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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3日，美国政府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公告。原文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
美国教育部长安·杜肯（ArneDuncan）今天宣布，141位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选为2010年度的“美国总统学者”（TheUnitedStatesPresidentialScholars）。这些学生们表现出杰出的学习成就，卓越的艺术才华、领导才能和公民意识，并服务于学校和贡献于社区。这些“美国总统学者”的成就将于6月19号至22号在华盛顿特区得到表彰。
杜肯说：这些学生领袖和学者的成就表明，从严要求和追求卓越是有回报的。他们的学习和艺术成就反映了他们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寻求在所有的学生中激发这种使命感，使他们准备好上大学、就业、履行公民责任和面临当今就业市场的挑战。
这141名“美国总统学者”选自全美国各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生活在海外的美国家庭这几项类别中，每一个州选出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男生和一名女生，此外特别遴选15名学生及20名学艺术的学生。负责评选“总统学者”的“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由总统任命。该委员会评选“总统学者”的依据是候选学生的学业成绩、艺术成就，专门提交的作文、学校的评价和成绩单、以及社区服务经历、领导才能和追求崇高理想的事实表现。
在过去46年来，有6000多名全美国表现最出色的学生荣膺了这个著名的称号。今年从三百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根据SAT或ACT考试的出色成绩、或者经由“全国艺术促进基金会”进行的“YoungArts”选拔赛，挑选出3000人作为“美国总统学者”的候选人。
“美国总统学者奖”创立于1964年，用以奖励学业出色的学生。1979年该项目增设了在视觉、文学及表演艺术领域有卓越才能的学生的奖励。自1983年以来，每届“美国总统学者”获得者可邀请他或她的指导老师前往华盛顿特区，接受来自美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师奖，并参加相关庆贺活动。
阿黛尔从三百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获得提名，继而成为3000名候选人中的一员。再经过筛选成为516名“半决赛圈”中的“幸存者”，最后脱颖而出成为141名“美国总统学者”中的一名！这从简单的算术角度讲是两万多分之一的遴选。
美国教育部原定在5月5日发布这项消息，没想到却提前两天发布了。我在北京时间5月5日5点（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下午5点）不到就醒了，忍不住写email给在圣保罗学校的阿黛尔，问她是否有“决赛”的消息了。她一会儿回信说：“有了，昨天就发布了。你去网上看吧。”她表现得不是很兴奋，好像没怎么把这大好消息当一回事。后来一些事情表明她真的没把这太当一回事。我以为阿黛尔会把这个喜讯通过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在天堂里守护着她的妈妈。后来她在预览这本书时，也就是获得“美国总统学者”奖五年之后告诉我，她“才不会为这样的小事打搅妈妈”。她说她“最大的成就不是当选‘美国总统学者’”。不过阿黛尔也没有进一步告诉我她认为自己迄今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她一直在寻求下一个更大的挑战，而不是追求下一个更大的成就。
美国的初级教育长达13年，通常称为K…12，其中包括幼儿园（kindergarten或“K…年级”），小学（ElementarySchool，即1…4年级），初中（MiddleSchool，即5…8年级），高中（HighSchool，即9…12年级）。阿黛尔在读10年级也就是在她15岁大的时候，参加了她就读的高中组织的两次美国大学入学预考（PSAT）。第一次她考了235分，第二次240个考题她全做对；得了满分240分。17岁不到时她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中考了2360分，其中数学满分800分，阅读满分800分，写作760分。
