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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荒野侦探（11）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那时我没有多少朋友，可我认识他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我想谈谈1970年代，那时我们俩都在波尔维尼尔上学。其实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这说明记忆都是相对的，就像某种语言，我们以为对它很熟悉，其实未必，记忆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物拉长或者缩短。我经常告诉他这个道理，可他从不听。有一次我跟他上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碰见了他妹妹。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他妹妹，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很快他们就搬到那不勒斯区，后来他就永远辍学了。我常对他讲：你不是想上大学吗？你难道想自动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吗？他大笑着对我说，在大学里学到的跟在高中学到的肯定一样，那就是什么都学不到。可是你这辈子总有个打算吧？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他说不知道，也不关心。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他，问他是不是在吸毒。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我问。他说，吸过大麻烟，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没吸别的？没有，他说，接着又笑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但我并不在乎。其实我喜欢看他笑。那时他碰到一个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他的智利同胞。有时他跟我聊起此人，说如何在剧院门口接近他，当时剧院正上映这个导演的一部戏，这部戏写的是赫拉克利特或其他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是用这位哲学家的作品大致改编而来，此剧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墨西哥还很封闭，轩然大波跟戏的内容无关，而是因为演到中途时几乎所有演员*出场。我当时还在波尔维尼尔上学，身处主业会恶臭的包围中，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和阅读上了（我老觉得自己读书不多），我惟一的娱乐，我觉得有着莫大*的事就是去他家。我经常在固定时间去见他，但并不常去，我不想惹人讨厌或者显得碍手碍脚。我往往都是下午去，或者等天黑了再去，聊上两三个小时，谈论的基本上都是文学，他也给我讲些跟那位导演交往的传奇故事，语气显然很钦佩，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戏剧，但他酷爱电影，其实，现在想来，当时他读的东西并不多，谈论书的主要是我，我真还读了不少东西，文学、哲学、政论文都看，可他未必读那么多书，他经常去看电影，差不多每天或者每隔三天看一次，非常频繁，真的，还经常去导演家。有一次，我告诉他应该多读点书，他说已经把一切自己觉得重要的著作都读过了。太狂妄了！他有时就喜欢这样说，有时他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但我一切都原谅他，无论他做了什么，我似乎都觉得很好。有一天，他告诉我跟导演吵了一架。我问为什么，他不想说。或许他说了，跟文学观点的分歧有关，就这么回事。我设法从他那里套出，导演说聂鲁达是狗屎，还说尼卡诺尔？帕拉［1］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智利诗人。1954年出版诗集《诗歌与反诗歌》，提出“反诗歌”主张，反对以往拉丁美洲诗歌中的陈旧观念，摒弃超现实主义的装腔作势，提倡格律和使用接近口语与民间诗歌的语言，被认为是当代西班牙语诗歌史上的重大事件。［1］是西班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诸如此类的东西吧。当然我不相信两个人会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儿吵架。我们国家，他说，人们经常为这种事情吵架。噢，我说，墨西哥人经常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但受过教育的人显然不会这么干。当时我对文化教养的认识多么理想化啊。过了段时间，我去拜访那个导演，胳膊下夹本恩佩多克莱斯的小书。他妻子带我进去，导演本人很快就来到客厅，我们聊起来。他上来就问我从哪儿得到地址的。我说朋友给的。噢，是他，导演说，马上就打听起他怎么样，在干什么，为什么再没有上家里来了。我把闪进脑子的第一个答案告诉了他，然后开始谈起别的事。从那之后，我就有两个人可以拜访了，导演和我的朋友，忽然，我发现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觉开阔起来，我的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那些日子很开心。