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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查看了他的战时档案。他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里被称为“无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国的“维诺纳”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苏联操纵着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内部的一帮间谍。但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试着把埃利斯和每一个代号对号，也始终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
我进一步回溯到战前时期，搜寻埃利斯和苏联来往的更确切的线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战前时期，把它作为D 处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读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的自传《我们的自己人》。这本书写了她作为卢德维克·普里茨基妻子的生活经历。卢德维克·普里茨基也叫伊格纳斯·顿斯，是“伟大的非法者”集团中的一员。他曾在苏联格鲁乌四局的指挥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过，在他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且叛逃后被暗杀。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时用的是英文译本，但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译本上没有出现的一段很不寻常的叙述。伊丽莎白·普里茨基说，在二十年代末期，卢德维克有一个位居英国情报部门上层的间谍。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访普里茨基夫人。这位相当厉害的夫人，对关于她丈夫过去事情的回忆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且，对所有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心存怀疑。我绕着圈子说了一通之后，提起了她书中的那一段话。我壮着胆试探地说，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大概这个间谍是菲尔比吧？她变得相当恼火，吵吵嚷嚷地说我无知。
“那不是菲尔比，”她急促不安地说，“卢德维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间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挥过这个间谍，那时菲尔比还在军校念书呢！”
“你能认出这个人吗？”我问道，掩饰着我的兴奋。
她开始推诿。她对我说，她现在仍然忠实于“自己人”，决不会告密。
“哦不，”我告诉她，“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了解这事只是为了充实档案。”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二十张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张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认识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她对我说，“但我肯定这是个熟人。”
我乘公共汽车离开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见一个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兰人亨利·皮克的遗漏。亨利·皮克曾以一个苏联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动，战前在英国招募了几个间谍，其中包括在英国外交部担任译电员的约翰·赫伯特·金。伊丽莎白·普里茨基提议我去拜访皮克太太，或许皮克太太能对她挑选出来的照片提供一点新情况。皮克太太同普里茨基太太属于同一类型，并且显然对我的仓促来访已有戒备。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绝说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条线索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在她的书中谈到理查德·佐尔格在二十年代末到达英国的情况。佐尔格是苏联“非法者”的一个重要人物。二次大战期间，他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间谍网，那次去英国的使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她告诉我，她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并且明显地试图阻止我去访问佐尔格的遗蠕克里斯蒂娜。她住在纽约附近一所女子学校里。我打电报给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史蒂芬·莫布雷，请他去拜访这位太太。
克里斯蒂娜·佐尔格虽给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后的一块，但却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画面。她确实记得佐尔格的使命，说他是去同一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会面的，虽然她对这个间谍的身份一无所知。她回忆起了一个片断——一次在伦敦的一个街角的会面。她同里基一起去和那个间谍会面，但是里基让她远远地站在后面掩护他，以免遇上麻烦。那么她能不能认出这个人呢？史蒂芬问她。她曾见过这个人，但没有看得很清楚。他给了她那些照片。
“这个人看上去眼熟，”她说，“但我不能断定，毕竟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
这张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后，我们审讯了埃利斯。他已经老了，声称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温和的方式进行这次审讯。好几天，埃利斯否认一切，大吵大闹，指责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事间的嫉妒。但是，当我们拿出证据——德国情报局官员的报告和窃听电话和训诫章程时，他懵掉了。
星期五午后，他回到了设在老国防部地下室、被称为055 号房间的审讯室，手里拿着一份打好的文件。它类似于一份供词。他声称他是早年在军情六处供职时被卷进去的，他当时在既没有受训又没有钱的情况下给派出去干外勤的。为能够得到更多的情报作为交换，他开始向他的姻兄，也就是他的代理人齐兰斯基提供关于军情六处工作计划的零碎消息。而齐兰斯基同冯·彼得洛夫有联系。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不久，他就受到了讹诈。他说他的妻子病了，他需要钱，所以他同意向齐兰斯基提供更多的情报。
埃利斯的供词避开锋芒，小心仔细地掩饰了实质性问题，诸如他送了哪些情报，送到哪里去了等等，因此，在审讯中我们要求他说清楚这些事情。他承认曾送出英国情报机构作战指令计划的详细内容，并泄露过窃听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之间专线电话的情报，尽管他知道这些材料将由彼得洛夫送往德国。（德国情报局的情报，一部分是来自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他们在荷德边境中了盖世太保的圈套而被德国抓获。我们一直到战后才能同他们谈话。他们在接受审讯时说，他们非常奇怪德国情报局怎么会对军情六处的情况知道得那么多。）我们问埃利斯什么时候中断和白俄流亡者的联系的，他承认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战爆发后。
