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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发生前，清政府在外蒙推行新政外蒙王公亲俄势力开始秘密策划脱离中国，变外蒙为沙俄的保护国。1911年7月10日，外蒙各盟王公会盟大典大会召开，亲俄分子杭达多尔济等人纠合赞成“独立”的王公、喇嘛等议决脱离中国，宣布独立。同时，推举杭达多尔济为代表组成代表团，前往俄国要求接受沙皇保护。
8月28日，俄国大使会晤清外务部大臣，声称俄国对外蒙不能漠视，将筹对付办法，干涉中国的内政。清政府被迫决定暂缓在蒙古实行新政。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局势急剧变幻，沙俄开始乘火打劫。10月19日，俄外使向清廷提交备亡录，俄陆军部命令伊尔库次克军区将步枪1万5千支、马刀1万5千把、子弹750万发，送交外蒙亲俄分裂集团，又派步兵一营和哥萨克骑兵以保护领事为名，开往库伦。
11月30日，在沙俄驻库伦领事策划下，杭达多尔济等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限三多次日出境。12月1日，1队俄国兵领1批蒙古叛军包围三多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三多卫队被缴械。三多被迫取道回京。
12月16日，“大蒙古国”正式成立，奉哲布尊丹巴呼克图为“皇帝”，年号“共戴”。设内务、财政、兵、刑、外务5部，其幕后实由俄国操纵。登极礼完全仿照俄国仪节。库伦政府并雇用俄籍军官45人，教练蒙兵，武器弹药全由俄国购入。
19世纪以来，英国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以后，开始把势力伸入西藏。此时，俄国也企图控制西藏，以便与英国争夺印度次大陆。为了抵御沙俄势力的南下，必须尽快控制西藏，使之成为印度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同时，侵占西藏又可以建立向中国西部扩张的据点。
19世纪末年，英国接连武装入侵西藏，并逼迫清廷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特权，但这些条约都明确肯定中国对西藏享有完全主权，规定英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不得进占西藏领土。英国势力深入西藏后，开始在西藏上层人物中培养和扶植亲英集团，以各种手段笼络达赖、班禅，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藏汉关系。随着印中间贸易的增长，一部分靠垄断羊毛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的大贵族领主也越来越倾向英国侵略者。沙俄在西藏的活动也不甘落后，他们派出派遣布里雅特蒙古族喇嘛德里智，以学经为名打入达赖身边，于1904年7月英军侵入拉萨前，诱裹达赖打算投奔沙俄，在库伦被清政府截留。1908年奉旨往北京，在西藏亲英派影响和英方的笼络下，又转而亲英。10月，达赖和英人达成谅解，达赖保证不反英，英国也不阻止达赖返回西藏。1909年4月，达赖启程返藏。自1902年以来，清廷在西藏推行的新政，以及中央军进驻西藏的举措，引起达赖的恐惧，他指责清廷歧视藏人，并下令藏军阻截川军入藏。1910年2月，川军进抵拉萨，达赖逃往亚东英国商务官员处，请求“保护”。清廷宣布革去达赖尊号，下令通缉随同达赖叛逃的西藏地方官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达赖十三世乘驻藏川军内讧之机，在英印总督的支持下，发动军事叛乱，围攻拉萨，将全部驻藏官员和军队驱逐出境。
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也远远不止这些。
李想一阵无奈的翻白眼。
从客观看，是由于敌人力量太强。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土壤上，仍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同时，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这两股势力结合为强大的反动同盟。革命势力则缺乏经济实力，社会基础薄弱，难以与之匹敌。从主观上看，革命党人的种种弱点和失误，使它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同盟会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团结一致意志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斗志，组织涣散；它的纲领缺乏反帝反封的坚决性，在实际斗争中又向封建主义妥协，对帝国主义既害怕又抱着幻想；它没有建立一支自己的军事武装，又不敢发动和依靠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未能争取广泛的同盟军。
李想算是看明白了，再跟这个大汉奸扯下去，他会忍不住挥拳头砸下去，打得他满地找牙！
王精卫和他敷衍两句后，便向章太炎和宋教仁搭讪，没再理他，而他亦乐得耳根清净，松下一口气，捏紧打人的拳头终于松开，游目四顾。
此时黄兴还以为李想已经被他们说服，欣然举杯，朝着四方宾客朗声道：“今天，难得各位贵宾大驾光临，其中更不乏远自千里而来的好友，令黄某人备受荣宠，谨借一杯水酒，聊表敬谢各位的心意。”
众人纷纷起立回敬，气氛登时热烈起来，恭维与斗酒之声不绝于耳，好一会后众人才稍稍平息。
黄兴哈哈一笑道：“在宴会正式开始前，黄某人先送给各位贵宾一点惊喜，有请恩晓峰小姐。”
众人一齐哗然叫好声中，乐队起劲地吹奏起来，厅内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
李大帅突然来了精神，目射奇光，聚精会神的等待这坤角名伶出场献艺。
第二百九十五章 文学之最上乘
恩晓峰甫一登场，登时令大厅里好几个美女也失去点颜色。
整个大厅的美女也不少，有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黄兴夫人徐佩萱，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大姐”唐群英，同盟会的武林高手蔡蕙，著名的才女汤国梨，女子北伐队未成年美少女战士严珊珊，曾担任孙中山保镖的尹锐志、尹维峻姐妹。
若论容光艳态，众女是各有特色，有风情万种的熟女，有青春花季的少女，有才高八斗的才女，有英姿飒爽的侠女，春花秋月，颇难判别高下，可是恩晓峰那种别具一格的风韵仪态，却把诸女比了下去。
她虽然唱须生很有名，但显然比较擅长哀怨缠绵的戏曲，所以今次演唱雄壮豪迈的《七律·革命军占领南京》，虽仍是非常出色动听，李想总觉得稍逊于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于魁智的表演。因为只是唱个小曲，她没有扮上戏服，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唱出来，李想总觉得这首雄壮的歌曲染上了脂粉，怎么看都是娘娘腔。
