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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国防部”1966年出版的年鉴，蒋介石在宣布成立这个“机构”之前，私下与戴笠在南京郊外的中山陵见过面。当委员长向戴笠宣布了他在这个机构中的新职位之后，戴虚情假意地推辞说，自己资历太浅，难以胜任。蒋安慰他说：“只要你有决心，其他的用不着担心。”据正式《年谱》说，戴笠于是便答应承担领袖交给他的重任，回道：从今以后，学生将不惜牺牲生命而为革命奋斗。假如我失败了，那么我将请求领袖处分。若是我胜利了，或者被敌人杀害，我将毫无遗憾。”《年谱》最后说：“蒋公壮之。”
第四章 十人团调查统计局（BIS）
事实上，戴笠扩大了的“十人团”，即原来的“联络组”，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1932年春，蒋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把这个部门当做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BIS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置上：黄雍当了调查科的副科长，梁干乔负责复兴社的培训，余洒度则成了国民党华北宣传队成员。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这一点可在原来由邓文仪按契卡模式在南昌组建的调查科里反映出来。邓文仪于1933到1934年间由于没有处理好徐培根事件而遭殃。
空军署署长徐培根负责中央政府在南昌的机场。徐是个非常堕落的人，多年来一直盗用军款，后来到了1932年，他终于得想法掩盖自己造成的亏损以对付政府的审计员们。因为无法弥补亏空，他便决定销毁账目。于是他纵火烧毁了账本和一些军用飞机。徐被撤职后，蒋介石命令邓文仪的调查科调查此事。邓却一直磨磨蹭蹭。蒋一怒之下，在1932年把这事转交给了戴笠和徐为彬。他们调查出纵火的原因以及事后邓文仪直接对此事的遮盖。邓在1933年被撤去科长职务，而且完全失去了在三省“剿匪”区对调查科的控制，由戴笠接管。从此，一直到抗战开始，戴笠一直被总司令叫做“戴科长”，即邓文仪丢掉的那个头衔。
对戴笠来说，这可是一个决定性的机会。首先，他所拥有的人员数目得到非同小可的增长：从145人到了1722人的另一种规模的单位。同时，戴笠占有了邓文仪多数或者全部的“骨干”：张毅夫（张严佛）、李果谌、袁寄滨、周声敷、王新衡和谢力公（谢少珊）。
其次，他所管辖的新部门包括延伸到南昌卫戍部队控制的所有省份内的常务情报机关。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及中国中部每一个保安处的调查股，现在起码在名义上都归他控制。
南昌行营调查科由戴笠接收后，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谍报股（有的改为调查股或第四科）先后都归戴笠掌握。第三，在二处的监护下，调查科开始把新获的权力当做军委会的一种武器来使用：它开始派出特工向各种卫戍司令部的侦缉处渗透，并企图接管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侦探队。从此，戴笠特务系统透入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披上了公开的外衣。
最后，戴笠作为安插在每一个公安机构或警察署里的情报或间谍部门的头目，其职权还包括培训特工“骨干”。因为蒋介石在1934年任命戴笠为他在浙江省警察学校的特派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他很快夺取了对这个组织的人事和培训班的控制权。这是蒋介石的情报机构第一次公开转变成广泛的合法控制网络。从此，他个人的安全机构得到了正式的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业务内容还是由总统本人亲自控制。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机构的秘密使命必然地导致了蒋及其秘密警察之间既紧密又机密的关系。而且，是政府正规体制内一种团体的扩张——一个用当时的法西斯和长枪党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献身于美化领袖个人的军事化的团体，以使它在30年代能够以独裁加宗教狂的架式发挥作用。
于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华民国体制的内部运转情况，那我们不仅应当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蒋的官僚控制系统的公开转变，而且还必须关注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无形历史，而这一点导致了我们去探索“蓝衣社”本身。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力行社
力行运作社，或叫力行社，它如此机密，以至于在1932年到1937年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人们总是把它与其前沿组织相混淆，将其成员当做是“蓝衣社”成员，而它的活动经常与蒋介石特务部门的宣传伪装和情报工作有内在联系。然而，力行社却是那个俗称“黄埔圈子”里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成员们组成一个崇尚法西斯，并在最高领袖蒋介石领导下致力于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军事团体。
尽管它的存在被隐藏了40多年，但在其鼎盛时期，力行社控制了一个50万人员以上的周密的组织机构；“从新生活运动”到“中国童子军”，到大学的军事训练项目和高中的夏令营，秘密地动员了数百万人。现在，由于近20年来在台湾发表的回忆录，力行社的重要性得到公开认可，而它在“满洲国”和卢沟桥事件期间的政治作用也被充分认识。
力行社的成立实际上是1931年夏天和秋季爆发的政治危机的结果，那场危机最后导致蒋介石放弃他在政府的职位，并暂时退休到浙江。1930年，冯玉祥、汪精卫和阎锡山的“扩大会议运动”失败后，国民政府决定通过召集国民会议、颁布临时宪法的方式，来采纳被击败了的反叛分子们的部分呼吁。胡汉民作为立法院主席，遵从孙中山关于一党专制是构成政治监护的基础的观点，拒绝支持这个受到新当选的“总统”蒋介石支持的提议。胡在宣布这个立场的同时，于1931年2月28日辞去了他的院长职位。蒋立刻下令对他进行软禁，在这个令人震惊的步骤之后又把他带到了南京附近的汤山继续扣押。
