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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塞万提斯书店买西班牙语的书。可是乌里塞斯到这儿后一切都让人发愁起来，因为一个星期后，他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间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不过，照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打算放弃些奢侈的消费。丹尼尔也不在乎，尽管他继续过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日子。主要问题在克劳迪娅身上。她会怎么想？她对这个新情况恼火至极。开始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冷静又现实。一天晚上，她告诉乌里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让人从墨西哥寄点钱过来。我记得乌里塞斯坐在那里，面带一种很不对称的微笑望着她说，会去找的。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迪娅问他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没有，乌里塞斯说。可是你出去找了吗？克劳迪娅问。乌里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没回就说找了，找了但运气不佳。我坐在桌子头上，能看见他的脸部侧影，我觉得那张脸好像在微笑。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克劳迪娅是他老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一个对丈夫找工作忧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欢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处境，他已经很难过了。你指望他在特拉维夫找到什么样的活儿？我说，建筑工？市场搬运工？洗碗工？你懂什么啊，克劳迪娅对我说。
当然，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后下次同样如此，每回克劳迪娅都更专制，劝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乌里塞斯总是用老一套来应付，很镇静，摆出听天由命的样子，当然，他依然很开心。只要我们一去大学，他就出去找工作，四处打听，但一无所获，不过第二天他还会去碰运气。最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吃过晚饭，克劳迪娅就在桌上铺开纸，查找工作信息，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告诉乌里塞斯得上哪儿去找，坐哪路公交车，怎么步行距离最近，乌里塞斯总是说没有钱乘公交车，克劳迪娅说没必要给他钱，因为他喜欢步行，每当丹尼尔或者我说可他怎么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约雷街、佩塔蒂卡瓦、罗希哈因这些地方，那儿需要建筑工，她就说（当着他的面，这时他微笑地望着克劳迪娅，虽说像个受鞭笞的丈夫，但毕竟还是丈夫）利马曾经在墨西哥城四处漫游：怎样从墨西哥自治大学步行到卫星市，而且晚上也会如此，那距离差不多像从以色列的这端走到另一头了。情况持续恶化。乌里塞斯现在一点钱都没了，工作还没着落，一天晚上，克劳迪娅气冲冲地回家，说她的朋友伊莎贝尔？高尔基看见乌里塞斯在北特拉维夫火车站睡大觉，有时还在哈迈拉奇？乔治街或者沿着甘梅尔街乞讨，她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还特别强调了“不可接受”这个词，好像允许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维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冲我和丹尼尔说这话的，可乌里塞斯就在现场，在桌边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他听着，好像是个隐形人，后来克劳迪娅又说乌里塞斯向我们撒谎，他压根就没有找工作，我们得决定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部荒野侦探（64）
那天晚上，丹尼尔早早就把自己关进屋里，几分钟后我也学他的样子，但不是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跟克劳迪娅共用的屋子）而是去外面了，我可以四处晃悠、自由呼吸，远离我热爱的鹰身女妖。我回去时大约十二点，一开门就听到屋里传来音乐声，是克劳迪娅特别喜欢的凯特？斯蒂文斯的一首歌，然后是说话声。这声音让我安静下来决定不要立刻走进起居室。先是听到克劳迪娅的声音，接着又是乌里塞斯的，但不是正常的日常说话的那种声音，至少克劳迪娅不是那种日常的声音，没多久我便发觉他们是在读诗。他们一边听着凯特的歌一边读着短诗，冷漠又忧伤，明澈又晦涩，缓慢又迅捷如闪电，这几首诗描写一只靠着波德莱尔的腿蹭着自己身子的猫，也许跟靠着一个精神病人的腿蹭的是同一只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乌里塞斯翻译的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诗。）我走进起居室时，乌里塞斯抬起头望着我微笑。我什么也没说挨着他们坐下，取出一支烟，请他们继续朗读。我上床后问克劳迪娅怎么回事。有时乌里塞斯简直让我发疯，就是这样，她说。