埃利斯是个贪财而狡诈的人。他坐在那里，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苍白，大腹便便，但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表示一点歉疚。我能够理解一个人可以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而选择苏联，但无法理解他在战争期间居然为了几英镑小钱而把自己的同事出卖给德国人。我告诉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 年间给抓获的，他早就被绞死了。
埃利斯显然以为审讯已告结束，但实际上还刚刚开始。我说，我们要知道有关他和苏联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们面前摇晃了一下，然后发起反击。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和共产党……”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们引导他回顾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亚之旅，他仓促返回伦敦，以及这些活动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认，甚至在有关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动的谎话被一再戳穿时也是如此。同样，我们对他说可以免于起诉，但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尽管这样，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国人有关系。
邦尼·潘切夫和我写了此案的结案报告。我们的结论是，依我们看，埃利斯肯定为德国人做过间谍工作，包括在大战期间；同时我们还相信，他还在一个长时期中充当俄国情报机构的间谍，直到他被从接近秘密的岗位上调离。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把它提交给了狄克·怀特和他的副手莫里斯·奥德菲尔德。
奥德菲尔德是个腼腆的好人，深谙反间谍工作的原理，但却缺乏对人的品质的判断力。起初他怀疑埃利斯的供认的真实性，直到最后潘切夫给他放了审讯时关键对话的录音他才相信。尽管我们揭露了一个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时觉得好像受到责备的反倒是我。奥德菲尔德鄙视因菲尔波茨搞的审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气氛，竭力敦促狄克改变主意。埃利斯已经供认，这个事实看起来根本没有触动他的思想。对他来说，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对调查的气候有了转变。我急切地想使“流畅”的某些结论在两个情报机构内部得到更广泛地传播。我确信，这是我们能够重新统一意见，继续工作的唯一办法。在当时，人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案件。在他们眼里，我们的活动就好像盲目的麦卡锡主义。D 处三科成了如此庞大的部门，包括了“流畅”和D 处三科对三十年代的研究课题。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级官员对它在取得人力物力来源的优先地位产生了不满。因为他们无从判断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不满日益增长，他们指责我怀疑每一个人。如果这种攻击是公开的，琼斯则出面为我辩护。有一次他转过身来对攻击我的人说：“彼得的工作就是怀疑。”像安格尔顿一样，我意识到我的仇敌正在成倍地增长着。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在当了多年的猎手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猎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宁代尔文官学院举行的由军情五处高级官员参加的年会上，积聚起来的怨忿终于爆发了。许多官员对我，对D 处一科（调查）的有关人员，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发起了凶猛的攻击。他们质问，D 处三科干过点什么好事？他们说怀疑的空气破坏了同事之间相互信任的纽带。他们说无辜的人在受苦。
“谁是无辜的人？”我说，“那是撒谎。谁？你们说出名字来！”
我的手脚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说多了，又不能说少了。我只得强调我们所做的有关案子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琼斯亲自批准的，以此来保护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对他们把追查渗透问题的历史过程解释清楚，他们是不可能理解的。
后来，我吁请琼斯根据“流畅”的估计发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级情报官散发的纲要，其内容是：大战以来对渗透问题不断发生的指控；将这些指控和某个已知间谍（无论他在哪里）对号；指出至今仍有大量无法解释的指控。琼斯甚至连想都不想就把它否决了。
“如果我这样做，彼得，”他说，“那会毁掉我们的，我们将再也不能恢复了。”
“但是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伦特是间谍。如果不告诉他们某些事情，他们又怎么能够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说，“没有人知道还更好些。”
“可是我们怎么开展工作？”我问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来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听录音，看工作档案。但是他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这又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课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靠谎言过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对它，否则你也无法去干这个工作。 应该向人们说明情况， 解释清楚我们的工作来由。对他们说：‘瞧，有这么多缺口，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工作的原因。’”
琼斯根本听不进去。他有时会像这样固执，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但这一次确实无法通融。
最后我问他：“那我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敌意，我怎么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琼斯突然变得冷酷：“这就是你坐在那里评判别人的是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九六八年，汉利的问题澄清后，他被任命为反间谍处的处长。自从上一年那件伤感情的事件之后，汉利和我几乎不说话。他虽然从没说起过，但是我能看出他为我作出调查他的决定而责怪我。他一上台就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起初是公开地给我难堪。
“哦，彼得，”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又来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论。”
但是后来他的攻击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把人力和物力从D 处三科调开。开始时我被迫反击，到琼斯那里去告状，把人重新要回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这样斗。D 处三科的研究任务行将结束。唯有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搁在一边已经三年多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要重整此案。连年的紧张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该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爱好——务农。
