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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震惊了。也许战后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要比闻一多惨遭暗杀更能激起社会精英们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呼声，它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海军部，海军部被控曾向戴笠的凶手们提供了专门的无声手枪。甚至连蒋介石也意识到这场谋杀太过分了，于是他在几天内向昆明派去了高级军事人员，想尽量把损害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
负责调查的主要人员是军统自己的官员：军统局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部门的稽查处处长程一鸣。从调查一开始，唐纵就对程一鸣明说了：他不是在调查李公朴被刺事件，这很明显地暗示了那是蒋介石本人下的暗杀令。
调查的关键是那辆吉普车，它在谋杀的现场留下了车胎印，而且至少有一个人记下了车牌。程一鸣很快就判断出，暗杀是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4个特工干的，其领头的是一个叫熊广福的人，而他又是接受了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彰的直接命令。
在军统（此时已改称保密局）一个招待所里举行的会议上，程一鸣如实向唐纵汇报了他的调查结果。唐沉思良久，最后问道：“你认为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办？”程一鸣提了两点建议。第一，必须告诉“老先生”案情已破，4个刺客全都是士兵。所以应当把这4人交到宪兵部门来调查和起诉。第二，既然唐纵与霍揆彰既是同乡又是黄埔的同学，他应该让霍将军通过保密局的电台直接向蒋汇报自己卷入此案的情况。
一旦此案转到宪兵部门，它便落到了司令张镇的权力范围之内。张司令答应对此案全权负责，并建议用以下的谎言来蒙混过关：两个肩负保卫委员长安全任务的宪兵参加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和随后的记者招待会。当他们听到闻一多攻击“国家元首”本人时，义愤填膺，便跟踪闻教授回家，在路上拔枪将他刺杀。总参谋长顾祝同被要求直接与在庐山的蒋介石联系，征得他对这个诡计的批准。委员长同意之后，宪兵部公布了这两个宪兵的名字：李文山和汤时亮是凶手，然后对他们举行公审。
这就是8月25日由中央新闻社公开发表的说法，结果这两名宪兵被作为谋杀闻一多的凶手处决。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无法确信这个骗局的可靠性，他怕这场阴谋迟早会被戳穿，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会被揭露出来。为防止这场阴谋的暴露，真正的凶手被软禁起来，霍揆彰被解除了云南警备司令的职位，而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被迫退了休。然而，所有这些弥补和预防措施，都没能抹去人们对闻一多被一个凶残暴虐的政权惨杀的记忆，而这个政权的非法统治者，便是委员长几乎无法驾驭的秘密警察。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恐惧和多疑
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认为人人自危的主要原因，是由中华民国的政治不稳定所致。
蒋介石拙劣地将国内的不安全感看成中国的关键问题，于是他坚持要反对共产党。但是，他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感的关键原因是什么——不是共产党的煽动，而是不受控制和不可预测的军队。他对改变不安全气氛的无能……使许多中国人成天处于恐惧之中。
对战时间谍活动深深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惧，加上在南京当政的十年里国共两党之间秘密冲突的多重基础，产生了一种近乎偏执狂的疑惧心理。的确，如果不能想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遍布中国的长期的间谍和反间谍的活动背景，就很难理解后来在1966—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个无数人被当做敌人“间谍”而受到关押、毒打，甚至杀害的时代，关于国民党阴谋诡计的传说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了。
而警犬在恐怖和反恐怖的想象中一直扮演了某种角色。是作为“犬马”的戴笠本人首先把美国训练的德国警犬引入中国的。从此，张牙舞爪的恶狗形象便渗透了电影和电视对秘密警察的形容当中。在一个描写30年代江西地下共产党的电影里，赣州的秘密警察头子用一个咬人的狗来搜寻两个杀了一名国民党密探的共产党特工。先让这警犬闻了行刺的匕首，然后把它带到一个澡堂里，其中的一个共产党人在这个澡堂里洗去了身上的血腥味，接着又用酒洒在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个片断是在80年代上演的电视剧、老舍的《四世同堂》里，日本宪兵在北京用警犬来搜捕抵抗运动的一个英雄。在电视剧里，那条警犬疯狂地撕咬抗日爱国人士。
