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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城市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我顽固地喜欢着秋天，天总是那么蓝、那么高，舒缓的空气中微微带有些寒意，红黄相间的树叶在碧蓝天色的映衬下显得是那般的美丽。午后的阳光从我的窗口斜射进来，四周寂静无声，起身替自己泡上一杯清茶，房间里氤氲着茶的清香，思绪与茶的雾气一道升腾……每次打开电脑想留下些文字，思绪总是很混乱，这让我总是怀疑自己能否做好目前的工作。怀疑归怀疑，心里却又总是有着倾诉的欲望和冲动，也就只好不管这些怀疑的做了下去，但求无愧于心
吧！
在一所不知名的地方大学任教时，课后我总喜欢跟我的学生们聊聊天，也有很多学生经常到我的房间来找我神侃，我跟其中的许多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与朋友们聊天的主要话题都是关于文学和历史，当然，聊天中也少不了一些年轻人的风花雪月的故事。在与学生和朋友们的谈论中，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历史都是一些宏大的场面、事件，他们所关注的历史也都是有关历史事件的起因、进程、后果等宏的东西，而在历史事件中个人的面目于他们是模糊的，也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除了某些历史事件中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看来，历史表现为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事件的链条，体现为一种合规律的、合目的的必然性进程。有一次我偶然向学生们提起一首有名的抗战歌曲，学生们竟然都不知道。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不值一提，抗战中值得谈论的就只有政治家的纵横捭阖和中国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当然我没有责备我的学生，事实上他们所能见到的大部分的历史都是这样，他们对历史有这些的理解当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我的中学时代，甚至是大学时代，我所看到的或者是老师所教给我的不同样是这些东西吗？然而，这一切却又促使我进行思考：我们的历史能不能有其他的写法？可不可以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历史？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人的历史中的命运，个人面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喜怒哀乐，个人被历史所裹挟的人生轨迹等等往往被宏大的叙事所遮蔽，历史写作者的凸现某一历史法则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对其他许多东西的遮蔽。而在我看来，被历史遮蔽的东西往往比它所凸现的东西要多得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便有可能也更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历史，以凸现被其他历史写作所遮蔽的内容。在我的印象中，宏大的历史往往是严肃的、学理的，当然也是与日常生活、个人情感等相隔绝的，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一种更有血有肉的，关注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情感，关注个人日常生活内容的历史呢？为什么历史写作就不能更温暖些、更关乎个人，更生活化呢？有很多历史写作者对日常生活之类的小事件往往不屑一顾，认为这些小事件在历史中根本不值一提，对这种观念我很是怀疑。
出于以上的思考，我并没有打算在我的写作中又做一个宏大的历史叙述，或做成一个严谨的学术著作，如果有朋友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考量我的写作，恐怕我会让你很失望。我甚至也没有打算做成一部知识分子抗战史，我只是将抗战作为我写作中的一个大背景，我真正关心的是知识分子个体在这种背景下的生活、心态还有他们的选择。换言之，我的写作在于描述抗日战争全国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众生相，在于讲述中国各色知识分子面临空前变局时的心态和选择。在本书的写作中，我选择了胡适、梁漱溟、陈寅恪等十一位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在学界也很有声誉的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讲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生活故事，他们在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历史时期的信念、情感、抗争和困窘。在选择人物作为我的叙述对象时，我力求避免个人视野的偏狭，尽量做到所选择的人物涵盖当时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并试图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生活际遇、政治信念以及人生选择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来展示风云际会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多彩而又引人深思的生活图景。对于笔下的人物，我并不强调他们在民族面临危亡时的壮怀激烈和热血沸腾，也并不一味强调他们的政治表现，我只是把他们当成生活中的一个个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忠实地记录他们置身于那样一个时代的生活细节，讲述他们在一个非常时期的喜怒哀乐，展示他们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矛盾和困惑。
在写作中，我以叙述为主，夹以议论，并尽量避免文字的僵硬和学理，追求文字的通俗和生动，注重可读性。我刻意抛开了宏大历史叙事常见的学术化和客观性，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的〃旁观者〃，我真诚地将我自己的情感投入到我笔下的人物之中，让我自己与他们一起悲哀，一起欢乐，真诚地理解着他们的矛盾和困惑。在时间限定上，本文主要叙述的是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生活，但并不严格，偶尔也做一些向前追溯、向后勾连的工作。请注意，我的写作重视可读性，但绝对不等于〃野史〃或〃传奇〃，对时下盛行的〃戏说〃之风和种种的〃故事新编〃，我并不认可。在写作中，我力求做到可读性和严谨性并重，不猎奇，不虚饰，有血性，见性情。我不是历史的审判者，而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历史的叙述者，力求做到言必有据，以史料为基础，既要做到叙述的严谨和丰富，又要做到不板着面孔说教。说真话，说自己的话，不自欺，更不欺世。
在写作中我时常被我笔下的那些人所感动着，他们在那段时间里的生活不断拨动着我的情愫，或欢乐、或悲哀、或同情、或疑惑……当我独坐在寂静的夜，他们的影子便不期而至，他们或深邃、或浅白、或激越、来平淡、或持重、或狷狂，是那样的鲜活。有时我很怀疑语言的力量，语言似乎永远无法真正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在生活面前，文字永远是那样的苍白，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用文字靠近历史的可能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想必在这一句话中一定包含了孔子许多无可名状的无奈。事已过，人已逝，往事和故人都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一切在我们的记忆中变得遥远、淡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悠悠历史，繁华落尽，太息幽幽。但我同时又希望我们能从历史中读到些什么，我们的民族是个太喜欢遗忘的民族，我拒绝遗忘，这也算是本书的一个小小心愿吧！
2006年11月于武大枫园
胡适：〃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的酒会上，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辞世。台湾当局为胡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往吊唁，亲书挽联一副，辞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另有一挽联，辞曰：〃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对于胡适一生复杂的思想和经历，此二联是比较切合的概括。胡适是典型的关怀型知识分子，尽管他自美国归国后，曾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他关怀式的学者姿态，却使他忍不住从书斋走出来。30年代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劝他潜心治学，不要做一个〃好事者〃，胡适在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行为立场，〃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教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褥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从中亦可看出胡适与周作人的精神差异，而这也决定了二人在抗战时期的不同人生抉择。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拉开序幕。为了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蒋介石想让在英美等国有良好声望的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他很书生气地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直到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奉命成行。1937年9月8日，胡适乘船西上汉口，途中，他用〃藏晖〃的化名和商人的口气，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隐喻托说自己将赴之使命说：〃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就胡适个人的志趣而言，他宁愿从事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但为国为民计，他只得暂离学术。胡适此时的心理状态他自己曾经有过流露。1938年10月31日，胡适曾将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友人陈光甫（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时在美国负责向美借款事宜），照片后有自题诗，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后来他在此诗后面加一短跋：〃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一点战时的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一、〃和比战难百倍〃
