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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这是1973年底，我说不上精确时间。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我记得，因为我们经常淋得湿湿的去约会。后来我们利用玛丽亚父亲工作的建筑事务所出了杂志《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太棒了。那些午后的时光真是太美妙了，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我们中总有人会带三明治来，不是索菲娅、玛丽亚就是我。男孩从不带什么来，就算真带了，刚开始还真有人带，带东西的男孩们，比较有礼貌的男孩，后来都退出了杂志，或者至少不再参加聚会。后来潘乔？罗德里格斯来了，然后把一切都搞砸了，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但我一直还为杂志工作，总之我还在那群人中晃悠着，主要是因为塞萨尔是他们的一员，同时还因为我喜欢玛丽亚和索菲娅（我跟安格丽卡一直未能成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并非因为我想发表自己的诗，第一期上我一首诗都没有发，本来有一首叫《莉莉丝》的诗可以在第二期上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终还是没有发出来。塞萨尔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上发了首叫《劳拉和塞萨尔》的诗，写得很甜腻，但乌里塞斯把诗名改了（或者说服塞萨尔改的），最后叫《劳拉&塞萨尔》。乌里塞斯？利马就喜欢干这种事。
总之，我先认识塞萨尔的，劳拉“&”塞萨尔就开始约会或者什么的了。可怜的塞萨尔。他长着一头闪亮的栗色头发，个子很高。他跟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米却肯州），我的第一次成人意义上的性经验就是跟他发生的。或许那其实是我青春期的最后一次性经验。现在想来，也许是倒数第二次。我们经常去看电影，也看过几场戏。那时我又选修了舞蹈学院的课，有时塞萨尔跟我一起去上课。别的时间我们都用来长谈，谈论我们读的书，在一起什么也不干。这样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甚至九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掰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告诉他结束的，但我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还记得塞萨尔的表现还不错，他说我是对的，他当时就读医学院二年级，我刚上大学，专业是文学。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课，我去了玛丽亚家，我得找个朋友聊聊，我是说需要面对面去聊，不是在电话里，我到科里马区后向玛丽亚家走去，大门敞开着，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她家大门平时总关着，玛丽亚的母亲在这点上有些偏执，我走进去，按了门铃，门打开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问我找谁。此人就是阿图罗？贝拉诺。当时他二十一岁，人很瘦，头发挺长，戴着眼镜，那副眼镜挺吓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那么差，只不过稍微有些近视，但那副眼镜还是很吓人的。我们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他跟玛丽亚和一个叫阿尼瓦尔的诗人在一起，此人当时对玛丽亚迷恋得快疯了，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出门。 。。
第二部荒野侦探（4）
当天我又见了他一次。我跟玛丽亚说了一个下午的话，我想，后来我们又进城买了条围巾，然后继续聊（起先还聊塞萨尔“&”劳拉，后来就无所不谈了），接着我们又上基多咖啡店喝卡布奇诺，玛丽亚约好在那里跟阿尼瓦尔见面。九点左右，阿图罗来了。这次他带来一个十七岁的智利人，名叫费里佩？穆勒，说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金发高个男孩，几乎从不说话，无论去哪儿都跟着阿图罗。当然，他们跟我们坐一桌。陆续又来了些其他诗人，年纪都比阿图罗稍大些，没有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因为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还没有诞生出来，像阿尼瓦尔这样的几位诗人早在阿图罗回智利之前就跟他是朋友了，算来从他十七岁时就已经认识他。他们多半为记者和政府官员，属于那种从来没有出过城区或者城里某些社区的可悲之人，活动范围南到查普特派克街，向北最远到雷福马大街，还有《国家报》的职员、《至上报》的校读员、内政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下班后会来到布卡雷利大街，伸出他们的触须或者小小的绿色名片。尽管我说他们挺可悲，可那天晚上我们笑得开心极了。我们的笑声简直就没有停过。后来我们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有玛丽亚、阿尼瓦尔、费里佩？穆勒、贡萨洛？穆勒（费里佩的哥哥，很快就要离开墨西哥了）、阿图罗和我。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心得要命，我全然忘记了塞萨尔，玛丽亚仰望着星星，它们像三维投影般奇妙地出现在墨西哥城的天空，连我们正在行走的道路都显得那么优美，我们的行进出奇地慢，好像既前进着又后退着，推迟着必然抵达汽车站的那一刻的到来，我们所有的人一边走一边仰望天空（玛丽亚在数星星）。