国民党的元老们对蒋的不法举动感到愤怒。4月30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4名高级成员——林森、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弹劾国民政府新总统。四个星期后，这些以及其他反对蒋武断独裁的人们——其中重要人物有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陈友仁和李宗仁——在“南王”陈济棠的保护下，于1931年5月28日在广州宣布成立他们自己的国民政府。在接下来的1931年夏天的三个月里，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整个国家在政治上被分成两半，而南北间的战争似乎迫在眉睫。蒋介石本人认为他和他的事业正受到严重威胁。他最亲近的随从——如滕杰和贺衷寒，对此也不得不表示赞同。
滕杰后来成为力行社的第一任秘书长，是个有经验的学生运动家。他是江苏阜宁一个地主的儿子，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曾当过在南通的美国新教会职业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就像发生在大多数教会学校的情况那样，那里的年轻人最坚定地反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当别的学校的学生代表团来校“串联”时，滕杰发现他自己的领导受到了想攻击校方管理的激进分子们的挑战。最后他决定，美国学校应该解散。于是在那个夏天他主持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导致了全部学生退学。他在确保了这些学生们能够被其他学校录取后，在18岁时离开了南通，进入了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
1925年秋，上海大学是黄埔军校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招生中心。共产党的影响非常大，施存统是社会学系主任。滕杰非常敬仰孙中山，他在南通研究过孙的“三民主义”。尽管施存统在课上将马克思和三民主义进行比较，并贬低了后者，滕杰在到达上海后不久还是加入了国民党。滕杰很讨厌共产党学生，认为他们胆怯而虚伪，在他看来，他们搞统战都是假的。他坚信，国民党由于不如共产党那样诡秘，这对它组织学生很不利，当他悄悄地考入黄埔军校后，便带着这种看法离开上海去南方，参加那里的军事训练。
北伐期间，滕杰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在中部地区接受了一段军事训练后，他便去了日本学习。这是蒋介石在1928年作出的打算的一部分：在他首次退离公职后，便系统地将黄埔毕业生送到日本去深造。蒋亲自在黄埔头六个班里挑选了五个学生。一年后另30个学生也被选送去。于是在1931年夏，有60多个“校长”的黄埔子弟进入了日本皇家军事学院和其他各种学校，包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的西点军校，蒋在那里学习过）、早稻田、炮兵和骑兵学校。滕杰被送到明治大学，该校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一个政治经济系。两年寒窗苦读，滕杰大都花在上野图书馆里，这之后他于1931年7月下旬回到了中国，那时中朝边境由于万宝山事件而紧张起来，使得日中战争很有可能全面爆发。在回国之前，滕杰希望与日战争的可能性将能使全中国联合起来。相反，他发现民族被分裂得支离破碎，政治跟他离开前一样的腐败，政客们一心只为谋私利。若要动员民众，那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来成立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党，它应当具有获得群众支持的能力。由于想到了共产党在“五卅运动”期间地下指挥学生组织的成功例子，滕杰起草了一个用黄埔毕业生作为骨干来建立一个绝密组织的计划。这个新组织将以“民主集权［来］联立一个具有统一意志，铁的纪律，分工明确，有自愿行动能力的强大组织”的原则来联合军民中的优秀青年。
滕杰怀揣这个计划，去见朋友曾扩情。曾被分配在南京中央党部的军事处，听了这个想法后很兴奋。作为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请了九个朋友吃晚饭。所有的客人都是黄埔的毕业生，其中两位湖南来客酆悌和邓文仪，是一期毕业生。他们的湖南身份非同小可。来自湖南的黄埔军校生都充分意识到家乡辈出像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家的传统，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尤其应当在拯救民族的事业中担任领导角色。在酆悌和邓文仪的协助下，计划得到一致通过，而且大家还都同意举行第二次晚餐，到时候每人再领一个人来。当他们第三次聚会时，到场的人有40多，其中有在南昌主管反共“剿匪”宣传运动的官员贺衷寒。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贺衷寒
贺衷寒是黄埔内部圈子里的湖南派领袖，生于1898年长沙附近的岳阳。他的家境小康，本人在乡村的家里上过私塾，12岁时他已读完四书五经。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开始阅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他白天跟着老师背诵《左传》，夜里自学《资治通鉴》。14岁时，老师让他通读了梁启超的所有著作，发现这个学生能够提出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结果，贺衷寒于1913年进入了当地的一个新式小学，开始接受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教育”。
