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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间放零碎东西的工具室。休·温特博恩的办公室就在隔壁。空间问题是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长期不和所造成的后果。战争结束时，曾拟定了一个成立情报部门的联合办公楼的方案，让两个部门合用，并在霍斯费里路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盖楼的地点。但是多年来，两个部门的一个工作小组为如何具体分配办公空间争吵不休。由于金·菲尔比事件，军情五处暗自抱怨说不能相信军情六处。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都未能得到解决，直到军情六处后来搬到泰晤士河对面他们自己的办公楼——世纪大厦，事情才算了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厅在这种空间分配上的优柔寡断，说明了它在处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头脑。七十年代以前，情况还是不见有多少好转。到了七十年代，军情五处才说服了财政部拨款，让它搬到专门的、永久性的总部——柯曾大厦。在搬到柯曾大厦之前，办公室空间的拥挤问题只得靠短期租借房间来解决。最先租借的房子是在柯克街，它是C 处在五十年代最热闹的中心。接着莫尔伯勒街的一幢办公大楼又成了六十年代的反间谍中心。我们如果要查阅机密文件，就得穿过索霍市场，那里有跑江湖的、卖花的，还有腐烂的蔬菜叶。这种安排也许很适宜，但却不切实际。
在五十年代，军情五处好像被战争时期就沉积下来的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着，整个组织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哈维希姆小姐。战争期间，各界名流都倾慕她，但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名流们又唾弃她。他们纷纷跑到外面世界去寻求新的天地，弃下军情五处，使之陷入黑暗的大地里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而很少与白厅的其它部门发生联系。
这种气氛使我想起一所小小的公立学校。军情五处的局长和副局长整天被阿谀谄媚包围着， 犹如学校的老师受到学生们的奉承一样， 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先生”。军情五处的这种风气，滋生和造就了一批奇特而放肆的人物。这里的男男女女都醉心于情报工作这场伟大的游戏，以致他们全然不屑于它的渺小，从而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令人人迷的事业来。
从表面上看，军情五处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与色彩，但却陈旧。每逢举办一年一度的球类比赛时，就停止办公。军情五处在比赛场地附近的贵族酒馆里还有一小块非正式的小天地。每天早上，高级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要花上半个小时来做《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那些扰频电话在通常情况下是被用来传递西方世界的最高机密的，此时此刻却被官员们用来把稀奇古怪的、编成暗语形式的问题从一个办公室传递到另一个办公室。
譬如：“我的左臀部出了毛病”，意思是“我猜不着左角最末一行第七个字是什么”；“我的右胸空荡荡的”，意思是“中间横着的第十二个字是什么？”考特尼·扬是安全局首屈一指的填字游戏大王，他在五十年代是反苏联间谍科（D 处一科）的科长。他总是说，用铅笔来做这种游戏实在太简单了，应该用脑子来做。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的窍门，终于我再也经不住这种诱惑，向他发出挑战。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答案都填上了。结果，连续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得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请他喝酒，他乐得不可收拾。
军情五处的中枢神经是档案室。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整个底楼全是它的地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伦敦老家遭受轰炸时文件丢失或损坏，档案室被迁往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里，可是这次迁移是一次失策。不到一年，监狱被炸了，许多文件被大火化为灰烬。抢救出来的那些文件被保存在防潮的聚乙烯袋子里。六十年代时，我们在研究三十年代扩编时期的这段历史时，常常要查阅一些战前的文件档案。这下可真劳神啦，对付那一页页烧焦的纸，你非得用镊子和木刮刀不可。
在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这场灾难之后，军情五处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以保万全的档案室。戴维·皮特里爵士在战争时期的代理人是哈克准将，这是个理想的行政助手。他从商业系统聘了一个名叫哈罗德·波特的专家，让他重新组建档案室。选择波特来干这事算是选对了人。波特头脑灵活，思路清晰，哪怕是在战乱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有条不紊。
一九五五年时，波特快退休了，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到处转。档案室位于中央大厅，存放着主要文件和文件索引。中央大厅周围的房间里存放着其他的专门卡片索引。所有文件和索引的复制件全是用微型胶卷翻拍的，并保存在切尔特汉姆军情五处的仓库里。这些仓库附有特别保护设施，以免再次发生沃姆伍德监狱那样的灾难。波特的办公室在档案室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非常整洁而有条理。
“你一定要保证迅速归还你借阅的文件，听见了，彼得？你别跟有些家伙学，我不愿跟在后面催你。”