第一章 当选“美国总统学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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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绩是阿黛尔自动入选每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学者”项目初选的直接原因。美国教育部每年都会从PSAT，SAT或ACT（另一种被认可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数据库里挑选出各州考分最高的近三千名候选人。候选人随后再书面回答“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自我介绍、交一些作文、学校的推荐，等等。整个过程类似美国的大学入学申请。
阿黛尔最初是作为特拉华州（Delaware）的候选人进入初选的。因为在美国波士顿出生的阿黛尔4岁至14岁之间随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年。美国的州相当于中国的省，而特拉华州是全美倒数第二小的州，只有约八十万人口，还不及上海市任何一个区的人口多。阿黛尔的高中第一年（9年级）是在特拉华州的一所公立学校（TheCharterSchoolofWilmington）就读的。后来因为我2007年夏被公司派往中国工作举家搬回到上海，阿黛尔就转学到美国最好的寄宿私立高中之一的圣保罗学校（St。Paul’sSchool，简称SPS），在那里完成了剩下的三年高中学业，圣保罗学校位于新罕布什尔州（NewHampshire）。为了避免误会，在获知被提名为“美国总统学者”候选人后，阿黛尔主动写电子邮件给“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说明她本人正在新罕布什尔州就学的情况。“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于是在阿黛尔进入复选圈后将她改列为新罕布什尔州的候选人。新罕布什尔州碰巧也是一个很小的州，才130万人口。在通过了“半决赛”后，“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主任亲自以email向阿黛尔确认：“因为阿黛尔的父母及家庭当时常驻海外已逾两年，按照有关章程阿黛尔应该归入‘生活在海外的美国人’这一类别进入决赛”。这一类别的美国人包括驻外军人、外交人员及派驻海外的公司职员以及常年生活在海外的普通公民等。所以最后阿黛尔作为来自中国上海的“居住在海外的美国人”的女生代表获得2010年度的“美国总统学者”称号。
2010年6月21日下午，阿黛尔和另外140名胸口挂着奖章的“美国总统学者”、“学者”们特邀的老师以及“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的评委们一起在白宫受到了总统奥巴马和教育部长安？杜肯的接见并合影留念。“美国总统学者”的家人们白天并没有被邀请进白宫参加活动。当天晚上，“美国总统学者”们、家长们、“特邀教师”及“白宫总统学者委员会”的评委们，共三百多人在首都华盛顿著名的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了由艺术类的“美国总统学者”们表演的艺术项目，演出相当精彩。
几个星期后，已回到上海的我收到了来自美国教育部的一个大邮件。里面有一个背面刻着奥巴马总统签字和阿黛尔名字的直径6厘米多的金色大奖章，总统签署的证书和三本2010年“美国总统学者纪念册”。“美国总统学者”奖历来是“有名无利”的，没有奖金。不过，我认为对一个刚高中毕业、还不满18周岁的孩子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完美的成绩报告单了。
“含泪播种的必欢呼收获”——我又一次想到了好像是出自《圣经》的这句话。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曾说过：“我的一切成就和可能有的成就归功于我的天使般的母亲（AllthatIam；orhopetobe；Iowetomyangelmother）。”
那时的阿黛尔也是这么想的吗？
第二章 “生在哈佛大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
这样的标题肯定是夸张了，弄不好会招来我的大学同系校友——“打假斗士”方舟子博士的关注。阿黛尔1992年出生在被戏称为“博士屯”的波士顿市Brigham&Women’sHospital，该医院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当时我正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学系做博士后。阿黛尔出生后，她和妈妈的妇婴常规检查都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的医务室进行的。勉强地说，阿黛尔出生和初期成长都与这两所世界名校沾了一点点边，也许后来的这位“美国总统学者”出生伊始就从那里得到了什么“灵气”。