1915年贺衷寒转入湖南省在武昌的一所特殊中学，他的作文能力在那里受到注意：他关于旧社会邪恶的文章经常被展示在高中的墙报上。1917到1919年，他在武昌的一家新闻社当学生记者，在“五四运动”中被选为学生领袖。1920年冬天，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贺衷寒是里面的学生成员。次年他与一位湖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上海，在陈独秀办的专门学校里学俄语。1921年9月他被选为东方劳工（Toilers of the East）代表大会代表。当年下半年，他与张国焘前往莫斯科赴会。那一次他在苏联逗留了7个月，但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于次年回到中国，对苏联政治制度的“进步”印象很深，但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前夕苏联生活的“苦”感到沮丧。于是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的策略不合中国国情。
回国不久，贺衷寒便接受了武昌中学的一个教书位置，像同乡的另一个教师毛泽东一样，他投入了动荡的湖南政治之中，成了武汉“人民通讯社”的一名记者。1923年通讯社关闭，贺衷寒到了长沙，创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该通讯社的成立正值省长赵恒惕在长沙被谭延恺赶下台，于是贺衷寒得以在他的报刊上发表革命宣传文章。他的宣传小册子之一是有关工人领袖黄爱和庞人铨被杀事件，并激烈抨击赵恒惕。
军阀赵恒惕重掌长沙政权以后，下令逮捕贺衷寒。要不是两位省议员设法营救，他几乎死于狱中。出狱后，他回到了岳阳。父亲让他在家教书，但贺衷寒觉得政治义务为先，于是离家去了南京，打算上那里的东南大学。然而，1924年春，他听说广州的革命派正在为黄埔军校招生，于是他离开上海去参加那里的入学考试。最后，贺衷寒以复试中险些落榜的成绩，于1924年5月进入了黄埔第一期。
在黄埔，贺衷寒是第一个起来反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刊物上出现的反孙中山言论的人。贺还与缪斌一起在1925年12月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初，贺衷寒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了常规训练。他在苏联的经历，再加上他在“孙文主义学会”里积极的领导角色，更坚定了他反共的信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缺乏“人道”精神。1928年1月他和萧赞育一起从苏联回来后，蒋介石授命他指挥在杭州的军校生军事训练中心。在国民党总部对南京市进一步限制后，贺与萧获得蒋介石的许可去日本，贺在日本与滕杰成了寝室室友。他们从1929到1930年在一起住了有一年多。在那段时间里，他出版了两本批判汪精卫和改组派的书。1931年2月，贺衷寒奉命回国，接管南昌部队司令部的政治宣传部门。
贺衷寒参加滕杰的第三次晚餐纯属偶然：“九一八事变”不久，他正巧从南昌到达首都。全国上下到处爆发了抵制日货和示威游行等活动，成千上万的学生汇集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和广东的分裂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胡汉民，并答应在上海举行谈判以联合双方。但学生抗议仍然不断。到了12月初，南京实行军管，上海有一万五千名学生在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滕杰要求贺衷寒支持他们成立“筹备处”的呼吁便十分中听。贺衷寒意识到，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在军校学员中建立一个由“志士”组成的地下网络的话，那么他作为黄埔国民党学生运动中的老资格成员，又是一个身兼反共宣传重任的官员，他的支持将对他们的成功举足轻重。但尽管在国难之中，贺衷寒还是非常谨慎。他很知道蒋介石多次表示反对黄埔学生形成任何政治团体，曾说：“这些黄埔学生缺乏政治经验，所以不能有效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贺衷寒还顾虑到校长可能会对背着他搞的活动产生误会，但滕杰向他保证，自己会在“筹备”工作完成后向蒋介石汇报整个事件过程。最后，贺对提案表示同意，并建议滕杰为秘书，他的妻子陈启坤为秘书助理。邓文仪从他的书店里捐献了300元作为经费。他们还在南京康济医院附近的二廊庙街上的一幢木房子里的二层楼上租下了三间屋子。康泽（一个28岁的单身汉，出生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四川农民家庭，家里穷到了未婚妻家与他退了婚）搬到了楼下作掩护，于是“筹备处”开始投入工作。
滕杰的“筹备处”诞生了，这可以说是适应了以组织方式来解决国难这一普遍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初的情况与六年前的“五卅运动”很像。随着与日本的危机加深，全国上下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一致，爱国热忱高涨，令人想起甲午战争后各种“社”和“会”纷纷复苏、1919年日本在凡尔赛取得外交成功后学生联盟接连创立的局势。而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紧急组织团体和同盟来动员舆论的同时，蒋介石的弟子们也想通过资助监护性协会成立的方式来解决国难。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右派动员
当然，在1931—1933年间的蒋介石与1895—1898年间的康有为或梁启超之间作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前者的弟子们是政府军校的毕业生，而非具有学位的文人。还有，煽动年轻人的狂热无疑是受了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刘健群在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全会上发行的一小册子里建议成立蓝衣社，他写道：“国民党应当遵循意大利墨索里尼黑衫党组织的榜样，完全服从领袖的命令，并让它的成员穿蓝色衣衫作为他们意志的象征。”
尽管外人尤其是日本人能够很快地把那些动员工作与外国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