还发生一件火上浇油的意外事件。
这一年，中国著名的国有企业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曾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关于“经济安全”的深度忧虑，而导致其最终失利。国内政治经济气氛悲愤交织，关于经济、金融安全的讨论不绝于耳。
3月14日，在两会记者招待会，国家领导人首次为金融改革定调，商业银行改革的过程中将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国家绝对控股，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第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花旗的原方案显然与第一条相悖。
相对张扬的花旗，法国兴业则打合规牌：法国兴业一直打着“遵守政策”、“稳定团队”和“长期承诺”的旗号，希望树立一个“无意控股广发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形象。
“我们的诚意无可争议，有关部门应当认真考虑这一情况。”法国兴业中国区总经理普瓦耶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初始方案中，法国兴业希望外资持股比例为24。838％，其中法国兴业银行为24％，Proparco占0。838％。（2）Proparco是一家国人极为不熟悉的私人投资公司，不过，Proparco后来因为被银监会认定不合格而被要求退出。
面对两家出钱比自己多的外资，平安巧甩民族牌。实际上，自2006年年初荷兰银行退出竞标团后，平安就没有了竞购伙伴。平安几乎以一人之力，独自抵挡风雨。
这样三足鼎立的局面造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花旗团队出价最高，但突破了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法国兴业银行团队未超过所需的外资持股上限，但报价稍低；平安保险作为内资，没有任何政策障碍，但报价最低。
不仅如此，原本是一宗商业买卖，却掺入了政治的催化剂。
2006年1月底，距离2005年12月28日3家投资团队开标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一封来自美国的信通过外交途径被紧急送到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并由外交部迅速转给银监会。
“我也在做一件自己前所未有的事。”这是一封来自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求情信”。信中，老布什自言，“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我诚恳地认为，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
他推荐花旗集团和凯雷集团是由于对这两家公司非常熟悉。“据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告知，他已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就美国花旗集团拟收购广东发展银行事宜进行过接触。另据我了解，我所熟知的凯雷集团也将与花旗集团共同参与此事。”
不过，老布什仍然澄清，他的推荐是以个人的名义做出的，并非受令于美国政府或者是他的儿子——美国时任总统布什。
同时他宣称本人在这笔交易中也不会获得任何财务上的好处。不过，公开的媒体资料显示，这位前总统老布什是凯雷集团（号称“总统俱乐部”）股东，曾担任凯雷集团高级顾问，其间接的经济联系不言而喻。然而，颇有戏剧色彩的是，不知何故，凯雷最后退出了这场世纪盛宴，老布什的推荐落空了一半。
花旗方面，不仅前美国总统老布什，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曾力挺花旗竞购团队，而且为促成此交易，2005年12月16日，美联储甚至解除了对花旗集团海外并购的禁令。法国兴业方面，法国总统希拉克乃至欧盟，也曾对此交易有所游说，但是力度上显然逊美国人一筹。
这样的游说贯穿始终。2006年7月26日，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文在上海访问时还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在广发银行重组问题上，优先考虑花旗集团。此时距离最后要约提交不足一月。甚至同年9月，美国新任财长保尔森访华时表示，一直在关注花旗集团收购广发银行。
商业还是归于商业。
及至2006年5月，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比例不得超过25％（单个不得超过20％）的讯息明确之后，花旗和法国兴业急忙变阵。
法国兴业又以最快的速度递交了新的标书，将拟持股比例降至20％。调整之后，法国兴业的中方伙伴名单中增加了大连实德集团以及吉林信托投资，后两者的广发银行持有比例均为10％，法国兴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