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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刘军洛居住在美国，那他今天一定是美联储的要员，如果刘军洛出生在日本，那大藏省一定是他的舞台。很不幸，中国的刘军洛只能是一个体制边缘的舞者。
炒外汇出身的刘军洛后来迷上了宏观经济研究，一直撰写经济评论，可现在，不得不再次下海，炒起了期货，而且是白天上海交易所，晚上外盘，连轴做。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
看看从2002 年起，刘军洛先生关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情况的预言吧，每一件都在从预言转为现实。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早在2001 年的时候，刘军洛就上书央行，请求央行不要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转而用黄金。可惜，对于一个体制外经济学家的话，中国的官员怎么可能，怎么会听得进去？其后的几年间，黄金价格暴涨，而美元则走上了连绵下跌的不归路。如果戴行长之后是刘军洛接任，而不是周小川，那么，今天他已经为全中国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了，估计新增的6000 亿美金中，其中4000 亿会是黄金等，增值200％就是8000 亿美元×8＝ 64000 亿人民币，人均近5000 元人民币。如今，这钱到美国人手里去了！
悲剧在继续。。。。。。
早在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疯狂推销私有化，把持话语空间，四处赚取出场费的时候，刘军洛便提出了“次级金本位”，呼吁国家建立由黄金、石油、农田、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资源组合的货币储备支付体系，对抗一场残酷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2003 年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黄金将在美元通胀下复活1970 年代的火爆》，预测到黄金将在10 年内大幅度上涨，当时他大胆预言黄金价值至少在3000 美元/盎司。网上搜索关于储藏黄金的呼吁，只有刘军洛一个人，并且只有他如此大胆自信。
“那些经济学家，抱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经济理论，自以为能明白现在的宏观经济，你连全球经常账户、资本平衡和资本流动都不了解，最好闭嘴。”预测黄金大涨，全球性通货膨胀乃是基于格林斯潘的压低储蓄，高赤字的货币政策。那时美国欠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达到自身GDP 的40％ ，而布什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年比一年高，按传统经济学，美国早晚会沦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刘军洛不这么看，他看到美国人的印钞能力，亚洲央行攥着两万多亿美元债权，不过是一堆纸，300 美元一桶的石油我们中国人买不起，对美国人不过是印钞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讨论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方法问题，而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发展经济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发展经济必须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
而回首我们的发展之路，自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中国的贫富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在这一铁的事实面前，现在却有人鼓噪中国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并提出了诸如平分外汇储备、平分国有企业、平分国有土地、利用减税藏富于民、利用股市藏富于民等措施。
笔者一直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讲到，如何“均富于民”则是本章重点。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均富于民”有必要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
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
——“均富于民”有必要
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创富于民”，也就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存率，只要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价值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切切实实的增长，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我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我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劳动生存率的区别，发达国家的民生状况比发展中国家要好，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可以从整体上将蛋糕做大。另外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均富于民”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现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进行打击的轨道，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的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机构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 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我国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 富人拥有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掌握比穷人更多的社会资本。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的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民间疾苦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间疾苦教育业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这些教育手段那么发达，可以将一些民生问题拍成照片或录像，对官员进行教育，因为政府系统的封闭性决定了，官员不可能对民生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很难引起如果我们将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的时候，那离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远了，现在大家只是当成一个现象进行批判，而没有人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难怪问题解决不了。
第一节本章前言
第一节本章前言
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本不应该在中国出现的话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们最终还是共同富裕，但不知从何时起，“建设中产阶级社会”成为了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谈到它，每个人都可以谈上几句，什么“美国是中产阶级社会”了，什么“中产阶级社会最稳定”了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中产阶级社会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
欧美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产阶级社会，8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现在他们也不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中产阶级社会；我们的近邻日本从70年代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社会，90年代初期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一亿总中流”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学家将日本现在的社会城为“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塌陷的社会；在新兴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只有新加坡建成了中产阶级社会，新家坡300多万本地人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而其他经济体虽然有中产人士存在，但一直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社会”，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这怎么能算是中产阶级。
而中国，90年代末到2003年也曾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苗头，当时的“白领热”、“小资热”就是体现，但是随着2003年以后高房价时代来临，中国刚刚出现的那点中产阶级苗头被无情扼杀掉了。
美国和西欧的减税政策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的消失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中国阶级社会模式只有北欧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在中国鼓吹中产阶级社会的人不少，但真正懂中产阶级社会的人则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西方欧美的中产阶级社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更不知道西方的中产阶级社会是如何崩溃的。
笔者在研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四大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时，发现两个共同点，首先中产阶级社会都是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的，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不可能出现中产阶级社会，其次，中产阶级社会都产生于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环境里，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形成中产阶级社会，本章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一美国模式——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成也税收，败也税收
第二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一
美国模式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成也税收，败也税收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诞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个时期罗斯福主要是通过征税建立起中产阶级社会，比如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通过大幅的征税，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上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 “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
减税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崩溃
美国的减税风潮有两次，一次是里根执政时期，一次是布什执政时期。
里根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被通过，即《1981年经济复苏租税法案》；其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3年内减少25％；第一次减少10％；（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
里根减税几年中美国经济大有起色。紧接着在1986年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有所下降；前者从50％降到28％；后者从46％降到34％。这样；美国的边际税率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成为最低的之一。减税的同时美国也出现大量财政赤字。
美国总统布什也将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万亿美元的计划（后来国会将其缩减为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 20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 9&；#8226；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减税计划的实行。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有美国组织进行过统计，布什减税的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党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人的口袋。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士64％的减税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也承认，富人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在美国减税的同时，其他国家也进行了大幅的减税措施，德国：1999年颁布全面减税方案，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都有大幅度降低。法国以税高闻名，但在2000年减税800亿法郎的基础上，又宣布从2001至2003年再减税1200亿法郎，除了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外，还要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2000年10月18日，加拿大宣布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减税总额近1000亿加元，减税内容包括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