可是，一天下午，导演再次问过我朋友的情况之后，说出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真相。他的描述跟我朋友说的完全不同。那场争吵跟聂鲁达和帕拉，以及他们可敬的诗歌观点的正确性有关，但这种说法又出现了新的信息，导演说（我知道他说的是真情）：他跟我的朋友吵起来，我朋友在绝望地捍卫聂鲁达时说不出话来，竟然哭了。就在这里，在导演的客厅里，像个十岁的孩子般毫不掩饰，可他已经十七岁了。导演说，只有他们两个人时的那场眼泪让我的朋友疏远了导演，因为他大概为自己对这种无聊又不重要的分歧作出如此反应而感到羞愧吧（据导演说）。告诉他来看我，那天下午，要走的时候导演对我这样说。后来，我花了两天琢磨导演说过的话，琢磨我朋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干吗不把整个过程都说给我听。我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他感冒了，在读一本关于圣殿骑士的书，哥特教堂之谜那一类的东西，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读这种垃圾，但说实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读这种书感到惊讶了，有时是惊悚作品，有时又是垃圾科幻，所幸他自己读这些书却从不试图劝服我也去读，所以，只要我读了一本好书，都会马上转交给他，有时我得等上整整几个星期，让他读完那本书，这样我们才能讨论。他躺在床上读着那本书，我一踏进他的房间就开始哆嗦起来。我们聊了会儿，聊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也许我们默默地待了会儿，我坐在他的床脚，他捧着那本书，两个人不时地偷偷看一眼对方，听着电梯发出的声音，那感觉好像待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或者在夜晚的乡村迷了路，就那样听着马鸣的声音。我真想就那样坐上半天，后半辈子都那样坐着。但我还是说话了。我告诉他最近去导演家了，我转告了导演的话，说他应该去看看导演，导演一直都在等着，他说：那就让他坐那儿等着吧，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后来他又捧起那本书来读。我争辩说单凭聂鲁达的诗好说明不了帕拉的诗就不好。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我才不在乎聂鲁达或者帕拉的诗好不好呢。那为什么发生那么严重的争执，为什么争吵呢？我还设法探问，但他不肯回答。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靠过去一点，坐在他身边，我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本书，那是一本诗集，我给他读了几行。他默默地听着。这首诗写的是水仙花和一片无边无际、住着雌雄同体人的森林。我读完了，他什么也不说。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不知道，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告诉他，我认为诗人都是雌雄同体，他们只有彼此理解。诗人们，我说。我本来想说：我们诗人们。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的肉都被剥掉了，只剩下个骷髅头，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傻了，佩尔拉。来了这么一句。我立刻脸色惨白，浑身开始颤抖，只想设法挪开点，我试图站起来，可是却没能办到，他自始至终坐在那里没有动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肤、肌肉、脂肪和血液全从我的脸上溜掉了，只剩下黄黄的或白白的骨头。我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后来说了或者咕哝了一句，太晚了，我得走了。我站起来，说了声再见，然后就走了。他甚至都没有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我穿过空荡荡的客厅和过道时，我想我再也不会见他了。不久，我上了大学，我的生活发生了九十度的转折。多年以后，纯属偶然，我碰见了他妹妹，正在文学系散发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资料。我从她那儿买了本小册子，后来我们去喝咖啡。我已经不再去见导演了，那时我即将要拿到学位，并且持续写着基本上没人读的诗。我自然问了他的情况。妹妹把他最近的经历详细给我讲了一番，他遍游拉美，回到自己的祖国，经历了一场政变的考验。我自己所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太倒霉了。是啊，他妹妹说，他打算在那里定居生活，没去几个星期，军方就发动了一场政变，真是倒霉透了。我们一时不知还聊些什么好。我想像他在一个洁白的空间迷失了方向，在一个变得越来越肮脏和污秽的处女地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连我记忆中的那张脸也扭曲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形象似乎跟妹妹所描述的内容融合在了一起，那荒谬的体力测试，令人恐惧、毫无意义的成人礼，以及我曾经对他的期许显得如此遥远，甚至连他妹妹谈论拉美革命及其带来的失败、胜利、死亡时的声音听着都有些陌生，我连一秒钟都坐不下去了，我说我要去上课，改日再见。我记得有那么两三个晚上，我梦见他了。在我的梦中，他显得很瘦削，简直是皮包骨头，他坐在一棵树下，头发很长，衣服皱皱巴巴的，鞋子也烂了，都站不起来走路了。 。 想看书来
