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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单一物品的价格对比上，更能说明问题。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做过一项统计，他从《北京志&；#8226；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8226；物价志》等资料上查询了1978年的单品价格，我们再从中国价格信息网等地方查询到目前该单品的价格，就可以实现对比。
第一类：食品类。
1978年时，面粉价格为～元/斤，根据中国粮油信息网，本月上海面粉价格为元/斤～元/斤，价格涨幅为～倍。
1978年，猪肉价格为～1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鲜猪肉（肋条肉、精瘦肉）价格为、元/斤，价格涨幅为～倍。
1978年，带鱼价格～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11月底带鱼价格元/斤，涨幅～倍。
第二类：高档烟酒类。1978年中华香烟元/盒，茅台酒8元/瓶；当下价格分别为57元/盒、828元/瓶，价格涨幅为倍和倍。
第三类：衣服类。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目前每套100~500元，涨幅5～50倍。
第四类：交通类。1978年北京地铁票价元，目前为2元，涨幅20倍（北京地铁票价曾为3元，后为鼓励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调低票价）。
第五类：医疗类。1978年阑尾炎手术价格8元，目前90～500元，涨幅～倍。
第六类：居住类。1978年水费2元/吨，目前元/吨，涨幅倍。
此外，由于当时的分配体制，1978年城市住宅为计划分配，目前需要自行购买。当时的教育、医疗价格也都非常低廉。这三类涨幅不好衡量。
从微观处见真实。如果综合进行这样的衡量，自1978年至今只有倍的CPI涨幅，显然不能衡量前述六类价格的变动，如果再加上住宅、教育、医疗，那就更无法衡量了。
在货币的对外购买力方面，虽然近年我国的货币有所升值，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来看，中国的人民币贬值了六、七倍，也就是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下降了六、七倍，而美元自身也处在不到贬值的状态，如果将美元自身的贬值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货币贬值的更加厉害。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货币升值，而货币升值则意味着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增加，以日本为例子， 日本的货币则一直处于升值状态，战后日元实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定价为36 0：1，而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在90：1左右，因此日元已经累计升值近4倍，其他国家如德国、亚洲四小龙都存在货币升值现象。
笔者也反对不适当的货币升值，因为这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但是抛开人为对汇率的干预外，货币的升值实际是本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排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的币值只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有关。
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和国际购买力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当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升高时，其国际购买力也必然升高，反之也是如此，而决定货币国内购买力的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通货膨胀因素，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因素，当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就会下降，而当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购买力就会升高，中国的货币购买力在改革开放后下降的非常厉害，也是由于这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在通货膨胀方面我国货币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远远大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PI上升数据，因此通货膨胀是导致我国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国在2005年以前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在国际上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进入发展高潮，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都蓬勃发展，大规模应用，因此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非常快，以美国为例子，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及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导致贸易平衡转变。但从另一方面即背后深层次原因来看，实际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幅下滑直接导致了美元与黄金双挂钩体系本身缺陷的爆发，并进而引起布雷顿体系的崩溃。同理，美元在 1995年至2002年出现强势，而这一时期的美元强势无论是利差还是贸易赤字均无法解释，从根本上看，这段时间的美元强势是由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所致，因为美国1995年至2000年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2％，是30年最高水平。
因此，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当今世界，各种经济学派、各类经济学说，纷繁复杂，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无从选择，当然那些官员们就更是如此了，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就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经济学说，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也有不少的政治家因为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而青史留名。
失败者如丘吉尔，人们认识他是从二战开始的，此人与罗斯福、斯大林合称为二战“三巨头”，但人们不熟悉的是，此人还曾经担任过英国的财政大臣，而丘吉尔能担任这一重要的经济职位，并非因为他有着深厚的经济学素养，而纯粹是政治分赃的结果，他从政前仅仅是个骑兵军官，他的从政更多的靠其父亲的荫庇及其母亲的多方奔走，但英雄不问出处，外行领导内行也并非意味着就必须以失败告终，而他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现在，当经济不景气时，贬值货币扩大出口，已经成为共识，世界各国无不遵循此道，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那个年代还是有争议的，当时作为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不顾凯恩斯等大经济学家的反对，依然实行了让英镑升值的经济政策，结果让本来不景气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如果说大英帝国的衰落非要找出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话，那绝对非丘吉尔莫属，当然在国家危难关头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已，还有其他的原因，笔者在这里就不做赘述。