很久之后，阿图罗才对我说，他没有凝望星星，而是看着韦萨尔莱斯、卢瑟纳或者伦德雷斯街上狭窄的顶楼房里透出的灯火，还说刹那间，觉得没什么比跟我待在这样一间屋里更幸福的了，吃着三明治，喝着从布卡雷利大街某个小摊上买来的酸奶。不过他当时没有告诉我（那样的话我会认为他疯了）这些。他只是说喜欢读我的几首诗，还说两个半球的星星，北方的和南方的，他都很喜欢，然后向我要了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打给我了。我们见了一面，但不是在城里，我告诉他我离不开现在住的特拉尔潘，我还得学习，他说没问题，我来找你，那样我也可以看看特拉尔潘，我说这儿没什么可看的。你要先搭地铁，然后再乘巴士，然后再换一辆巴士，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他肯定会迷路，我就说你在地铁站等我好了，我去接他时发现他坐在装水果的柳条箱上，靠着一棵树，其实这是那儿能找得到的最佳位置。你真幸运，我说。是啊，他说，我向来都挺幸运。那天下午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想说还是我问他了，他说的大部分都凌乱无序，他还提到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他游历过整个拉丁美洲，或者至少去过每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后来我们相处了几个月，然后就住在一起，接下来就发生了该发生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分手了，我回去跟母亲住在一起，开始学生物学（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出色的生物学家，特别是生物遗传学方面），后来阿图罗遇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恰在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诞生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觉得不是玩笑时，我们当中有些人追随他成了本能现实主义者，我想那主要是出于惰性，或者因为这个主张太疯狂，反而显得貌似有几分道理；或者出于情谊，为了不至于失去这个完整的朋友圈，但说句心里话，没有人把它太当回事。内心深处并不特别在乎。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部荒野侦探（5）
这时我在大学陆续结识了些新朋友，我看到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想，惟一打电话联系或者偶尔一起出去的就是玛丽亚了，但是跟玛丽亚的友情也开始冷却。不过，我总是或多或少掌握着阿图罗的动向，我想：这是他能想得出的最愚蠢的事儿，他怎么居然会相信这种垃圾呢。一天晚上，我老睡不着，忽然想到他发起的这场运动纯粹是向我传达某种信息。他用这种方式说别离开我，瞧我多有本事，跟我在一起吧。后来，我意识到他是个骨子里很阴险的家伙。欺骗自己是一回事，骗别人就另当别论了。说穿了，本能现实主义这件事完全就是一封情书，像一只笨鸟在月光下疯狂的跳跃，本质上既廉价又毫无意义。
但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
法比奥？埃内斯托？洛西亚科默，《火花》杂志编辑部，独立与路易斯莫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3月。
我是1975年11月来到墨西哥的。这时我已经漫游过其他几个拉美国家，只能勉强糊口。那年我二十四岁，开始时来运转。在拉美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了。我在巴拿马颓废混日时发现自己居然获得美洲之屋［1］Casa de las Ame′ricas，古巴著名艺术机构与同名杂志。时常举办各种研讨会及文学奖带动文学创作风气，成为当时拉美文化的重镇及主要传媒，最积极投入的核心人物包括阿根廷的柯塔萨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及秘鲁的略萨。［1］诗歌奖了。我欣喜若狂。我身无分文，这笔奖金送了我一张去墨西哥的机票，让我有饭可吃。不过，有趣的是，那年我并没有参加美洲之屋诗歌奖竞赛。我对天发誓这是真的。前一年我给他们寄去一本书而他们当时对这本书根本不屑一提。今年，总算走出低潮，我听到自己获奖了，而且还有奖金。我乍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是不是幻觉。说真的，我一直都食不果腹，经常挨饿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我又想可能是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巧合也太大了：另一个阿根廷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二十四岁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写出一本跟我的书同名的诗集。在拉丁美洲，发生了这样的事，完全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撰造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特别是如果这样的答案不存在的话。幸运的是我真的获了这个奖，这就够了。后来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去年那本书放错地方了，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我才能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安顿下来，过了阵子，我接到这孩子的一个电话，说想采访我什么的，我想他说的是采访。我当然说同意。说真的，我感到特别孤独和落寞。在墨西哥，我一个年轻诗人都不认识，采访或者不管什么吧，这个主意简直让人欣喜若狂。我们当天就见了面，我到达约定地方时发现来了不止一个诗人，有四个诗人在等着我，他们想搞的不是一场采访，而是一场讨论，一场三方对话，内容打算发表在墨西哥一家顶级刊物上。参加者包括一个墨西哥人（他们中的一位）、一个智利人（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一个阿根廷人，就是我。另外两个随行而来的只是在那里听着。主题是拉丁美洲新诗现状。这个话题倒是很精彩。我说太好了，随时奉陪，我们找到一家还算安静些的咖啡店开始聊起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部荒野侦探（6）
