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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粟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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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伙怎么办,结果一个师的阵地眼睁睁就被坦克给冲垮了。

    打得顺时无所谓,怎么打都行,一旦不顺了,其他弊端也会慢慢暴露出来。

    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他和粟裕都是从战争中学习,凭借一拳一脚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好汉。可问题是两人都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军团政委手里。

    红七军团政委是乐少华。他有留学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此人缺乏军事经验,但行事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看谁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员”的大帽子压过去,你不服还不行,因为他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军团开欢迎大会,请刚上任的乐少华作报告,恰巧粟裕从战场回来,寻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乐少华在台上看见了,便拍着桌子大骂:“他妈的,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乐少华还不认识粟裕,他骂骂咧咧,是要当众给军团长难堪,以便树立他自己的权威。

    很快,矛头又转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队打退并消灭了一股敌军,他亲自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所,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寻淮洲和乐少华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一听,这正是乘胜穷追的好时机啊,马上说:“好,好,好。”

    乐少华没有吱声。粟裕以为他同意了,军情紧急,转身就走,不料乐少华突然跳起身来大叫:“站住!他妈的,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吗?回来,回来。”

    寻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从,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中央军委来电,批评红七军团为什么不继续追击,乐少华才闭口不言,但他随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长期对其进行限制和监视。

    乐少华把粟裕当成了寻淮洲的人,一意打击报复。说粟裕反对某制度云云,不过是挂神圣之名,行猥琐之事罢了。

    在这里,对错并不重要,站队最重要,粟裕其实就是站队没站好,不会顺风使舵而已,他后来吃的许多苦头,可以说都与此有关。

    外面拼命给压力,里面还在自缚手脚,这仗当然只会越打越憋气,越打越失败。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掩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那时恰好爆发了“福建事变”,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迫使对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

    时移世易,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已一去不复返。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遣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围。
第5节。
    橡皮膏药一样粘着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准备北上浙西去皖南,但这时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命令随之更改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红七军团开始奉令进攻福州城。中央军委下达的这个命令其实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会,筑有高大城墙以及坚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为王敬久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也是早期国民党“中央军”里战斗力最强、兵员素质最高的劲旅,其内外战表现均十分出色,两年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该师是绝对主力,曾在著名的庙行大战中与日军常备师团对攻。

    福州城里只有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可你要想攻破他们固守的城池也不易。6米6花6书6库6 ;__

    另一方面,红七军团经过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剩4000多人,经过突击补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分编成3个师,但实际上只相当于3个大团。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红七军团只有一些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用来攻城远远不够。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闽东转移,结果第八十七师的那个团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在背后一路撵赶,军团为此伤亡了好几个师团干部。

    福州难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烦的是实力被完全暴露了。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时,声势浩大,对方阵营也弄不清楚究竟来了多少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曾一面紧急调兵,一面亲自飞往福州进行“视察”。

    一个回合过去,弄明白了,原来是一支红军的牵制部队,而且力量也并不怎么大。

    “帅”没有保成,倒是“卒”逐渐被推入了危险境地。蒋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军”总指挥,从苏浙皖赣就地调集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追堵,一时间红七军团如同被橡皮膏药粘着,想脱身都脱不了。

    闽东有一块苏区,领导人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叶飞。当红七军团到达闽东苏区时,叶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团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夫挑着枪的。

    叶飞是有人没枪,寻淮洲和粟裕却是有枪没人,福州一战后,光伤病员就有七八百人,行动异常不便。

    协商下来,双方交换,红七军团留下多余的枪和伤病员,叶飞给红七军团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

    当时闽东苏区有一大块根据地,号称“五百里政权”,不仅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也很容易,如果红七军团能留下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可是军团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乐少华的经历相仿,能力和见识也差不多,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就由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给把持着。

    成立先遣队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队之后,却像个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颓废有多颓废,哪个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赶紧完成到达皖南的任务就算了事。

    红七军团北去后,叶飞又集中了1000多人参军,但已经追赶不上部队了。

    除了军团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委的命令也让寻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扰。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在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进行短暂休整,然而相应请求却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来电驳斥:让你们在闽北停下来休息,正是敌人的企图!

    中央红军的长征尚未开始,在中央主持军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时,不过24岁,缺乏军事经验,打仗只能听李德的,所做决策也都十分机械笨拙。

    事实上,在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建立皖南苏区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时若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说,要是能够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发奇想,提出让红七军团在浙西打游击,而且还规定死了游击的路线和时间。

    游击的优势,全在“灵活”二字,什么都规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击,说白了,还是在搞运动战。

    江浙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区域,建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团不仅枪械完备,而且经过纯熟的训练,这种运动战又岂是好打的。红七军团被迫每天一战,最让人挠头的还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战后伤员没法安置,只能抬着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关系到部队存亡,寻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上,寻淮洲和政治委员乐少华更是面对面地发生了激烈争吵。

    自此以后,军团高层要么不开会,要么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乐少华是专横,不把寻淮洲放在眼里,作为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则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飞机袭击后,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他不仅在作战上毫无主见,还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离开部队。

    就在决断不下之际,寻淮洲、粟裕获报,敌军主力已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军覆灭。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不顾中央军委的一再指责,离开浙西,向皖赣挺进。
第6节。
    细节是关键

    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形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洲仅任师长。

    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指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用朱德的话说就是“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

    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允许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竭力劝说下,仍选择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荐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而是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得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武指挥调度。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加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形。

    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对此存有异议。道理很简单,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当然更适宜于担任主攻。

    话丑理端,可惜刘畴西不接受。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最高军职为师长,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才担任军长,时间也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作为负主责的军团长,刘畴西不会承认自己的欠缺,对歼灭补充第一旅,他也表现得相当乐观。
第7节。
    硬碰硬的阵地战

    刘畴西的乐观,其实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仅凭“补充”两字,就认定补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队,那就完全错了。

    除了武器装备较好外,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也很高,士兵多为北方人,作战风格硬朗,军官则大多是军校毕业生,官兵训练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达乌泥关。他很快发现乌泥关地势险要,为避免不测,特地留下一个团防守乌泥关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马则继续前进。

    红军出没的地带,多为险要区域,王耀武也不会算命,他事前当然不会知道对方要在这里设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经比其他将领要精明谨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伏击圈,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红军战士因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补充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即警觉起来,发现有红军埋伏后,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王耀武飞报情况。

    在前沿指挥的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提前下达出击命令,伏击战也瞬间演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暂时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判明了战场势态。看出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所据阵地又是控制战场的制高点,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其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

    红二十师以前没打过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王耀武找准弱点后,便不断增调兵力向这个点进行突破,最终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按照原计划,当主攻方向的战斗打响时,寻淮洲即率红十九师前去乌泥关抄袭敌军后路,但这时红二十师已呈溃散之状,再抄袭后路已无意义,刘畴西急忙改变计划,令红十九师回援。

    遗憾的是,寻淮洲没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写信去调,也没能调来。

    也许长时间的压抑,让寻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制胜,在这关键时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观,失去了智,只剩下勇。

    寻淮洲要“单独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刘畴西一样,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当红十九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留下的那个团早就占领了制高点,并能居高临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进中的红十九师被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难以展开。

    寻淮洲杀红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发起冲锋。

    几经反复,制高点终于拿了下来,但已无实际意义——红十九师伤亡过重,失去了继续攻坚的锐气,也根本起不到断敌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在冲锋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颠簸从担架上摔下来,导致失血过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在上报时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当战斗进行到下午,红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补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红十军团指挥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话,整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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