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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助手托尼·塞尔和我第一次开着这辆流动车出去。我们得到允许把它开到肯辛顿公园俄国大使馆的前面，装着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东西的样子。我们坐在车里，手指交叉着，头戴着耳机，等候着放大器里发出的哪怕是极轻微的声音。我们来回兜了两次，都没有任何动静，只有静电干扰声。我们又开到贝斯沃特路俄国领事馆前面，打算从那里穿过。快到五号楼时，突然听到了微弱的信号声。我转动着接收机的旋钮，听到一阵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对方振荡器的频率了。我们驶过前门时，把车速放慢了，信号声音立即增大，当我们驶过领事馆向大理石拱门开去时，信号声逐渐减弱并消失。大使馆里肯定也有接收机在工作，但是不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呢？
在这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驱车出去，以便摸清大使馆在什么时候使用接收机，并查明与我们的监视通讯有没有关系。有一次，当我们经过领事馆前面时，一辆监视车碰巧从另一个方向开来，车上的监视员正用监视队的频率往监视总部发回信号。我们车内正对着领事馆接收机振荡器的那台接收机突然高亢地鸣叫起来。
“你想这是出了什么鬼？”我问塞尔。
他脸上充满了疑惑，抬起头来看着我。顷刻，我们两人都醒悟了过来。刚才过去的监视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证据。监视车用监视频率在离俄国领事馆如此近的地方进行通讯联络，这使得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振荡器的输入线路超负荷。振荡器的频率在超负荷的情况下会发生畸变，我们听到的鸣叫就是发生这种畸变时产生的声音。换言之，这证实了大使馆里的接收机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
这个新发现的代号叫“筏夫”，其含意是重要而丰富的。我们不仅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同时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检查大使馆里任何正在进行收听的接收机的频率。我们需要做的是向大使馆发射电波，并监听使馆内接收机振荡器超负荷时产生畸变时的声音。我从阅读“冠石”档案时就开始酝酿着这个设想，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将其付诸实施。利用“筏夫”技术，我们可以查出由莫斯科传送给外地的非法特工人员的广播哪些正在被大使馆监听。从潜在的意义上来说，“筏夫”技术使我们在苏联非法通讯这个至今仍是秘密的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彻底的突破。
但是，“筏夫”尽管证实了我们的监视通讯系统已成了俄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但导弹间谍林尼的问题仍然存在。显然，只有在不让我们的监视队通讯系统暴露整个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对林尼案件进行调查。要让无线电沉默是不现实的。我决定采取一种最好的方法，即改变被指定参加行动的车辆的频率。我同国防部取得了联系，要求借用他们的一个军事频率，与监视队现行的频率相差七十兆周之多。这样，监视林尼的那辆车的通讯便会混入附近众多波段的军事通讯之中。我们首先必须在监视队的无线电装置中安上新的晶体，以便监视队能用新的频率工作。每台用于通讯的无线电装置都包含一块控制发射或接收频率的晶体。我不愿冒着让军情五处来搞这项工作的风险，只得私下地拜访了老同事肯普——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的主任，问他能否在大巴达城的实验室里为我制造这种新的晶体。我给了他一块晶体的样品，以便他能不走样地进行生产。我强调说，只能让他和他最亲近的助手知道新频率，并决定在晶体上标明一种与实际使用频率完全不同的假频率来作为一种额外的安全措施。只用了三周，肯普就生产出了足够的晶体，可供十几台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我们让军情五处负责监视队无线电通讯的工程师把这些新晶体装上，这样可以不引起怀疑。
这个行动的代号是“情鸟”，其细节在军情五处内部也是严格地恪守秘密的，只有温特博恩和我知道正确的频率。新的无线电装置不得在俄国大使馆能触及的范围内使用。领事馆里的接收机仍然用“筏夫”监听，这样就可以记录下来我们对林尼采取行动时俄国人的反应。D 处已经对林尼和他上司普里比尔的行踪进行了大量的分析。通过对这两个人的行踪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是在布赖顿附近的南丘陵。我们安排了特别处进行行动，在他们下次接头传递秘密材料时逮捕他俩。
林尼去接头时，携有新频率无线电的监视人员一直把他跟踪到接头地点。他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可普里比尔却在同样的时间里呆在伦敦。以后，我们对林尼进行了传讯，想不到他竟把一切都坦白了，被判了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从表面上来看，这件案子以成功而告终。可有一个细节却使温特博恩、我以及D 处那些主办这起案件的官员们感到困惑，普里比尔为什么会失约不去跟林尼碰头？可以有许多原因来解释他为何没有露面。他在过去可不曾失约过。如果他事先已经知道要逮捕他的计划，其来源本可能来自监视队的通讯系统，而只能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在解决俄国人从监视通讯系统获得情报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决定采取另一次试验来解决是否存在两条腿的人作为情报源的问题。我作了安排，同时更换了所有的监视通讯的无线电中的晶体，并用“筏夫”监听俄国接收机，了解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如果不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记录细节，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肯定，没有哪一个监视员能事先知道这个计划。
星期一的早晨，我们用“筏夫”对俄国人的接收机进行监听，并用以往的频率来跟踪俄国外交官。星期二和星期三，我们关闭了所有监视机器来安装晶体。我们告诉监视员们频率提高了两兆周，其实是降低了两兆周。星期四我们又开了机器，用新的频率来跟踪外交官。我们仔细地注视着“筏夫”的反应。我们告诉了监视员新频率的波段位置，让他们看看有没有俄国人在搜索我们新频率的任何迹象。俄国人确实是检查了他们的设备，仿佛是由于机器出了毛病。直到周末，他们仍停留在原来的旧频率上。
星期一早晨我们开机时，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一台俄国接收机已经在用新频率监听了，但不是在领事馆，而是在肯辛顿公园里的大使馆里。我们又步入了迷宫。要么这台接收机是从上个星期就在搜索监视队的新频率，只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领事馆而没有察觉；要么就是有人在上个周末把新频率的事捅给了俄国人。可是我们认为前者不大可能。