在延安的共产党人中展开反颠覆的运动，既是对戴笠迫害的正常反应，也是发动群众和在共产党内部强调团结的有效措施。1942至1943年，由于王实味案件的悲剧，掀起了毛主席领导的整风运动，王被指控为敌人的特务。等到整风运动最后从党内的低级干部普及到了群众，老百姓已经开始相信，他们处在一个充满了间谍和秘密特务的世界当中，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是好人。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反特大会上主动认罪的人中，有90％以上是无辜的，而这个事实是共产党自己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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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戴笠及美国军事代表团
对阴谋活动的惧怕也影响到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政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美国战略情报局向邓诺文将军递交了一个武装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来与日本人作战的计划。大卫·巴雷特（David Barrett）上校奉命向毛陈述美军的这项建议。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负责人海普纳（Heppner）让他的副手威利斯·贝德（Willis Bird）中校将该计划送到延安。贝德中校和巴雷特上校于1944年12月15日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指挥官到达延安。这不久，戴笠便对此有所风闻，于是梅乐斯在美国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1月访问歌乐山时，准备向他汇报这个秘密接触。
赫尔利大使在访问中美合作所期间受到了隆重欢迎。在戴笠为大使举行的宴会上，梅乐斯使这位来自俄克拉荷马的石油家相信，美国国务院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阴谋，准备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队和武器。梅乐斯还主动向大使提供中美合作所的海军与华盛顿的直接无线电通讯联系，以越过重庆的大使馆，因为他们相信使馆被一心要打败蒋介石的亲共人士渗透了。1945年1月15日，赫尔利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说，他从中美合作所和戴笠那里听说有一个用美国伞兵为共产党游击队领路的计划。在这位大使看来，这便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承认并赞同他们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目标。赫尔利对鼓吹在国共之间采取中立政策的国务院驻外事务处“中国专家”进一步的抨击，预兆了冷战的
来临。战略情报局历史学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认为：
委员长祝贺赫尔利对“美国总部阴谋家进行的清洗”。而清洗的确接踵而来。巴雷特上校被拒绝提升为陆军准将。国务院官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和西伟士被“赫尔利风”刮出了中国。只有战略情报局得以幸免，这也许是因为邓诺文将军及时赶到了中国的首都，来平息愤怒的赫尔利。
与此同时，魏德迈将军向中国战区的所有官员下令，在任何情况下不与中国政党进行协助、商议，或合作。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日本投降后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戴笠和梅乐斯离开了重庆去浙江，在淳安设立了中美合作所的一个高级办事处，由毛森领导。戴笠在浙江的做法是利用伪军来维持该省的治安。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将丁默（汪伪时期的浙江省长）、周佛海（傀儡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和李俊龙（音译，上海市长）等前汪伪分子任命为该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官员。
与此同时：
美方协同军统局把特务武装部队，运到东南地区，抢夺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把中美所特种警察训练班的学生，集中在上海、北平，改为特警班，加强刑事警察力量。中美所所属的特务武装部队，分别改编为交警部队，以后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
而中美合作所由王乐坡、陈昂林和阮清源指挥的部队则准备进入杭州和上海，一旦敌人投降便进行收复。
日本投降后，这些部队加上崇明海盗张贵风（音）的人马，便一起开进上海来“接收”这个城市。而中美合作所的高级办事处也随之迁到了法国租界的杜美路7号，名义上由戴笠领导，而实际上由他的副手李崇诗控制。这一部署在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正式占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时便形成了。