不过自她开腔后，大厅中几乎人人听得如痴如醉。神情最投入的是王精卫，差点便要闻歌起舞的样儿。黄兴和宋教仁虽全神聆听，却仍是神态从容冷静。其它人则形神不一，但都为恩晓峰简直如天簌仙音的曲艺与优美妙曼的舞姿而动容，杨梅都督陈其美更是目射奇光，似恨不得骨嘟一声把这活色生香的红伶一口吞掉。
恩晓峰那对勾魂摄魄的剪水双瞳，配合着身段表情滴溜溜的转动，不住朝大家扫去，弄得把持力稍弱的年青一辈更是神魂颠倒。一曲既罢，立时掌声如雷，采声震耳。
余音仍是萦耳不去之际，黄兴亲自迎迓，把恩晓峰送至李想身旁。黄兴向李想打了个暧昧的眼色，笑道：“李大帅，恩晓峰小姐可是非常仰慕你，特别喜欢你的《长亭外》，今天更是演唱的你写的《七律》，你可要给我好好照顾她。”
这么一说，羡慕加嫉妒的目光全部投射过来。在这个大厅里，才子绝对不少，章太炎，王精卫等，以及黄兴本人都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每个人也都有传世的名篇。现在竟然被这个后起的疯子大帅李想，凭着一曲一诗拔下头筹，当然很江南名下士不服气，可又不得不承认，李疯子的诗词文章是必定传世之大作。
其中，原本是清末民初最耀眼的明星人物王精卫最不是滋味，以前，他是所有热血青年的偶像，但是自从这个李想横空出世，几个月的时间，青年们的偶像已经变成了李想！刺摄政王虽然够轰动，但是比起参加首义，打北洋，驱洋人的李想就差了一大截，“引刀成一快”，比起他的“不可沽名学霸王”，气势上差的更是遥远，而且这个李想也是相貌堂堂，额头上的一道疤痕更添男人味。从各方面比拼，王精卫都完败，怎能不使他吃味？
黄兴介绍过后，王精卫便视李想如无物般向恩晓峰不停口地赞美她的色艺。
李想虽含笑瞧着恩晓峰，却丝毫没有急色之态，风度极佳。
不知是恩晓峰的原因，大厅大半女宾都围笼过来，而章太炎等人自恃身份的没有往这里靠。
黄兴酒量极佳，来者不拒，气氛转入高朝。
李想正真东张西望，灵秀精灵的未成年美少女严珊珊眼珠一转，凑近他道：“你刚才为何对恩晓峰的演唱漫不经心呢？是嫌她唱得不好？”
李想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女儿幽香，呆了一呆，稍稍退开一步，始知这个同样一身娇好的军装，精灵古怪的小妹妹一直在留心自己，有点尴尬的道：“我这首歌的调子必需要是关西大汉才唱得出韵味，这样一个娇滴滴美人儿，看了总觉得怪异。”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严珊珊悠然神往，一脸沉醉，突然睁圆了杏眼，气鼓鼓的瞪着李想，“你是在歧视我们女子？”
李想好笑的看着愤怒的嗔怒不已的小妹妹，笑道：“你也太敏感了，男人和女人的音色本来就有区别。这怎么能说是歧视？”
那边的恩晓峰也终找到和李想说话的机会，微笑说道：“李帅说得没有错，这首七律豪放雄壮，有不逊于汉高祖《大风歌》的气势。我今天抱着试一试心思，果然还是唱不出诗中磅礴的气势，或许只有我的恩师可以挑战一下。”
李想想不到她如此坦白，对她好感大增，微一点头。然后发觉张竹君，徐佩萱，唐群英，蔡蕙，汤国梨，尹锐志，尹维峻都紧盯着他们。
王精卫看了，更加卖力地向恩晓峰表现他的才情，又把恩晓峰的注意力拉过来。不过他确是博学多才，从传统的经文、词文、诗、书、赋等到乐舞、戏曲、酒令伎艺，以至乎西洋诗歌的创作，欧洲文艺的复兴，英国莎士比亚歌剧的发展，中西文化，随手拈来，均说得生动入微而有见地。
李想虽对未来大汉奸心存敌意，如他与袁世凯有密切的关系，亦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识见可稳作自己的师公，李想完全靠抄袭的红太阳诗词充门面。
更令他惊异的是恩晓峰在对答上一点不逊色于对方，显示出她在各方面的识见均不下于这大名鼎鼎的王精卫，又有意无意把问题带出，让席上各女士参加讨论，令周围气氛更为炽烈。
李想却半句话都插不上口，他肚子里的货色真的不多。
娇俏的严珊珊较少发言，只是不时拿俏目来瞧李想，看得他颇为不自在。只要想到她未成年，李想就没了兴趣。
此时王精卫正畅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虽然和梁启超是老对手，报纸上骂战了好几年，但是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他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在文学界自有其地位。排除革命立场，他还是很佩服梁启超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告小说家》等文章中。这些文章着重阐述了小说文学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与小说创作的指导原则等问题。
只听王精卫道：“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中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上乘，即上品。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具有打破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进步意义。历代的文人都轻视小说而重视诗文。如唐代传奇小说是文言小说的高峰，可是唐代文学家却轻视它。因此，唐代文学家在自己编的文集中没有收进传奇小说。这种轻视小说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但是，梁启超一反传统观念，把小说列入文学殿堂的最高位置，体现了一种革新和开拓精神。梁启超之所以认‘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他是根据所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道，即支配人的心理，可以起到‘移人’的作用。‘移人’即用形象感染人。按梁启超的说法，小说能够对人产生‘熏’、‘浸’、‘刺’、‘提’的作用，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大致上也就是感染、沉浸、刺激、诱发等四种作用。梁启超指出小说在‘移人’方面，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有两个长处：一是小说能在‘现境界’之外，导人游于‘他境界’；二是小说能对人‘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和盘托出。据此，梁启超还将体现了第一个长处的小说，即描写‘他境界’的小说，称为‘理想派’小说；体现了第二个长处的小说，即描写‘现境界’的小说，称为‘写实派小说’。梁启超所说的两种小说，相当于西方所说的浪漫主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
恩晓峰黛眉轻蹙地道：“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我可不认同。”
李想心中暗笑，看来恩晓峰虽然是个旗人，但是对这个保皇派也没什么好感。