我决定在我退却之前至少应该和汉利来一次正面交锋。我去见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挤走。他声明不存在故意为难的问题。只是因为D 处三科太庞大了，并且指责你们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说你们忽视了像对大臣的安全状况作出估价这一类虽不起眼，但又相当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给我一个人来做这些案头工作吧。”
但汉利却拒绝了。
“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认，“但是你能肯定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忌恨这类工作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否认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干的吧？”我说，“你看过那份档案没有？”
窗纸给捅破了。我回到办公室找出调查哈里特案件的档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汉利看：“流畅”报告引起的对中级间谍的搜捕；猎取高层间谍一案的搁置；D 处三科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有关的调查；访问他的精神病医生等等。
“真没想到，”他一边翻看这些档案一边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受命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满腹酸楚地对他说，“如今事儿快干完了，他们却想把当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们，忘掉我们做过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机密的沉重负担只由区区几个人肩负着，这件事给了汉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对D 处仅有的知识还是出自他五十年代处理波兰事务的那段经历。为了把D 处的工作搞好，必须有人给他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了他面临的问题。他非常直率，我为此而敬重他。他还是想要拆散D 处三科。他对我说，D 处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时，他正计划全面改组D 处，无论如何，他要我当他的有关此项工作的私人顾问。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触处里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来所熟悉的情况给予他指导。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D 处。正如狄克·怀特找我谈话时所约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会被调来调去，每过一年，从一个部门换到另一个部门。D 处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个案子和卷宗，汉利的提议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渗透的问题仍然还悬在那儿。
我说道：“谁来继续干这工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再滑过去了。否则，其它拖下来的未结案件会堆积起来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某种正式的机制来通盘考虑内部渗透问题。六十年代的问题是局里没有一个部门负责调查有关渗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临时性的处理。“流畅”没有正式的地位，只是个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交由D 处一科（调查）来做并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发生在情报部门外部的渗透。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正式机制，才导致了局里出现指责“盖世太保”的情况。人们认为我们是在正常渠道之外进行调查活动，在军情五处这样一个等级意识浓厚的机构中，这自然是个大问题。有一个适当的部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人们就会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这项工作的。换句话说，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了解到，要使高层渗透的问题得到解决，只有让新人来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课题变得和某些个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们被看成是心怀恶意的偏执狂，除了认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释。我竭力游说汉利和琼斯，说服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在给这个部门配备的人员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关的人，也不要与十年间的可怕事件有关的人。
汉利表示怀疑，但是琼斯马上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劝说汉利把它合并入他的计划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组完成了。D 处变成了K 处，K 处分成两个单位：KX，处理所有的调查工作，上头有自己的领导；KY，负责作战指令和行动，也有它自己的领导。KX合并了D 处一科（调查）和老D 处三科的大部分，由三个科组成：K 处一科和K 处二科，即苏联和卫星调查科；K 处三科，是从原D 处三科分出来的研究科室，为调查科服务；另外还设了一个新单位即K 处七科，专门负责调查对英国情报机关渗透的指控。KY包括K 处四科，即作战指令科；K 处五科，即指挥间谍和行动科；K 处六科，负责安全情况估计和汇编专家记录、部长级汇报、特种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记录等，这项工作由我原来管辖的D 处三科负责。
邓肯·瓦格是K 处七科的第一任科长。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一个敏锐的、头脑冷静的官员。他善于辞令，一旦他想法形成，总能辩得让人对他的建议心悦诚服。在十年前他在听了霍顿妻子的怨诉后为霍顿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错误而使事业受挫，但是靠了踏实艰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辖属的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组里的工作，他赢得了重要机会，即这次到K 处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约翰·戴的刚强的前海军军官。我极力提议，在此以前曾同渗透问题有牵连的人一律不得在K 处七科工作。
我和邓肯·瓦格会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险箱里和“流畅”有关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给他。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调查霍利斯的背景情况的全部记录；我对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有关中级间谍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资料。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