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胡适的态度一直比较悲观，而他对中日局势的看法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由避战求和走向苦撑待变。在胡适看来，中日间的国力差别甚大，尤其是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优劣太过明显，〃中国军队完全是太古式的军队〃，〃遇着现代式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庶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由此思路出发，胡适认为中国应尽力〃避战求和〃，走〃外交路线〃，〃准备好了再打〃。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信罗隆基，提出了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我的第二方案是从反面着想，另定四年的计划。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忍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于一战。〃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也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项：一、我们如何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息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期胡适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
胡适忍辱避战思想的上溯时间很长，1915年，胡适留学美国时，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国内学界反对袁世凯屈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抗议运动风起云涌，海外学子热烈响应，胡的同窗好友也纷纷卷入，主张对日作战，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颇招物议。为此，胡适在《中国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地毁灭、毁灭和再毁灭。〃胡适认为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便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的态度被当时的留学生们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就连后来，胡适的〃我的小朋友〃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也评价说：〃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他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忍辱避战的基本理路在于实力的考量，而非对国事的冷漠，但青年胡适的理性精神达到如此程度，却又让人不由心生感慨，热血的年青人非要理性到如此程度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入敌手。得此消息，尽管胡适也是悲愤不已，但他还是反对抗战，主战与日和谈。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九一八〃以后，胡适宣扬甘地式不合作主义，反对对日作战和对日绝交，主张中国政府应该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直接交涉东三省问题和善后，避免战争扩大。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读者（徐炳昶）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如何？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公开信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发，大家询问胡适对时局的意见，胡认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7月20日，胡适在庐山还在大谈教育问题，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绝，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此大任。〃7月31日中午，胡适赴蒋介石邀宴，蒋介石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之。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临别时却对蒋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事后他说：〃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由于胡适在对日关系上的主和立场，使他在当时以及事后都饱受非议。但是，对于胡适的主和主张，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理解，不要把事情绝对化，认为在抗战期间凡是主和的就一定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或者是胆小怯懦的投降派。胡适的避战求和主张，其中当然带有胡适的书生气，但其中也不乏实力的考虑和理性的态度，对此，我们也可以见仁见智。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认清的是：尽管胡适主张对日和谈，但他的和平主张并不是一味的妥协和退让，尤其反对无条件的议和。胡适曾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中评论说：〃……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胡适的和平主张当然更不是出自于胆小怯懦，1935年6月，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总算做了一点良心上无愧做的事，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我决定不走开。〃
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胡适当时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主张竟然是两面不讨好。在国内，胡适的主和立场在群情激昂中自是饱受非议；而日本的民众和媒体也对胡适没有什么好印象，日本媒体经常对胡适冠以的头衔是〃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这类头衔恰恰与国内对胡适的印象相反。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日本方面对胡适的态度。据天津《大公报》译载，1936年7月，胡适赴美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途中经过日本。对于胡适这样一位具有很高声誉的学者，日本学术界无论是出于真诚的尊重还是出于礼貌，都应有人前往迎接。但胡适踏上日本列岛的那一天，日本全国竟没有一个人前去迎接（天津《大公报》7月29日译载）。对比周作人到日本的受欢迎盛况，胡适的日本之行显得是多么的冷清。厚此薄彼，我们当然不能从两人学术能力和学术地位的高下方面去理解。事虽小，但能明理。
委曲求全，〃全〃不可存，忍辱求和，然〃和〃不可得。中日之间的局势越来越恶化，胡适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设想也注定只是书生之见和他的一厢情愿。1937年7月31日，胡适在给蒋廷黻的回信中，谈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已经没有了避战的资格，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思想开始出现变化。在信中，他说：〃今日政府比廿四年（1935）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更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1948年l月l2日，胡适在此信后加了一个注：〃此信似未寄出。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胡适的和平幻梦彻底破灭。至9月初，胡适审察世界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由避战求和走向了苦撑待变。
1938年7月30日在伦敦，胡适曾给傅斯年一信，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8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大部分论国际形势。廷黻前有信来，其意似欲令孔肩负和议。此事是妄想。我故有长电，说我〃六载主和，然十个月来观察国际形势，深信和比战更难万倍……故我唯有咬牙苦撑。〃〃10月20日，他又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11月3日，胡适复翁咏霓电：〃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伏更是误国。〃12月29日，胡适又在病床上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其中说：〃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