波特其实应该是一个和气善良的小镇图书馆馆长。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我后来成了不受档案室欢迎的许多赖皮当中的一员，常常积压一大堆文件不还。但是，我与米莉森特·巴戈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巴戈特是F 处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姑娘，她监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好几十年了。我总认为，她很像约翰·勒卡里笔下的女主人公康妮。她有点神经质，但对事实和档案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波特和他在档案室的接班人对收回米莉森特借走的文件全然不抱幻想。每次在F 处索取一大叠文件之后，波特便会喃喃自语：“我只希望在她退休后能收回文件。”
档案室这个地方总使我感到新鲜好奇。这里使我内心充满了期望，一旦置身于这些纸堆里，我就按捺不住地想在里面寻找蛛丝马迹。波特告诉了我关于借阅和归还文件的手续，以便看出文件是否已被借出或处理过。他设计了一种文件档案管理系统，每份材料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所有的文件和附件都放在右边，索引和备忘录则放在左边，这样可以便于快速查找。
整个系统是以精确而严密的分类为前提的。官员要把文件归档时，必须经过波特手下的办事员的同意。有些借阅文件的官员由于其要求提得笼统而被拒之门外。借阅文件时，需填写借阅申请单。这些申请都要求被记录下来。如果对某个人的档案进行查询在两次以上，那就自然要为这个人单独建立一份档案。档案室的文件分为三种基本类别。第一类是人物档案，或称人档。浅黄色封面，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安全局时，大约有二百万份个人档案。这个数目一直稳定地保持着，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学生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个数目才开始有所上升。第二类是专题档案，或称组织档案，譬如关于英国共产党的档案。专题档案常常分为若干本，与人物档案相互参照。第三类是目录档案，是蛋青色的封面，一般收入从某项案子中收集到的而又不易于收入前两种类型的档案范围内的材料。此外，还有一种所谓的“Y 箱”，它主要用来把特别机密的文件与一般性文件区别开来。例如，所有间谍嫌疑分子的档案都属于“Y 箱”，大多数叛逃者的档案也属于这一类。一般官员要借阅“Y 箱”中的材料，必须得到主管该材料的官员的批准，有时甚至经过局长亲自批准。
“文件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波特告诉我，同时又警告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高级官员的书面批准，不得从档案里抽出文件。每一个官员，从他开始参加工作那一天起，就被反复灌输要把文件档案视若神明的思想。
查找文件是用卡片索引。波特发明了一套机械检索方法：每一张卡片都穿了一系列的孔，不同类型的档案卡片打上不同的孔，查找某种档案时，只要抽出这类档案相应的导卡即可。譬如，你要查找一个曾用过好几个化名的俄国特工人员的档案，你只要找出导卡就行了。导卡排在相应的系列子卡的最前面，用卡片杆把它们穿起来，这样就可以任意用手查找。这种方式很陈旧，虽然也能奏效，但却充分说明了军情五处对实现计算机检索完全不重视，尽管这早就应该被采用。
档案室的中央大厅是个常年忙碌的地方。手推车来回不断地把文件从档案室的架子上运送到专门的电梯上。这些小推车都是在轨道上滑动的，以便迅速地把文件送到楼上的办案人员手里。F处在二楼，E处在三楼，D处在四楼和五楼，A处在六楼。档案室雇用了许多的年轻姑娘来从事楼里大量的文件收发工作，包括分类、核对和归档等。这些被称为“档案女神”的姑娘是凯尔当处长时，从贵族家庭或军情五处官员的家庭里招聘来的。凯尔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就是对她们最可靠的审查。这些涉世不深的少女们，既漂亮又富有。因此安全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同她们结为伉俪。她们在档案室的工作时间一般都没有超过九个月，因此这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档案女神在她进入档案室的第九个月，便是她怀孕的时间。
七十年代初，档案室的人手问题已成为军情五处的一个大难题。当时已有三百多个姑娘，随着文件的增多，仍需要不断招聘工作人员。公开招聘是不可能的。要招到符合这类条件的姑娘进来工作，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对她们逐个地进行审查。至少有一次，共产党设法让一个姑娘混进了档案室，但她很快就被发现了，档案室不动声色地把她解雇了。促使军情五处最终同意搞计算机检索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件事，而不是因为日益老化的档案制度本身。
档案室下面有许多地下室，主要用来当储藏室和工作间。莱斯利·贾格尔是这里的负责人，在A 处二科休·温特博恩的手下工作，曾是卡明有名的熟人之一，他身材魁梧，肩宽胸阔。他跟卡明在步枪旅一起服役时，就是个陆军少校。他总是穿着一身殡葬员的黑色工作服。
贾格尔是军情五处的勤杂技术人员，我加入军情五处，他肯定会有些顾虑，可他从来没有流露过，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贾格尔身怀许多绝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撬锁技术。我刚开始受训时，曾听过他在撬锁工作间里为军情五处和六处举办的正规讲座。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我，军情五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英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贾格尔向我解释说。我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贾格尔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贾格尔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最难撬开。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根本不可能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贾格尔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我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贾格尔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我们大家被他的话逗乐了。