他们带来的一台录音机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可是在最紧要关头，机子忽然发生故障，然后又从头重来。这次持续了半个钟头，我喝了两杯咖啡，都是他们付的钱。显然，这种事他们还不娴熟：我是说录音机，我是说当着录音机谈论诗歌，我是说组织他们的思想然后清楚地表达出来。总之，我们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我们决定，索性不如每个人把自己想到的不管什么写下来，然后把写下的东西汇总在一起。最后，变成了我和那个智利人的讨论。我不知道那个墨西哥人怎么了。
我们把下午的时间全都用来散步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们给我买的咖啡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有点怪，好像既在那里，同时又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轻诗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似乎显得怪怪的，可是前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秘鲁年轻诗人、古巴年轻诗人，以及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年轻诗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熟悉年轻诗人，确实有所不同，某些东西很让人怀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谊，强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诗人聚会场合永远弥漫着的那种坦率。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我记得简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开始说起自己的那本书和我自己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起那首叫《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诗，那首诗跟我这次获奖诗集中的其他诗作相比不好也不坏，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进书里，我们可能还谈了诗的长度、页数，因为那两位（那个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写的诗都特别长，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还没有读过呢，我想他们甚至都有一套长诗理论，称之为诗长篇，我想这大概是法国诗人想出来的东西，但记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们说起了那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来，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不收进书里，我说其实是美洲之屋的人决定把它拿掉，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他们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们拿掉了一首诗居然没有让你知道？我说是啊，实情我无法了解。智利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拿掉？我说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那个科恩…本迪特正好发表过一些反对古巴革命的言论。那个智利人说这是惟一的理由吗？我像个混球似的告诉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诗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们给我喝了什么让我这样说？）篇幅特别长，但并不怎么好，那个墨西哥人说这些杂种，但他却讲得很温柔，他真的说得很温柔，一点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这伙人肢解我的书之前古巴人经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处已经不在乎那些蔑视我或者我们在哈瓦那的同志们。
文学并不天真烂漫。我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记得当时就想过这个，但我忘了是否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如果讲过，当时的情景也忘了。后来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经不是我们五个而是三个了，那个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两个墨西哥人走到炼狱的大门口时消失了）变成了在地狱边缘的徜徉。