对于梁启超小说思想的弊端，一直作为对手的王精卫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潇洒一笑，道：“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指出当时提倡小说的目的，在于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诲盗诲淫诸体可比。在《绣像小说》创作时，他在所写的《编印〈绣像小说〉缘起》里说得更具体，即‘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小说的立意，要无一非裨国利民。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中，解释人们为什么爱读小说的时候，他谈到小说能超越于现境界，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能对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哀乐怨怒恋骇忧惭‘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使人们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这和传统的，习惯的说法浅而易解，而乐多趣相比，显然高明。梁启超这样为小说确定反映生活，认识生活的特性，绝对是使人耳目一新之论。梁启超还要求小说作者应热情地对待生活，了解生活和参与生活。他认为作家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他常对他人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梁启超认为文字必须通俗化，这样小说就更有感染力。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来由。’他写《小说丛话》时又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二者也。’虽然，上述梁启超发表的小说理论蒙上了保皇派的色彩，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借鉴意义的意见。”
王精卫说到这里，不怀好意的看了一眼傻傻听着插不进话头的李想，说道，“李大帅对梁启超的小说思想又有甚么高见呢？”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李想身上，皆因自开始谈文论艺后，他便像变了个哑巴般，没作半声，实在不像写出《七律·革命军占领南京》这样传世名篇的大文豪。
从正面来说，在梁启超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就指出，欧美及日本各国的进步，都得益于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同意英国名士的说法，尊称“小说为国民之魂”。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有鉴于此，因此，他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目新小说始”。
从反面来说，他又认为“吾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在于旧小说。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日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甚至认为“举国皆荆棘者，日惟小说之故”，“论陷京国，启召外戎，日惟小说之故”。
显然，他把中国人或者说国民中的一切坏思想，坏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旧小说所造成的了。梁启超的这种小说的社会作用理论，存在着两种片面性：
其一，从文学内部的关系来说，对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他强调小说要革新、小说界要革命，但他忽视了对小说传统的借鉴与继承。他对旧小说的思想内容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看成都是“陷溺人群”的东西。如他从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出发，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这显然是错误的。
其二，从文学的外部关系来说，梁启超对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也存在着片面性。文学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照理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而梁启超却认为是文艺先行，政治后变。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他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这不仅是颠倒了政治与小说的先后关系，而且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先后关系。
他还在《告小说家》一文中说：“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这种小说决定社会意识的小说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
梁启超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在当时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具有消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的现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消极作用在于他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似乎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造中国的社会，不需要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只须写一些新小说进行宣传，就可出现新政治、新社会。这种消极面，只不过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性。
可是这方方面面，李想屁都不知道，他怎么接口？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
第二百九十六章 最高意境
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微笑道：“我对小说是门外汉，那会有什么卓论高见。我只知道小说也是文学的一部分，小说应该是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