说到“灵气”，阿黛尔的聪明和特长几乎都来自拥有同济大学学士、硕士学位的妈妈。而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个法国生物工程学博士学位的我当时是因为受美国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才会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镀银”——做博士后工作，自1989年秋天为祖国和个人前途而心情郁闷的我来到美国以后，这已是我第二个博士后工作了。过去凡有人夸奖阿黛尔聪明、漂亮或心灵手巧时，我总是回答：“她的聪明像妈妈，长得漂亮像我。”那当然是开玩笑的话。其实，阿黛尔这两方面都真的只像她的妈妈，阿黛尔的长相甚至某些独特的个人举动，她的个性、智商、抽象思维能力、写作、语言表达能力、学习能力、艺术特长等都遗传自她的妈妈。因为我并不明显具有那些特点。阿黛尔唯一像我的地方是太阳一晒就变黑的皮肤。ō米ō花ō书ō库ō ；http：//www。7mihua。com
阿黛尔17岁时，有一次在和我谈她的学习经验和取得成绩的原因时说：“一个人聪明与否与父母的遗传很有关系。不过从社会意义上讲，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一定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天生聪明或者书读得好不好。生长环境和运气也大有关系。”
那么，阿黛尔拥有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和家族背景呢？
01追根溯源
2010年圣诞节期间的一天，当时刚被斯坦福大学优先录取但还在圣保罗学校读高中四年级的阿黛尔来上海休假。我和她碰巧路过靠近上海市区中心地带的南昌路。我指着路边的一块地方告诉她：1983年的冬天，当时她已年近六十的祖母还曾在那里摆过地摊。那些日子祖母一大早就去十六铺码头集市，把从那里批发来的蔬菜用麻袋拎着、拖着，坐公交车带到这里来卖，挣钱供正在上中国科大读书的我。往常当我一讲这一类故事时，阿黛尔有时会说：“爸，你又来了。”——意思指我又忆苦思甜或唠叨了。这一次她却略有所思地说：“一代人的变化真大啊！”
阿黛尔的祖母姓潘，出生在浙江金华地区兰溪县的一个富农家庭，小时候读过书，还当过乡村教师。据说祖母的祖上可追溯到北宋开国名将潘仁美（即潘美。野史中传说他是迫害杨家将七兄弟的奸臣宰相）。“文化大革命”时在当地掘到的一个墓的主人据说就是潘仁美的女儿。另外，祖母有个逃亡到台湾的国民党上校哥哥名叫潘继美。对阿黛尔的祖母是否是潘仁美的后裔的口头传说我没有机会去考证。但我亲眼见过我母亲家族的人在墓碑上都刻有“雁门XXX”的字样，不知道是否指的就是如今山西雁门关一带。但是潘仁美的祖籍从网上查到的说法是河北大名。我搞不清楚这些古人的关系了。其实，隔了这么多代人，是不是潘仁美的后代从生物学上讲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何况潘仁美是宰相还是奸臣，他的后代应该自豪还是自卑还不太好说。
第二章 “生在哈佛大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
阿黛尔祖母的命运在1949年后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时则到了她人生运势的谷底。她不仅离了婚，失去了工作，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被罚监督式“劳动”。内容包括扫街，清洗公共厕所，挖水井，挖防空洞等。平时出门也必须事先向街道居委会申请，回来时也要立即汇报。阿黛尔的祖母一辈子生了六个子女，我是最小的。我和她共同生活一直到我18岁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离开上海为止。阿黛尔的祖母有着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以至于从得知儿媳妇（即阿黛尔的妈妈）怀的是女孩到阿黛尔满一周岁，一年多以来她因为生气没有与我们通过电话或写过信。阿黛尔和祖母只是在后者来美国探亲时一起生活过６个月。那时阿黛尔才一岁出头，祖母见了倒是蛮喜欢，觉得小黛黛聪明可爱，长大会有出息。我不知道如今阿黛尔成了“美国总统学者”、上了斯坦福大学并且继续名列前茅时，祖母在九泉之下是否后悔当初不该重男轻女小看这个孙女了？
阿黛尔的祖父也是出身富农家庭。他的命运也和阿黛尔祖母的命运差不多。阿黛尔只在两岁和五岁大的时候在上海和美国各见过她祖父一次。2008年冬天，我带着阿黛尔第一次去浙江平湖市赵家桥镇看我父亲的故居。我父亲在我们此行前十年已过世了。他在平湖的那几间本来就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房已变成了猪圈。他一辈子生了十个子女，我是他和母亲子女中最小的。他身后主要的财产是我早年给他但他一直没舍得花的2500美元。为了省钱，他抽了一辈子不带过滤头的烟。阿黛尔的爷爷倒也识字。做过小生意的他左右手都会打算盘，心算如飞。据他自己和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徐祖连说，他打麻将从来没输过。如今阿黛尔数学学得很好，对计算机科学也情有独钟，是否是从她祖父那里“隔代遗传”而来就不得而知了。那天从平湖回上海的路上，阿黛尔主动对我说：“今天去平湖很有意义。”我当时想，到了她那样的年龄，她应该开始有“根”的意识了。