莱斯利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总是不透露一丝口风。多年来，我一直带着他为我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你随时都要带上你的警察证件。”他第一次把铁丝交给我时就这样对我说。他指出，我携带这些盗窃工具是违法的。
“总不能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或花园里的窃贼吧？”我说。
他由衷地笑着，大步走回地下室去了。
第五章
上完撬锁课几天以后，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行动。
“又要准备清查第三个人了，”休·温特博恩说，“军情六处正在审问他们的一个官员，那家伙叫菲尔比。他们要我们提供话筒。”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去的时候，在匆忙中见过金·菲尔比。当时我正在卡明的办公室里，同卡明商量布伦德里特安排的工作。菲尔比在门口探头张望，旋即他对打扰我们表示歉意。
“没关系，进来，金，”卡明以他常有的热情对菲尔比说，“这里有个人你应该认识一下。”
卡明向他介绍说，我是刚刚任命的特聘技术顾问。菲尔比热情地跟我握手。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看上去却仍然很年轻。
“啊，对了，”他说，“那是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我想美国人对它很感兴趣。”
我很快就喜欢菲尔比了。他潇洒而有风度，并且和我有着同样的不幸——说话结结巴巴。他刚被军情六处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正到大楼来向他在军情五处的朋友们道别，并想在他动身前从他们那里得到各方面的情况。菲尔比在战争期间与军情五处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军情六处少数惹麻烦的官员之一。当时他来找卡明道别，似乎正是他那种勤奋作风的典型表现。后来才弄清楚，他来大楼的真正动机。菲尔比旁敲侧击地问我关于技术方面的设想。我向他解释说，情报部门应当开始像科学家研究某个课题一样研究俄国人，把俄国人作为用实验手段来进行研究的对象。
“实验做得愈多，你懂得的东西就愈多，即使是事与愿违，也没有关系。”我说。
“可经费问题你怎么解决？”菲尔比问我。
我辩解说，战争告诉了我们科学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新型仪器，也能解决情报上的问题。当然，有些仪器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以新的方法来使用现有的材料。
“搞运筹学， ” 我说，我指的是大战期间在海军搞的第一次反潜研究项目，“那就使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科学家所做的就是更有效地使用海军所有的设备。”
菲尔比似乎对此深抱怀疑，但他还是说等他到了华盛顿以后，在斟酌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时不会忘记我的这些设想。
“我回来后一定来看望你，看你搞得怎么样了。”他谦和地笑着说，随即离去了。
两年以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变了。过了一段时间，卡明才提及这件事。一九五四年，我从卡明和温特博恩那里知道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知道那个暗示过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两个叛徒的“第三个人”有可能就是菲尔比，他的嫌疑最大。一九五五年，军情六处很不情愿地把他解聘了，尽管他什么也没有承认。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加入军情五处三个星期以后，人们等待已久的关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的白皮书终于发布了。报界对此作了许多失真的报道，一时间菲尔比的名字在“舰队大街”被弄得人人皆知。公开辩论此案只不过是时间早迟而已。
到了十月，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得到通知，说“第三个人”的事有可能在下院复会后被提出来，外交大臣不得不对菲尔比的情况发表声明。军情六处奉命起草一份案情报告，并再次传讯菲尔比。他们轮流到安全局的A 处二科来，要求提供用于这次传讯的录音设备。
温特博恩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斯隆广场附近军情六处的安全室，菲尔比将在这里受审。军情六处选的这个房间里只有几件家具：一张饰有图案的沙发，一张小桌子，桌子四周有几把椅子，靠墙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餐具柜，柜顶上有一部电话。
要尽可能地获得高质量的录音效果，这一点很重要。鉴于此，我们决定采用质量过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话筒。如果不是高级话筒，从听筒里传出的讲话声就不清楚。菲尔比将坐在壁炉旁边，我们打开那里的一块楼板，把话筒装在楼板下面。我们还装了一个放大器，以便把话筒的信号反馈给一个电话听筒，再由邮局把电话信号反馈给莱肯菲尔德大楼。
译报中心隐蔽在军情五处职员食堂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没有标记的门后面。凡是进这个门的官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门旁有一个电铃和一道铁栅。休·温特博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自动锁咔嚓一声打开了。进门正对着的是一道小门，它通向一间宽大的正方形房间。邮局的工作人员正在里面做记录。材料一旦记录下来，邮局就把它交给军情五处的整理人员。军情五处监听邮局的电话是违法的（尽管这种情况不常有，特别是让我和温特博恩来干这样的事。只有在不得已、事关重大的时刻才可以这样做）。电话监听到的东西记录在录音电话机上，话筒线路上来的信号记录在留声唱片上。这个房间是军情五处的“通天塔”。所有记录下来的东西都要送到中央走廊旁边的那些小房间里去整理。
译报中心由伊芙琳·格莱斯特负责。她是一个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