过了一星期，乌里塞斯离开特拉维夫。克劳迪娅向他道别时流了几滴泪，然后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一天晚上，甚至还不到三天，乌里塞斯就从沃尔特？舒尔曼集体农场打来电话。丹尼尔的一个堂弟，跟我们一样是墨西哥人，住在那里，集体农场的成员们收留了乌里塞斯。他说在一家橄榄油加工厂打工。你喜欢吗？克劳迪娅问，不是太喜欢，乌里塞斯说，工作实在很乏味。不久，丹尼尔的堂弟来电话说乌里塞斯被开除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干活。我们差点因为他被开除了，丹尼尔的堂弟说。他现在在哪儿？丹尼尔问，其实堂弟也不知道，所以才打电话来，想看看乌里塞斯在哪里，好让他支付在集体农场的商店欠下的一百美元账单。有好几个晚上我们等着乌里塞斯现身，但他还是没有回来。倒是来了一封从耶路撒冷发出的信。我以自己的名誉或者无论什么发誓，那封信完全不知所云。它向我们传递的惟一信息是，证明以色列邮政服务系统何等的出色，它简直无可挑剔。信是寄给克劳迪娅的，但房间号写错了，街道名里有三处拼写遗漏了，寄来的东西像份资料。那是邮件外面的情况。里面更糟。我说了，信难以卒读，而且不是用西班牙语写的，至少这是我和丹尼尔得出的结论。不过很可能是用亚拉姆语写的。关于这点，关于亚拉姆语，我有些奇怪的感觉。那天晚上，我和丹尼尔试图破译信的内容时，克劳迪娅极其冷淡地瞥了一眼信，说这是乌里塞斯很久以前给她讲的一个故事，那时他们还在墨西哥城。克劳迪娅说，据乌里塞斯的说法，那个著名的关于耶稣的寓言，关于那个富人、那只骆驼、那个针眼的故事［1］指《新约？马太福音》中的比喻“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23节。［1］，也许是失误所致。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在希腊语（可乌里塞斯什么时候懂希腊语的呢？）中有一个词叫káundos，骆驼，在这个词中，字母n读起来很像“i”，而káuidos有电缆、线圈、粗绳的意思，其中字母“i”读作i。他开始对此感到不解，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写出的，无论任何源自马可福音或者稍晚于马可福音抄本著作的错误或者印刷失误都应更正过来了。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的惟一理由是，克劳迪娅重复乌里塞斯的观点说，熟悉希腊语的路加会纠正这个错误，但是路加懂希腊却不懂犹太世界，他也许以为骆驼通过或者没有通过针眼是希伯来或者亚拉姆语源中的谚语。有趣的是，据乌里塞斯说，这个错误还有其他来路，据伟大的教授品彻思？莱皮德（克劳迪娅说什么名字啊），法兰克福大学的希伯来和亚拉姆语学者说，在加利利人的亚拉姆语中有些谚语，用名词gamta指船的缆绳，如果某个辅音字母书写潦草，这在希伯来和亚拉姆语手稿中很常见，很容易被当成Gamal或者Camel［2］Gamal是希伯来语、camel是英语的“骆驼”之意。［2］，特别是考虑到在亚拉姆语和古希伯来语中元音字母是不用写出来的，只好通过推理来确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没有多少诗意却更为真实的寓言。船缆或者粗绳穿过针眼要比一个富人进入天堂容易得多。他究竟更喜欢哪个寓言呢？丹尼尔问。我们两个都知道答案，但就等着克劳迪娅说出来。当然是有错误的那个了。 。 想看书来
第二部荒野侦探（65）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利马从希伯仑寄来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从死海边的某个地方寄来的一张。第三张明信片发自埃拉特，告诉我们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当服务员的工作。此后很长时间，我们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说实话，我知道服务员的工作他也不会干太久，我知道漫无目的地在以色列转悠而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可能相当危险，但我对别人什么也不说，不过我认为丹尼尔和克劳迪娅都很清楚这点。有时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会聊到他。你觉得他在埃拉特干吗呢？克劳迪娅问。他在埃拉特可走运了！丹尼尔说。我们下周去看看他吧，我说。很快我们就巧妙地转换了话题。当时我正在读维特根斯担的《逻辑哲学论》，我看到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突显了自己的虚弱感。我记得自己病了，在床上待了好几天，从来都很敏感的克劳迪娅把《逻辑哲学论》拿走，藏在丹尼尔的屋里，给我换上一本她喜欢读的小说，法国人阿钦博迪写的《无尽的玫瑰》。