基于以上介绍，阿黛尔的爸爸——我，当然根本算不上出身“名门望族”了。我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前后共21年间我不记得曾付过任何学费，尽管当时中国的小学和中学的学费非常低，一学年才几十元人民币。大学则基本上是免费的，但我仍然付不出一点学杂费，因此我的学杂费被学校全部免除了，在高中和大学还分别享有每月15元和21。50元的一等助学金，就连书费很多时候都是由个别好心的老师甚至同学“垫付”了。因为我和我母亲两人每月的收入只有我父亲给的15元抚养费和15元社会救济金，其中5元用来付房租。在上海租来的房子只有８平方米大，吃、住都在里面，大、小便用的是马桶。
我从小学到高中，读书读得倒还不错，在班里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1980年全国统一高考时，题为“画蛋”的命题作文我得了38分（满分为40分），而且按规定的字数写到只留下最后一个空格画上句号。据当时参加阅卷的母校——上海曹杨第二中学的老师说，我是当年上海市普陀区应届高考考生中的作文第一名。虽然我448分的高考总分只是上海市考生中的前四百名内，但却可以进当时“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中所指的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了。那时上海人大都不愿去生活条件较差、信息不畅通的外地，哪怕是上名牌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有全国闻名的“少年班”。虽然我进的不是“少年班”，可是能与“神童们”在一起朝夕相处是令当年年少无知的我无限向往的事。我“稀里糊涂”地就上了中国科大。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离我的母亲远一点，因为那时我和一生坎坷的她相处得不太和谐。
第二章 “生在哈佛大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
那么，阿黛尔的妈妈是出身“名门望族”吗？答案也是一个肯定的“不”。
阿黛尔的外公是祖籍江苏江阴的上海人，是个没有多少文化、脾性温和的劳动模范。阿黛尔两岁时随妈妈到上海探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外公。有一天，阿黛尔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在外公腿上咬了一口。大人们内心嘀咕，觉得那不是个好兆头。三年后，外公因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心肺病并发病故了，享年78岁。他去世前23年得过胃癌。
阿黛尔的外婆是祖籍江苏武进的上海人，一辈子在纺织厂车间里工作，也是个劳动模范。1949年后在夜校学会了写字。老人今年89岁了，还健在。她曾到美国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时间。以后每次阿黛尔从美国回来去看望她时，外婆总会重复有关阿黛尔小时候聪明好学和听大人话的故事。外婆每次都会给她几百美元或几千人民币的“红包”，阿黛尔百思不得其解——她哪来这些钱？她自己怎么一点不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阿黛尔的妈妈俞丽萍就出生于这么一个普通的上海工人家庭。她还有两个哥哥，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差不多一直到18岁上同济大学为止。
我和阿黛尔的妈妈是上海市重点中学曹杨二中的高中同班同学。从第一天（1980年9月1日）见到她，到13年后她成为我的妻子，再到婚后13年她去世，前后二十六年我对她有从未改变过的好感和敬佩。丽萍是全班60名同学里，也是全校女生里公认最漂亮的，学习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她写得一手好字，会画画，唱歌很好听，体育也很棒。那时，身为九三学社成员的语文老师王明如老先生拿到课堂上读的学生作文范文通常不是她写的就是我作的。比起我这个由离了婚的、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富农”一类的单身母亲带大的男生来说，她在许多方面比我强多了。丽萍个子高挑（169cm），天资聪颖，快人快语。那时的她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朵玫瑰——好看但是带刺，不敢高攀。但是我俩一直是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的好朋友。相识了13年后，丽萍嫁给了我。她于1991年5月持H…2签证（“特殊人才的配偶”签证）来到美国爱荷华州的爱荷华市。我当时已从法国到美国有一年半时间，正在爱荷华大学（TheUniversityofIowa）做第一个博士后工作。
丽萍到美国半年后怀孕了。她的怀孕反应很严重，前三个月中无法正常吃东西，人瘦得像早年在电视上常见的埃塞俄比亚难民。尽管身体和精神如此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