我和负责反苏联间谍的考特尼·扬把整个调查过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有人走漏风声，我们大家都会猜到这个人一定藏在监视队或其配套机构里。我们决定耍一个花招，行话称之为“喂钡餐”，也就是故意泄漏一点很重要的情报，如果确有两条腿的情报源存在，他肯定会把这个情报传递给俄国人的。
考特尼·扬此时正在负责一件双重间谍案。这个间谍的代号叫莫罗，与俄国海军武官卢拉柯夫海军少校有联系。我们决定采用一项直截了当的方案，我们把莫罗案件告诉了监视人员，仿佛他是一个真间谍似的。我们对他们说，特别处已经接到指示，将在第二天当莫罗在汉普斯特与卢拉柯夫碰头传递秘密文件时逮捕他。监视队要对莫罗和卢拉柯夫进行全面的监视。我们猜想，如果监视队内部有叛徒，他就会通知俄国人，俄国人要么不让卢拉柯夫去接头，要么通过某种方法去警告莫罗。
事实上，卢拉柯夫按时去接了头。他在汉普斯特德希斯附近的一条僻静的街上进了莫罗的汽车，并迅速和莫罗交换了包裹。两个人当场被捕。卢拉柯夫向我们亮出他的外交人员证件，然后被释放了，此后不久他便离开了英国。我们对莫罗的指控也就悄然撤销了。
乍看起来，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似乎证明了没有人渗透到我们内部来。可是，就像过去的每一次试验一样，这里面有令人忧虑的不一致性。
从过去的监视材料中看出，卢拉柯夫在与对方接头时所作的准备工作上是极有耐心的。过去他去赴约时，总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在伦敦街上兜圈子，乘了出租车，又换乘公共汽车，进出地铁和商店，最后才去碰头。可这一次，他只是直接离开办公室，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约定的地点，甚至在汽车内的灯亮着的情况下交换包裹。任何对俄国情报部门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些举动完全是令人费解地偏离他们正常的职业方式的。
一九五八年底，我针对调查蒂斯勒揭发的全部情况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告，并把它交给了霍利斯。我把蒂斯勒从他那碎嘴的朋友普里比尔上校那里听来的一切情况，—一做了研究，并就俄国人如何得到这些情况，向霍利斯谈了我的想法。
我在报告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筏夫”技术。毫无疑问，我们是通过它来知道俄国人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了监听，这成了他们获取军情五处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多年。俄国人的这种举动清楚地解释了所谓普里比尔“驾驶考测”的故事，同时又肯定了俄国人是怎样知道“覆盖点”行动的原因。尽管我们的通讯分析专家们怀疑，俄国人是不是单单依靠监听我们的通讯就能如此迅速地分析出我们是在泰晤士河大桥上开始跟踪他们的。可是，普里比尔未去与林尼接头，俄国发现我们监视队的新频率之迅速以及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等都可以对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我们权衡了各种可能，结论是，俄国人除了通过监听我们监视队的通讯来获取情报以外，并没有两条腿的人这种情报源，可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排除。
在我把报告呈上去一两天以后，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进到他的屋子里去的时候，他弓着背正在看一份档案，并用一支自来水钢笔在上面写画。他并没有抬起头来看我，继续写他的东西。我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学童似的。这间办公室在狄克·怀特搬走以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墙上又多了一副前任局长的肖像。霍利斯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旁边有三部电话，分别接通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军情六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表现个性的任何痕迹。
“谢谢你的报告，彼得。”霍利斯说。他仍然没有抬头看我。他同当年早些时候把蒂斯勒档案交给我看的时候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危机已明显地过去了，他又重新眼睛向上了。他还在继续写。
“我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扼要地对蒂斯勒材料中关于军情五处有间谍的说法进行一次解释，”他接着说，“如果你能走一趟，向他们的技术人员报告一下这起案子的背景情况，如‘筏夫’一类的事，我想这一定很不错。好好地利用这次旅行，好吗？到处走走，交交朋友。”
他抬起头来，突然笑了。
“我很高兴这次我们抢在他们前面了，干得棒。”
他回头又去忙那档案了，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简单会晤已经结束。我转身离开屋子。
“哦，彼得，”当我走到门口时，他又说，“你就只讲技术上的发现，好吗？我想我们不应该给胡佛留下一个印象，认为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
“当然不能，先生，我完全明白。”
实际上在那时我并不明白，可我们已经首发命中了。
第八章
美国国会大厦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粉红色的花朵，蔚蓝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厦的圆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一直很喜欢访问华盛顿，尤其是在春天，伦敦太单调乏味了。军情五处重视出身门第，手里的钱也摸得紧，我和许多比较年轻的、在战后加入秘密情报工作的人一样，感到美国才是伟大的希望，是西方情报工作的中坚。我举双臂欢迎美国来占据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后期处于战后的最低潮。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而且在远东和非洲问题上也是如此。军情六处的许多老资格的人发现，在战争时期，他们在英美情报关系中占着控制地位，可现在却退居到一个低下的位置上，这个事实委实令人难以接受。
由于不同的原因，军情五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也有不快。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新机构，在世界舞台上显示着它的实力。它的目标是收集情报，在没有得到军情五处的通知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得在伦敦采取行动。霍利斯和怀特都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破坏了这个默契。