一天晚上，我们正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起乌里塞斯来，而且几乎没有觉察到几滴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怎么了？克劳迪娅问。我说，如果乌里塞斯生病了，没有任何人照顾他，就像她和丹尼尔照顾我那样。然后我又感谢了他们，情绪低落极了。乌里塞斯壮实得像……疣猪，克劳迪娅说，丹尼尔笑了。克劳迪娅的话，以及她的微笑，很伤我，我问她是不是变得对一切都麻木不仁了。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开始给我做柠檬茶。我们都诅咒乌里塞斯该死！我大声说。丹尼尔叫我别夸张了，这时我听到了克劳迪娅手指拿着的勺子的声音，它在杯子里碰撞着搅拌着，在调匀液体和蜂蜜，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请她，求她在我说话时望着我，因为我是在跟她而不是丹尼尔说话，因为我要她而不是丹尼尔给个解释或者安慰我一下。这时克劳迪娅转过身，把茶放在我面前，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里说，你要我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说话太疯了，那些哲学在影响着你的大脑。丹尼尔好像说了声我的天，是啊，最近两个星期来你埋头在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凯泽林（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得了此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个叫路易斯？克劳德的家伙（他是说路易斯？克劳德？德？圣一马丁，《充满激情的人》的作者），还有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奥托？魏宁格，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你甚至都不碰一下我给你看的小说，克劳迪娅补充了一句。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问她为什么如此麻木。克劳迪娅盯着我时我才意识到把事情弄砸了，但为时已晚。克劳迪娅开始发话时整个房间都动摇起来。她说我永远不许再这样说。她说我再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就断了。她说不太担忧乌里塞斯？利马的异常行为并不表明麻木。她说她哥哥死在阿根廷，可能遭到警察和军人的拷打折磨，而且非常严重。她说，哥哥加入人民革命军部队，相信整个美洲大陆需要来一场革命，那是很严肃的。她说，如果她或者家人在那场危机中都在阿根廷的话，现在可能全都死了。她说完这一切后开始哭起来。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在一起，我说。我们没有像我喜欢的那样拥抱在一起，而是在桌子下面握着手，这时丹尼尔提议出去走走，但克劳迪娅叫他别犯傻了，我还生着病呢，我们最好再喝点茶然后上床睡觉。
第二部荒野侦探（66）
一个月后，乌里塞斯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块头的家伙，差不多有六英尺半高，衣衫褴褛，是乌里塞斯在比尔舍巴认识的奥地利人。我们安排两个人在起居室里住了三天。这个奥地利人睡地板，乌里塞斯睡沙发。这家伙名叫海米托。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几乎一句话都不说。他跟乌里塞斯说英语，但水平也是勉强过得去。我们从来没见过取这种名字的人，但克劳迪娅说有个作家叫海米托？凡？多德尔，也是奥地利人，不过她也拿不准。乍看上去，乌里塞斯的这位海米托似乎有些弱智，或者处在弱智的边缘。但他们却相处甚欢。
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去机场送行。直到此刻，乌里塞斯似乎还很镇定，对自己控制得不错，表情显得很漠然。现在他忽然伤感起来，但伤感这个词不太贴切。也许更像忧郁。他走的前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我说很高兴认识他。我也是，乌里塞斯说。走的那天，乌里塞斯和海米托通过安检区拐到看不见的地方后，克劳迪娅开始哭起来，有那么片刻，我想克劳迪娅是爱他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1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任何聚会上都看不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此事听着有些蹊跷，得承认有些蹊跷，但我们都很想念她。每次马普莱斯？阿尔塞来看迭戈？卡瓦哈尔将军时，都会问塞萨雷亚，什么时候她才觉得不生气了。但这时塞萨雷亚开始装聋作哑。有一次我跟曼努埃尔一起去，我跟她聊了一会儿。我们没有聊文学，聊的是政治和舞蹈，这是塞萨雷亚喜欢的话题。那时，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墨西哥城到处都是舞厅。最大的在中心区，但周边邻近地区塔库巴亚、观星楼区、科约阿坎区，南到特拉尔潘，北到林达韦斯塔区，也有大量的舞厅，塞萨雷亚成了为跳一场舞，从城市这头穿到另一头的狂热者中的一员，但据我所知，她最喜欢中心地区的舞厅。她总是一个人去。那是在她遇见恩卡纳西翁？古斯曼之前。现在人们对这种事不会有任何想法，但那时却会引发各种误会。有一次，我想不起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她邀请我了，我带她去参加一场舞会。那场舞会是在拉古尼亚市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的一个帐篷里举行的，进去之前我就说：你虽然约了我，塞萨雷亚，但别让我跳舞，我不会跳，也不想学。