第二部荒野侦探（12）
卢西欧斯？思肯，泰派吉大街某顶楼房间，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阿图罗？贝拉诺从来就不喜欢我。乌里塞斯？利马倒是喜欢我。一个人能感觉得出这种东西来。玛丽亚？芬特喜欢我。安格丽卡？芬特不喜欢。这无所谓。罗德里格斯兄弟喜欢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还有小诺伯托。有时他们也会批评我，有时潘乔说他不理解我（特别是我跟男人睡觉时），但我知道，他们仍然关心着我。阿图罗？贝拉诺则不然。他不喜欢我。哦，我总觉得是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问题。二十岁之前，在阿图罗去智利说是参加革命之前，他跟阿图罗是朋友，我跟埃内斯托曾是情人，或者照他们说是情人，后来我蹬了他。其实我跟埃内斯托只睡过那么几次，所以，如果别人无缘无故地生气，怎么能说过错在我呢？我也跟玛丽亚？芬特睡过觉，阿图罗？贝拉诺对此有意见。那天晚上要在普雷亚波夜总会跟路易斯？罗萨多睡了，贝拉诺准会把我从这个社团踢出去。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贝拉诺听说普雷亚波夜总会发生的事儿后说，我们不是恶棍和皮条客，而我不过是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已。我辩解时只好结结巴巴地（断断续续，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说我是个天生的怪物。可是贝拉诺听不懂这个玩笑。在他看来，我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错的。不过当天根本不是我请路易斯？罗萨多跳的舞。那是路易斯无所事事主动找上我的。应该说我喜欢路易斯？罗萨多，但谁也没法跟这位第三世界的安德烈？布勒东解释。
阿图罗？贝拉诺全怪我不好。这挺好玩，因为只要我在他身边，我总想把事情做好了。可是从来就没干妥当过。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家。能搜到什么我就吃什么。有一回我从湖畔小屋偷了一尊雕塑。那个导演，那个叫雨果？古铁雷斯？维加的恶心鬼说一定是本能现实主义的人干的。不可能，贝拉诺说。他可能脸都红了，他觉得太尴尬了。可他还是支持我。不可能，他说，可是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干的。（如果他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几天后乌里塞斯告诉他；是卢西欧斯？思肯偷的雕塑。他这么说了，但并非真以为是我偷的，就像在开玩笑。乌里塞斯就是这样。他对这些事儿从不当真，在他看来都挺好玩的。可是贝拉诺却气炸了，说怎么会这样，说湖畔小屋的人给我们安排过几场朗读会，他觉得要对失窃事件负责。好像他是所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母亲似的。不过，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假装不知道，就这样过去了。
有时我很想把他揍个稀烂。所幸我是个热爱和平的人。而且，大家都说贝拉诺很坚韧，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他很热情，有自己的勇敢方式，但算不上坚韧。潘乔很坚韧。我的朋友莫克特苏马很坚韧。我很坚韧。贝拉诺只是貌似坚韧，可我知道他并不坚韧。可我为什么不在某个晚上揍他一顿让他坚韧一把呢？大概是因为我尊重他。虽然他比我年轻，蔑视我，视我如粪土，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尊重他，听他的，一直在等着被他认可的信号，我从来没有举手反对过这杂种。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你看过跳求偶舞的鸟儿在灌木丛中做花园、尖塔和空地的纪录片吗？你知道，只有那些能做出最好的花园、最好的尖塔、最好的空地、会跳最复杂舞蹈的鸟儿才能找到配偶吗？你没有见过那些为了吸引雌性练习跳舞到死的荒唐鸟儿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部荒野侦探（13）
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种东西，完全是一个愚蠢自负的孔雀。本能现实主义是他为我而跳的声嘶力竭的求爱舞蹈。问题是，我再也不爱他了。你可以用一首诗向一个女孩求爱，可是却无法用一首诗来留住她。甚至一场诗歌运动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我还要跟他的那些旧友来往一段时间呢？他们曾经也是我的朋友，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可是不久我就厌倦了他们。我来告诉你。大学是很真实的，生物系是很真实的，我的教授们是很真实的，我的同学们都是很真实的。我是说很具体，目标清楚，计划清楚。那帮人却并不真实。伟大诗人阿里？丘马西罗［1］阿里？丘马西罗（Alí Chumacero，1918—），墨西哥著名诗人。1964年入选墨西哥语言学会院士，诗作风格严谨，著有诗集《梦想的沙漠》、《文字是次要的》。［1］（我想此人不该因为取了这个名字而受责备）是很真实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留下的东西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他留下的东西又并不真实。那些被乌里塞斯催眠、然后被阿图罗领到屠宰场的可怜的小老鼠们啊。