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好像被打成了哑巴，但身体仍在战斗，仿佛某种力量推着我们穿过那片陌生的土地，让我们手舞足蹈，那是一种默默无语、心领神会的散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接着我出现了幻觉，那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穿过的那个停车场面向一片湖泊，这片湖又面向一片瀑布，瀑布又变成一条河流，穿过一个公墓，所有这一切，包括湖泊、瀑布、河流、公墓都呈深绿色，而且悄无声息。这时我想起两种可能性必居其一：要么我可能疯了，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我的头脑向来是很清楚的，要么这些家伙让我吸了毒。后来，我说别走了，歇会儿吧，我感觉不舒服，需要休息，他们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只看见他们靠过来，我慢慢有了知觉，感觉自己在四处张望，想找个什么人，目击者什么的，可是看不到一个人，我们来到一片森林中，我记得我说这是什么森林啊，他们说查普特派克森林，然后带我走到一把条椅那儿，我们坐了片刻，其中一个问我哪儿疼（疼，这个词太对了，太贴切了），我本想告诉他们我全身到处都疼，整个人都在疼，可我却说也许问题出在我还不习惯这个高度，高度跟我过不去，让我看见了某些东西。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部荒野侦探（7）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拉马？多拉达咖啡店，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蒙西瓦伊斯最早说过：马里内蒂和特萨拉的门徒们写的那些喧嚣、愤怒、做作的诗不过是在简单的印刷排列世界作战，永远不会超过儿童娱乐的水准。蒙西说的是尖锐派诗人，这个评价用在本能现实主义者身上同样合适。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别人。1975年12月圣诞节前夕，我非常不幸在拉马？多拉达咖啡店撞上几个他们的人。店老板内斯托尔？佩思克里亚坚决支持我：这太令人扫兴了。负责的那个叫乌里塞斯？利马，另外一个家伙高大黑胖，叫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还有一个叫卢西欧斯？思肯。我正好也坐在这个位置，等阿尔韦托？莫尔和他的姐姐，这三个疯子忽然围住我，每边坐了一个，他们说，路易斯，咱们谈谈诗歌吧，分析一下墨西哥诗歌的前景，嘴里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我这个人不喜欢粗暴，当然马上紧张起来。我开始琢磨：他们到底想干吗？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国家本身就毫无风度，墨西哥文学同样没有风度，这点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我们还是谈了二十分钟（我从来没有为阿尔韦托和他那势利姐姐的迟到如此恼火过），最后，我们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归根结底，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们在憎恨着同样的事情。当然，我向来支持帕斯在文学界的地位。当然，他们欣赏的似乎全是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一切。谢天谢地。我是说，这还算小恶，如果他们宣称是农民诗人的弟子，或者可怜的罗萨里奥？卡斯特拉诺斯的追随者，或者海梅？萨维内斯的门徒（在我看来，有一个海梅就够了），情况会更糟糕。阿尔韦托终于来了，我还活着，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有些话很不中听，这样的举止在拉马？多拉达这种地方显得很不得体，内斯托尔先生会给我撑腰，但顶多如此。阿尔韦托来时我想我已经控制了局面。可是，后来朱丽亚？莫尔又忽然到了，问他们是什么人，晚上有何安排。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马上说没事可干，还说，如果她有什么想法的话不妨说说，干什么他都愿意奉陪。朱丽亚全然不顾弟弟和我给她使眼色，说我们可以上普雷亚波去跳舞，那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地方，在玛亚10号小区或者泰皮托，我只去过那么一次，可一直都在使劲忘掉它，我和阿尔韦托都不能逆着朱丽亚，只好出去上了阿尔韦托的车，乌里塞斯？利马、阿尔韦托和我坐在前面，朱丽亚、卢西欧斯？思肯和那个叫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的坐在后面。说实话，我最怕这个了，这些人很不可靠，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卡萨波尔达的圣波恩让蒙西难堪过，但是因为蒙西答应跟他们喝咖啡，你可以说那是给他们捧个场，他也有一定的错误，人人都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就像尖锐主义者，人人都知道蒙西对尖锐主义者的态度，其实他对后来发生的事不该抱怨叫屈，不过，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有时忍不住想问他，但是从来没有问过，不想打探或者揭旧伤，再说，他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会面时的确碰到事儿了，人人都知道，所有偷偷地爱着和恨着蒙西的人都知道，出现了各种假设和说法，总之，阿尔韦托的车像光一般飞奔或者像蟑螂般爬行着（取决于路况）朝普雷亚波开去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朱丽亚？莫尔跟两个本能现实主义流浪汉在后面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