在美国的80年代初，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大幅涨价，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处于停滞，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全社会都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在这种局面下，一个二流演员出身的总统开始登上前台，他就是后来创造“美国清晨”的里根，他不懂政治，更不懂什么经济学，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采用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让美国经济重新繁荣，因此里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之一，人们常常将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称之为“里根经济学”。
再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热钱疯狂进入了楼市和股市，但在泡沫形成期，政府一直没有进行有效控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而泡沫破裂后，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又长期摇摆不定，干干停停，结果是日本经济长达十几年的萧条，怪不得很多人提出广场协议虽说是美国的阴谋，日本的经济措施不当也是主要原因。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都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苏联的休克疗法对经济就更惨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现实中，政府总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战略，但战略多了也就乱了，如果战略制定不准的话更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曾经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这样。而当政府向学者、专家们进行政策咨询时，又往往会分裂为至少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都势均力敌，各有道理，也让政府难以定夺。
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既然经济如此的复杂和捉摸不定，那我们的政治家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是否有存在这样一个指标，只要抓住它，就永远错不了，只要对这个指标进行持续的改善，经济就一定健康快速的向前发展，我认为这个指标是存在的，它就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个经济指标，而“持续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则可以当作一个战略性原则进行把握，在各种指标中，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像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那样能够直达经济的本质。
*主义认为社会的进步，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生产率就是衡量生产力高低的核心指标，列宁的名言：“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那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更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
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很多的方法，但归根结底就是两样：机械化和自动化，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威力人们早已经有了切身的感受，但自动化生产在中国应用还不是那么的广泛。
现在有一种论调在中国非常的流行，那就是“国际产业链剥削论”，比如我们中国的玩具、纺织、消费电子等行业饱受国际产业链的剥削，中国不掌握采购、销售、物流、设计等环节，而中国消费电子产品的大部分关键零部件都需要从日本、美国等地区进口。
而国际产业链的剥削是容易察觉的，因为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国家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有另一类的企业他们已经攻进了我们的国家的内部，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外，别人对他们几乎是毫无了解，基本上属于“闷声发大财”。
近年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国字号大工程，比如三峡水电站、青藏铁路、西电东输、南水北调、奥运场馆、世博场馆等，而这里面的大订单基本都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竟然没有一家是中国公司提供的，这类企业就是自动化企业，现在任何行业都离不开自动化，而我国的自动化企业还非常落后，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就犹如进入无人之境。
现在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西方的媒体和普通民众也开始对我们进行刮目相看，但西方的普通民众是很容易征服的，因为他们只看中国的数字漂不漂亮，但现在西方的精英并不重视中国，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日本的工程师等，这些人才是他们所在国家的精英，我们要征服的也是这些人，而这些人只关心一个经济指标，那就是劳动生产率。
本章的内容就从这方面展开。
第五节 中国真正的产业危机——自动化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
第五节 中国真正的产业危机
——自动化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
一谈到中国的纺织、玩具、电脑、手机等产业没有自主控制权，中国只是充当了人们的加工制造环节，很多人就开始哀叹中国产业经济的落后，并希望将产业链扩展到设计、物流、营销、零售等环节，但我们仔细想想，这可以成功吗？我国将商品销售到国外，设计、物流、营销、零售这些环节本来就是应该是外国人来做的，同样国外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后，这些也就由我们中国人掌控，这是很正常的。
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存在着产业危机，但是大家对产业危机的认识都不准确，我国连自己的市场都保不住，还总是想占领别人的市场，我们可以将视野转换到另外一个领域看看吧，我国的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新北京十大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等国家战略性大项目的核心订单基本上的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这些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要远远大于纺织、玩具、消费电子这些产业在中国赚的钱。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