在所有的困难背后，还存在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以及公开为菲尔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们再也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军情六处，特别是有许多高级官员与菲尔比有着亲密的关系，而军情五处对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事先都没有觉察出来，这在美国人的眼里完全是一种犯罪的无能表现。过去那种亲密的战时英美情报关系遭到了一股浊浪的冲击，政府通讯总部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要少一些。根据一九四八年英国和美国的协议条款，通讯总部与美国同行国家安全局曾订有一个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当了局长以后，果断地设法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善关系。胡佛的反英情绪是有了名的，这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那时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纽约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领导，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无畏之人”。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美国从事反德国的活动，可胡佛却竭力反对任何组织有权在美国国土上收集情报这种设想，对外国控制的机构更是不加理睬。多年来，他始终拒绝与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见，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准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联邦调查局去，不许军情五处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着改善关系的意图拜访了胡佛，并说服他把军情五处列入情报分布范围的名单里。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处得很好，但两人对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质上比较软弱，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当一个唯唯诺诺的角色。胡佛与其他许多靠个人奋斗发迹的美国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势利气。当霍利斯这样一个英国上层阶级的间谍大师竟端着礼帽向他乞讨时，他那盛气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点震动。
我成了一个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声称，任命我为军情五处的首席科学家，是他致力于实现情报工作现代化以及加紧反苏联间谍斗争的一个佐证。在霍利斯访问美国后，胡佛邀请我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去参观，看看他们的技术装备的规模。我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我从加入军情五处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长期的成就，其关键在于与美国恢复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他们的技术资源。可是我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市场。帝国的幻想顽固地占据着莱肯菲尔德大楼，譬如，卡明虽然是军情五处技术处处长，却从来没有对美国进行过一次访问，他也不明白要这样做的道理。
联邦调查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的规模，它完全超过了军情五处所能想像的。虽然他们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们没有好好地把这一切利用起来。他们主要依靠在市场上买仪器，自己却不进行研制。尽管他们有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微波无线电网络把各分站联系起来，可他们的无线电都是标准的摩托罗拉设备，是用在警车和出租车上的。在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工作中，惟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他们使用指纹方法来搞间谍工作。军情五处的档案室里没有指纹记录。我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赋予的一个优势。
迪克·米伦是联邦调查局里负责技术研究的官员。他是个律师，而不是一个科学家，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他们带我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地下室射击场，为我表演了手枪射击。米伦骄傲地告诉我，连“老头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练习他的这套出色的射击技术。我还参观了马里兰州海边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基地，一个年迈的美国印第安人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传授高级枪法。他向我们露了几手绝技，例如对着镜子射击身后的目标，反手过肩击落放在喷水池顶端的乒乓球。这是粗旷而充满美国味的情报人员的必修课。联邦调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国那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扎下根基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可我怀疑这种绝技与现代化的反间谍工作是否有关系。
我并不乐意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蒂斯勒案件。从胡佛处理这个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个的暗示。他希望我们无法解决军情五处是否藏有间谍的问题，以便他可以借此向总统建议停止与英国交换情报。我希望霍利斯和我过去对美国的访问能为我的道路扫除障碍。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着参观，他是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哈里这样亲切友好的人，他曾是爱尔兰国际橄榄球运动员，和霍利斯一样，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并且还差不多是一个职业障碍跑运动员。人人都喜欢哈里，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视为一种社交活动。五十年代末期是卫星和计算机情报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现代气息时代，哈里的气质和知识已跟不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见面，如果对立是无法避免的，他就采取一种简单的对策。
“听我说，彼得，老朋友。让他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断他。在他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