塞萨雷亚笑了，什么也没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小伙子们，多么冲动啊。我记得那些小圆桌是用某种轻金属比如铝做的，尽管可能不是铝。舞池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是一个撑起来的木台子，乐队是五重奏或者六重奏，跟波尔卡或者丹颂舞曲一样可以迅速转换成老情歌的旋律。我要了两杯苏打水，我回到我们那一桌时塞萨雷亚已经不在了。她上哪儿去了？我在纳闷。后来我又看见她了。你猜她在哪儿？没错，在舞池里，独自一人跳着，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这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一点反常的，时代变了，可在当时，那跟公开挑衅几乎没区别。这样，我需要面对一个严重的棘手难题，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他们问：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阿马德奥？我说，噢，小伙子们，你们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办呢？我走进舞池也跳起来。你现学现跳吗，阿马德奥？他们问。嗯，我还真学了，那音乐好像等了我一辈子，等了二十六年，就像珀涅罗珀等着尤利西斯那样，对吧？所有的障碍和顾虑顷刻间烟消云散，我移动着脚步，微笑地望着塞萨雷亚，多漂亮的一个女人啊，她的舞姿多美啊！你能感觉得出，她无时无刻不在跳舞，如果你在舞池里闭上眼睛，可以想像得到她会在家里，在下班的路上，在给自己煮咖啡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都会跳舞，可是我不能闭上眼睛，小伙子们，我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塞萨雷亚，我冲她微笑着，她也看着我微笑着，两个人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开心得刹那间我很想吻她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敢这样，因为毕竟我们之间原本的那种感觉就挺好。我从来没有过一门心思的时候。这还只是第一步，像大家说的那样，这就是我来跳舞的原因，小伙子们，这还只是第一步，后来我就欲罢不能了。有一段时间，但那已经是很多年之后，塞萨雷亚失踪之后，青春的狂热已经消退，我生活的全部激情都集中在两周一次去舞厅上。我想说说三十多岁的时候，小伙子们，然后再说说四十多岁，甚至好好说说五十岁的片段。起初我跟妻子一起去。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跳舞，可她还是跟我去了。我们玩得很开心。后来，她死了，我就一个人去。那时我仍然很开心，虽然那些地方的滋味或者余味完全不同了，音乐完全不同了。我去那里绝不是喝酒或者找陪伴，可我的儿子们却这么认为，弗朗索瓦？萨尔瓦铁拉和卡洛斯？曼努埃尔？萨尔瓦铁拉，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律师，两个好孩子我都很疼爱，但并不常见他们，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也有了一大堆麻烦，但无论如何，我已经为他们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给他们提供了不错的教育，比我父母提供给我的要好多了，现在他们要全靠自己。我这是在说什么啊？是说我儿子们以为我上舞厅是找朋友吧？最终，他们恐怕还是说对了。但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每周六晚出门可不是为了这个。我是去跳舞，在某种意义上是出去找塞萨雷亚，或者毋宁说是找塞萨雷亚的幽灵，她的幽灵还萦绕在那些看上去好像要濒临崩溃的地方，翩翩起舞。你们喜欢跳舞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看情况了，阿马德奥，看跟谁去跳了，不会单独去，这是肯定的。噢，那两个小伙子。我又问他们墨西哥现在还有没有舞厅，他们说还有，但不多了，或者至少他们知道的没有那么多，但还存在。他们说，有些舞厅叫做“肮地儿”，挺古怪的名字，让他们激动的音乐也是流行乐。你们是说外国音乐吧，我问，他们说：不，阿马德奥，是墨西哥音乐家、墨西哥乐队创作的流行乐，小伙子们开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一个比一个古怪。没错，我记住了其中的一些。“克里斯特罗的内在”，这个名字我有充足的理由记住。“火星上的凯法内斯”、“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无产阶级的回旋”，这些奇怪的名字逗得我们大笑起来，议论起来。干吗叫“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呢，尤其是安格丽卡？玛丽亚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漂亮女孩？我问。他们说：安格丽卡？玛丽亚是极其漂亮的。阿马德奥，那肯定是一种赞美，不是威胁，我说：“凯法内斯”不是安内尔主演的一部电影吗？他们说：安内尔和玛丽亚？弗里克斯的儿子，阿马德奥，你还挺时尚。我说：我可能老了，但并不傻。恩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