我还是尽量表述得准确点：最要命的是，他们几乎全都至少二十岁了，可举止行为却好像只有十五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莫尔家的灯光草坪聚会，二十多人，拉斯洛马思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不知道是违反逻辑还是幸运，我又见到卢西欧斯？思肯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他说，他打电话给《退场线》编辑部，他们把电话号码给了他。尽管常识告诫我要防范（那完全是胡扯，我们诗人谁会遵循这个？）我还是同意当天晚上在起义者广场一家我常去的咖啡店里同他见面。我当然也有过爽约的念头，而且如果看到别人跟他一起来就准备随时转身离开，可是到那儿（晚了半个小时）后，看到卢斯西欧？思肯一个人在那里，几乎是趴在桌上写东西，一股巨大的暖流忽然涌过我的胸口，那一刻之前我的心还是冰凉麻木的。
我要了杯咖啡，告诉他也该要点什么。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难为情地笑着。他说他是个穷光蛋，没关系，我说，随便点，我请客。他说很饿，想来点香辣鸡肉玉米饼。这儿不做这个，我说，不过可以给你来份三明治。他似乎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来份香肠三明治。他总共吃了三份三明治。我本来要给人打个电话或者去看看他们，最后给谁也没打。或许还是打了，我在咖啡店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要晚点回家，我瞎编了几个去处。
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很多。他的家庭，他的家乡，他早年在墨西哥城的经历，他的梦想。他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舞蹈家，一个歌手，他想养五个孩子（就像手上的五根指头那样，他说，然后举起手掌，那手指差点蹭到我的脸），他想在楚鲁巴斯科制片厂［1］Estudios Churubusco，南美洲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规模的电影制片厂之一，位于墨西哥市近郊的楚鲁巴斯科。［1］碰碰运气，还说欧瑟兰斯基曾安排面试让他演部戏，他想学绘画（他极其详细地给我讲述了打算创作的绘画的构思）。可是，我们谈话途中，我不禁想告诉他，我对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一点主张都没有，但我还是决定别说的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部荒野侦探（14）
后来他请我跟他一起回家。我一个人住，他说。我开始发抖，问他住在哪里。在南罗马，在伸手可摘星辰的楼顶的某个房间。我说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实在太晚，我该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法国小说家阿西莫鲍尔迪要来墨西哥，我和几个朋友要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首都安排一场观光活动。阿西莫鲍尔迪是谁？卢西欧斯？思肯问。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实在孤陋寡闻。法国一个知名小说家，我说，不过几乎没有作品翻译过来，我是说翻译成西班牙语，仅有一两部小说在我们阿根廷出版过。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他说，他又坚持要我跟他去家里。为什么要我跟你回去啊？我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平常没有这么大胆。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说，你会感兴趣的事。会让我多感兴趣？我说。他盯着我，好像不理解，接着又忽然语带双关地说：什么多啊？多少钱吗？不，我急忙澄清，你要说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会让我感兴趣。我只好停下亲自解释清楚了，告诉他别这么傻了。这事跟本能现实主义者有关，他说。噢，我对这个毫无兴趣，我说。我很抱歉这样说，别误会了，我也不是毫不关心本能现实主义（天哪，这叫什么名字啊）。我告诉你的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我知道肯定会的，他说。他们的作品总是惊天动地的。你完全搞不清。
我承认，刹那间，我的脑子闪过“恐怖行动”这个念头。我仿佛看见本能现实主义者准备要绑架帕斯，我看见他们撞进帕斯家（可怜的玛丽亚？何塞［1］诗人帕斯的妻子。［1］还有被砸碎的瓷器），我看见他们簇拥着帕斯出来，把他高高地举过肩头或者像块地毯般抬出来，我看见他们乘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黑色凯迪拉克消失在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的贫民窟里，帕斯在后备箱里颠着滚着，但我迅速恢复了正常。肯定是我太紧张了，或者从起义者广场上（我们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来的阵风挖掘着行人和司机内心最疯狂的念头。我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他仍然坚持不懈。我想告诉你的东西，他说，将动摇墨西哥诗歌的基础。他甚至都说到了拉美诗歌的基础。但还没有说世界诗歌的基础。你可以说他狂妄的吹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