在华北也出现了同样的形势，戴笠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行动。军统在华北的官员，如文强、张振武、陈仙洲等，则授权委任汉奸军事头目从日本人那里接管领土并维持地方秩序。戴笠还与通讯部长、银行家张嘉敖于1945年12月3日、4日会面，策划将他的25000人的“忠义救国军”部队改编成铁路警察，来监视和控制华北地区的通讯网络。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东北区办事处
1946年初，文强被任命为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该办事处对外以东北行辕督察处名义活动。该处作为核心组，与当时任中国国民党战区北平司令部司令的李宗仁密切合作。东北办事处的管辖范围从北平和山海关一直到锦州和新城。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们都力争夺取承德，以便占领沈阳。在这场具体的竞争中国民党胜利了，而一旦沈阳成了他们的，戴笠便在“东方文化研究社”（该社名义上由一位前东北中正大学校长领导，而实际上受文强控制）的公开名义下开始设立军统分支东北办事处。所有投奔军统的日军逃兵都得到这个单位报到，然后办事处为他们提供身份证、护照及旅行证件。
军统的沈阳站还控制了一个秘密通讯单位——“特研会”，它雇用了20多个曾在日本皇军远征司令部里负责监视共产党从延安发出的通讯的密码分析员。这些密码员在北京被抓获，然后被送到沈阳，安置在平马路上的东亚烟草工厂后面。他们在中山公园北侧的无线通讯天线对准延安方向。然而，虽然他们侦收了好几百份电报，但最终仍无法破译解放军的密码。戴笠死后的1946年6月，被临时召到北平的文强最后决定关闭这个单位，把这些日本密码员打发回家了。
尽管东北办事处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反共上，但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用于招募日本居民和东北的战俘当情报特工。作为东北办事处日韩组一部分的日管人员，表面上负责归国事务。但日韩组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由刘治泽和张瑞领导的秘密特工机关。张瑞把潜伏在东北的日本情报头子福田德次郎（Fukuda Tokujir）引诱出洞。
当时，据信有多达10万人的关东军潜藏在长白山一带，因此在保安成立了一个叫做“日军招降组”的特别办事处，专门负责遣送他们归国。在该办事处的支持下，福田将军组织起一个日本工作队，该队真的进山寻找失散的日军部队，希望能说服他们投降。1946年10月，文强还组织起一支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情报团体构成的军事先遣联络组。这个联络组不仅指导了一个辅助福田将军在长白山工作的日本特工队，而且还安排释放了一系列日本战犯，让他们替国民党做情报工作。
这一安排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新里一朗（Niizato Ichir），张瑞在沈阳与他进行联系。小柴是日本皇族联盟在东北的代表，该组织是一个皇族忠实者的团体，由天皇的弟弟控制，宣称躲藏在长白山里的许多关东军成员仍然忠于天皇。新里一朗不仅向文强透露了那些部队的躲藏地点，而且两人还探讨了用投降日军来对付在东北的共产党的可能性。
与日本人建立密切关系的计划中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在东京成立一个“日本国民党”支部。1946年7月，军统派遣了一些日本特工回东京建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来作为这个活动的掩护。军统希望最终在美军占领的日本设立它自己的中国联络办事处，由张瑞任办事处武官。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这些计划便泡汤了。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赦免
早在1944年，重庆政府就暗示，汪伪政权中“案情较轻者”可能会受到赦免。其中最突出的大赦例子是蒋介石于1947年3月26日将周佛海从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这之后不到一年，周佛海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但由于他在战争中努力帮助戴笠，并在日本人投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维持了秩序，便多活了11个月。
在处理战时债务的初期，戴笠亲自赦免了一些著名的汉奸，其中有几个是为傀儡政府情报部门工作过的臭名昭著的秘密特工。在有些情况下，如被监禁的“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戴笠对他们“温柔”相待，给予他们各种特殊的待遇。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则通过中美合作所把他们送到美国侨居。他最臭名昭著的干涉跟那些与汪精卫的寡妇陈璧君有联系的广东汉奸们有关。这些人全都是
地方参议，在另一些将其叛国行为揭露出来的议员们的要求下，他们被何应钦关进了监狱。但戴笠声称他们是“地下英雄”，在秘密抗战中立过“丰功伟绩”，把这些“汉奸”转移到了军统的招待所，让他们过着奢侈的“狱中”生活，享受各种优惠，而且既未受审，也未受罚。