我们以ABB这家公司为例子来看，三峡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在三峡工程中，ABB不仅为三峡右岸电站、左岸电站厂房、泄洪坝和永久船闸提供了全封闭组合电器、升压变压器和中压开关设备，还成功建造了三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将三峡电力输送到华东和华南地区。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是与三峡工程齐名的国家重点工程。在这两个战略工程中，同样可以看到ABB的身影，它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了传动系统；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了工业控制系统。此外，ABB还积极投身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ABB的产品与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的多条地铁与轻轨线路建设中。ABB还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工程项目的主要电力系统供应商，参与了30多个奥运项目建设，包括国家体育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奥运村220千伏变电站、城北500千伏变电站、为主要场馆供电的安慧变电站、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轻轨机场线、中央电视台新址等。
世界自动化企业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新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全部都是由国外自动化企业来完成的，中国现在发展电动汽车，但中国的汽车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技术积累，而奇怪是我国大部分车企都在短时间内都推出了自己的电动车，其实这些汽车的电池都来自美国的自动化企业—江森自控，我国越推广电动汽车，美国的江森自控就越赚钱。
另外国外的自动化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都非常大，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大部分明星企业，比如瑞士自动化企业ABB在华销售额为280亿元人民币左右，德国自动化巨头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为600多亿元人民币左右，法国自动化巨头施奈德在中国的销售额为190亿元人民币左右，美国自动化巨头江森自控仅在汽车行业的中国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亿元，而江森自控在楼宇自动化，能源领域都非常强势，其在中国的总体销售额应该与西门子差不多，至少也在500亿左右，这几个只是世界自动化的巨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企业，比如我们上面列举的几个巨头中没有一家是日本企业，而日本是典型的世界自动化强国，日本机器人可以占到中国机器人市场的一半，比如美国的企业已经瞄准了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这也是非常大的市场，以上企业的销售数据多为他们在2008或是2009年的销售数据，他们这些企业一直处于高增长当中，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企业的在华销售额早就已经实现了大幅增长，已经翻番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明星企业的销售额， 以2009年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数据为准，海信集团销售额为488亿，国美电器的销售额为458亿元，中兴通讯为 442亿，格力电器为 420亿元，万科为 409元，中国核工业集团为 377元，比亚迪汽车为 267亿元，蒙牛乳业为 237亿元，奇瑞汽车为184元。
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远远超过将连锁大卖场开遍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国美电器，超过了中国最有名的建筑企业万科，在上面四大巨头当中销售额最小的法国施奈德的在华销售额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奇瑞汽车，这些企业只要接到一个大的订单就可以有数亿元的收入，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攻城略地绝对不可小觑。
中国产业危机何在
我们再看看耐克、阿迪达斯这些知名企业，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中国进行产业链剥削的典型代表，而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的销售额为70…8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占不到这些自动化巨头在中国销售额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最大的产业危机并不是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纺织行业、更不是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行业，而是在自动化行业。
当我国的经济学者谈到中国的产业危机时，不再总是拿耐克、阿迪达斯、芭比娃娃等做例子的时候，当我国中国的学者开始谈论ABB、西门子、施奈德、江森自控在中国的攻城掠地的时候，那中国的产业也就真正的看到希望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任何一个时代都其时代特征，了解了其特征，才可以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了这个时代，才可以做出符合时代的决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是如此。
现在，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
因此，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就必须“以金融经济时代”的视角来审视发生的问题，这个时代不同于自由主义时代，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如果还用前两个时代的经济学来指导经济政策，那必然会犯大错误，我们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经济的新时代。我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经济时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时代，我国虽有*、何新、刘军洛等思想家不断的学者、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甚至放弃了自己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一直在公开媒体上给大家普及金融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刘军洛也一直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形势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绝大部分学者的思维并没有彻底转换过来，还是喜欢用一些过时的、没用的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处于失控状态、我们铁矿石长期没有定价权等都是明显的失败案例。
中国的房价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不少专家，还在用“供求关系”进行解释，还在高唱“加大供给来平抑房价”的陈词老调。殊不知房价问题是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房子已经成为与股票、债券、基金等具有相同性质的金融产品，而且现在的购房者根本不用太多的自有资金，而是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杠杆融资，如果房价问题不当成金融问题来解决，那就不可能控制的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破裂。
在中国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的问题上，中国喜欢批判三大矿商的“垄断”，而现在铁矿石的定价问题早已经不仅仅是垄断的问题，而是呈现出了以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