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时，戴笠自己陷入了麻烦。一系列的事件使宋子文和蒋夫人对总司令的“间谍王”疏远起来，包括在国民党秘密警察机构里发现了康生的潜伏人员，在中国取消了特别行动执行队，以及华盛顿对军统采用盖世太保模式不断增长的抱怨，等等。结果，当“野比尔”邓诺文于1943年12月2日到达重庆时，他发现戴笠的地位已非坚不可摧。
尽管如此，邓诺文仍受到隆重欢迎，包括在重庆警察协会舞厅里举办的满场英语流利、舞姿娴熟女士的招待会。紧接着招待会的是在戴笠公馆里的宴会。邓诺文竭力保持清醒，但他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认为对方不过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情报工作概念的平庸的警察”而已。
邓诺文以他典型的直率告诉中国的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假如美国战略情报局得不到戴笠合作的保证，那他们将会独自在中国开展工作。戴笠听了勃然大怒，说：他将处死任何一个在中国领土上、在中美合作所以外活动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对此，邓诺文拍着桌子叫道：“你每杀一个我们的特工，我们就会杀死你们的一个将军！”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戴笠吼着。
“我就这么对你说话。”
然而，邓诺文有口无心，一旦他把心里话说出来，戴笠倒镇静了下来，两个人旋即又握手言欢。
宴会的次日，邓诺文将军见了蒋介石。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太多的记录，但梅乐斯从担任邓诺文翻译的刘镇芳那里收集了谈话的要点。据肖说，委员长告诉战略情报局主任：
你是一个友好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这场盟国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你在一个既是异国又是友邦的国家里运作。我们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希望你承认这一点。美国人要求盟国怎么在你们的国家里活动，我们也要求美国人怎么在我们国家里活动。你们不会让另一个国家的特务进入美国并开始活动。你们会坚决反对。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反对一个外国特务或情报机关进入中国并背着中国人工作。请记住，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请注意到这一点。
到了这一步，邓诺文除了同意把战略情报局的正式事务暂时交到梅乐斯手中外，别无选择。
然而，与此同时，这位情报局主任开始探索在中国越过梅乐斯和戴笠以外建立独立的情报业务的其他可能性。在中美合作所内部，战略情报局的常规人员的十来个人归约翰·考林（John Couglin）上校领导，而梅乐斯则继续指挥海军人员（他因此在战争结束时晋升为准将）。在中美合作所之外，邓诺文和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战略情报局研究部主任）与陈纳德将军于1943年12月会见，探讨建立一支特别的第14飞行队来收集战术情报，以确定敌方目标。
第二十二章 间谍AGFRTS
次年4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空军第14飞行队成立了一个名称非常晦涩的组织：第5329空军和地面部队资源及技术人员（5329th Air and Ground Forces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taff），缩写简称AGFRTS，更常见的提法是Agfrts。他们包括战略情报局为在中国独立操作情报业务挑选出来的大批人员。
中美合作所没办到的，AGFRTS办到了，而且其结果几乎立竿见影。战略情报局潜伏到敌后的特工人员们建立了广泛的秘密网络，为空军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提供了每日的天气和气象数据。对长江沿岸交通和沿海及铁路运输的实地无线电情报，使陈纳德的飞机能最准确地击中“热”靶，而且“目标研究分析”和对轰炸的破坏程度的估量，极大地帮助了陈纳德计划未来的进攻。
战略情报局/Agfrts的人员主要在中国的沦陷区收集目标的情况，同时也审讯敌人的战俘。
邓诺文在向总统罗斯福的报告中尽量抬高自己的人员在实地的秘密活动，如在广州白云机场炸毁了数架飞机，在日本人进攻桂林时摧毁了数架桥梁，破坏了广东的一个煤矿，收集了沿海几处的天气预报等，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与战略情报局在中西欧的活动相比。
当然，平心而论，有几次他们还是极为成功的，甚至包括躲过了戴笠监视的绝密行动（斯塔行动与“蛤”行动等）。但情报局的大多数活动对中国秘密特工当局来说都是非常透明的，后者可能曾经处死过一些为美国人工作的中国人。
后来，邓诺文确保了将情报局在AGFRTS中的活动，向戴笠正式通报。但这并没有减轻其侮辱所引起的痛楚，尤其是情报局使用了陈纳德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员，他们大都是传教士的后代，出生在中国，或者起码中文非常熟练，可以独自在那里生活。例如，海军中校沃佛德·史密斯（Wolferd Smith），先学的中文，后学的英语，并于战前在密执安大学东方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又如，出生于北京并曾在那里受教育的查尔斯·斯泰尔（Charles Stelle）上尉在被派往重庆任情报官之前，曾在哈佛大学东方学系当教授，后来成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戴笠欣赏情报局的训练功能，但他反对邓诺文的人，因为他们与共产党有联系，有时还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独自展开抗日游击战，再加上他对情报局派到中国独自执行使命的高级人员（梅乐斯及其在中美合作所的部下管他们叫“面团”）的疑心越来越重。在各省里，情报局和中美合作所之间出现了一场事实上的“系列战”，同时在隔山的印度，情报局和戴笠特务之间进行着一场“秘密战”。到了1944年11月，邓诺文将军向总统汇报说，对于情报局来说“没有任何重要的情报或行动来自于中美合作所。这可能是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吨位有限的结果，但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行动受制于那些坚决不让他们搞到情报的人”。