最后，约有2720名汪精卫政权的军政要人被处死，2300人左右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戴笠、梅乐斯及冷战
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3月1日在潘其武与美方参谋签订的合同精神下正式解散。所有物资归军统使用，而美方则协助赶运由军统局指挥的特务武装赴东南占领上海和浙江北部。美方还答应从冲绳向秦皇岛运送3000吨武器，同时向南京、天津和北平的警察部队输送中美合作所警察培训班的毕业生。据说梅乐斯曾告诉戴笠：“日本这个敌人是打败了，但我们还要帮助中国战胜另一个凶恶的敌人，那就是共产党”。
与此同时，对于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谈，戴笠非常怀有偏见。他说，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的军事实力。延安跟重庆一样清楚这点，而美国人却异想天开。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更能对外国人采取温和立场。“共产党的软功夫比硬功夫强，软功夫能迷惑人”，也就是说他们更能迷惑世界舆论。
然而，尽管蒋介石在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但美国公众则越来越拥护蒋，把他看做国统区的最后最美好的希望。当冷战不断加剧时，美国驻华海军参加戴笠反共活动的事实成了一个荣誉勋章，而梅乐斯则越来越像电影“泰利和海盗”里的人物。朝鲜战争停战10年之后，罗伊·斯特拉顿（Roy Stratton）在其著作中曾描述过一种传单（这种据传说曾经出现过的印刷品，似乎没有一份幸存），在对日战争时期它们传遍整个亚洲，向官员、警察和地下分子悬赏“不论死活——100万美元”，来追捕中美合作所的领导人物，因为他们既是共产党也是日本人的敌人。“追捕者是日本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被追捕的是戴笠中将，中国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以及他的美国副手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以海军中将军衔退休）……在他们手下有10万游击队、25万名海盗，以及3000名美国技术人员和教官，这位中国将军和美国上校让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吃够了苦头。他们跟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一起上了东条英机（Tojo Hideki）和毛泽东的死刑名单。”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定位
在1946春天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继续充当蒋介石的一个忠实奴仆，另一些人则想他会退休回老家孝敬母亲，而第三种传说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秘密特工头子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委员长“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1946年2月12日，他坐一架C…47式飞机离开重庆去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和青岛。表面上是为了“肃奸”，实际上则是去鼓动何应钦这类军界要人共同对付即将面临的摊牌局面。
当然，美国海军是他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事实上，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美国第七舰队柯克上将于1946年3月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几乎把这话说了出来。接着，戴笠在柯克的访问上花了大量的功夫：命令部下替他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由上海的裁缝精制）；有专门陪同的故宫之游；以及由风流妩媚、英语流利的舞伴作陪的招待会。
然而，当戴笠于3月初还处在诸般筹备之中时，他接到了一份由毛人凤转交的蒋介石的电报，正式列出了即将举行的会议的出席人名单：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陈焯、叶秀峰、郑介民、唐纵，以及戴笠本人。在这七位被邀请者中，有三位——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戴将军多年的对手。而且，写在蒋介石电报背后的一个注提醒戴笠说，在重庆会议期间，宣铁吾、李士珍和黄珍吾会“捣鬼”。这个注的署名是“以炎”，它是毛人凤的代号之一。
李士珍的名字为什么列在戴笠的前面？宣铁吾难道不是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李、宣、黄难道不都是黄埔一期或二期的“老大哥”，而戴笠则不过是六期他们的后生而已？当戴笠把自己的助手文强召到他在北平的住宅特别会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显然在折磨着他。
文强发现他的上司怒气冲冲。戴笠把背后写有注的电文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