总体来说，大多数研究中美合作所历史的学者都赞同这个结论。沈瑜在其“最后分析”中写道：“从根本上来说，盟国的作战从这个合作项目中获益甚少。在中美合作所正准备将其重点从训练转移到行动上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然而，如果盟国的作战的确从中美合作所的这些秘密活动中受益甚少的话，那么戴笠自己的秘密王国则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它使这个中国秘密特务头子在二战中，比起在日本人刚开始发动侵略战争时，地位要强大得多。正如卡尔·霍夫曼（Carl Hoffmann）少校在1944年7月向邓诺文将军汇报的那样：
这个秘密警察网归功于戴笠的组织天才、足智多谋、巧妙狡猾，以及巨大的个人勇气和魅力。他不乏个人魄力，许多见过他的人都证明他显而易见的吸引力；他残酷地紧抿着的嘴，一双离得很近而锋利的眼睛和威严的风度。他40多岁，中等身高，健壮结实，军人风度，而且无疑显得非常权威。在社交上，他可以十分迷人，令人愉快，而且乐于合作。尽管他在驰骋中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可以是残酷无情的，但据说他的私人生活无懈可击。虽然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本人的照片都从未有人见到过，在任何活动中他都极少出场，他的名字往往只是在耳语中提到，然而他的狡黠远近闻名，令人敬畏。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所坚持的匿名性的尊重。所有派系都意识到，他或者知道或者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贪污、腐化、无能或愚蠢，而只要他一点头，不管是哪个派系，政治影响如何，失宠、贬斥甚或死刑便会接踵而来。
总而言之，到了1945年，这位“间谍王”已经达到了他政治权力的顶峰：一座建筑在战时中国秘密经济结构之上的大厦。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全国走私网
战时的中国，按理分成国统区和沦陷区，中间穿插着走私犯出没的路线，它们通过盗匪的中转市场将这两个区域互相接连起来。位于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镇便是这样一个非法的集市。“这里是边界，但人们并未感到是在敌人的枪口底下生活。这里充斥着能赚且赚的人：这类奸商只能在一个发生战争的国家里见到。你在那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不是商人就是某种代理。人们从沿海地区来，穿越黄河与长江从内陆省份来。这个城镇令人难以置信地繁荣。”于是，戴笠专门去了一趟界首，因为他想瓜分汤恩伯将军从走私贸易中强占的大笔“收入”。据说，戴笠在走访那里之后对汤将军建议说：把时间少花在贸易上，多花在军事目标上，这样会更加有益。
其他地区，如产棉区，纺织原材料被用来交换沦陷区的成品货物，比如无线电电子管和其他必需品。另外，河北东部大量的走私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毒品交易进行。自东北落入日本人手中之后成为走私中心的大连，也把毒品经营与其他走私活动结合起来，并派船不时在华北沿海一带上岸活动。
尽管各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走私网却是全国性的。正如界首将安徽和河南连接起来那样，位于长江三峡口上的宜昌把四川和湖南及其下游各省连在一起，使那些省份能够向前者提供上游地区所没有的药品、棉线和染料。上游地区的港口也是如此，如万县和巴东，上游地区的盐、桐油、猪鬃、草药等通过那里运送到下游来交换棉纱、布匹、缝纫材料和家用五金等。
江西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原产地，因为除了具有丰富的稀有矿物质（钨、锑、锡、锰、钼和银）以外，还出产大量的稻米和其他农作物（茶叶、苎麻纤维和菜籽油），以及来自已被日军占领的景德镇原皇家瓷窑的奢侈陶瓷。浙江沿海城市如宁波和温州，除了作为江西物资的转运港口以外，还往内地运送了大量的交通物资（如机动车、卡车、轮胎、工具和汽油）；而体积不太大的物资则用货车从东北沿京绥铁路穿过包头、兰州和陕西运到华中地区。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走私与情报工作
日本人对走私的部分理由是，这为他们的中国特工装扮成商人打入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些特工人员为日本人服务的前提是：能够穿越敌人防线进行贸易。他们接受的命令是，既要打入中国的特工机构，又要向军统和中统递送假情报。
自然，中国人也如此办理。他们甚至比日本人更严重地依赖走私的赢利来向政府缴税，尽管他们对暴露官方卷入海洛因交易不无顾虑。于是，阻碍公开在日占区和内地之间进行贸易的战时条件本身，使双方的特工人员得以从非法贸易中获取暴利。而双方对这种非法贸易则可以采购必需品（对日本人来说，主要是农产品和土特产，对中国人主要是医药和轮胎）或者情报工作需要为借口。说到底，是加强了特工机构的收入来源，同时也给了关系广泛的人和投机商们一个挣大钱的机会。
国民党要员们通过各种由中国情报机构控制的运输公司中饱私囊。也就是说，战时的官僚资本主义导致了个人得利，同时也使中国间谍头子们——尤其是军事情报头子戴笠将军——有望建立起巨大的非法王国：它从缅甸和阿萨姆邦（印度东北部的邦）延伸到云南、广东和福建；光是往国统区走私汽油，参与者就达50万人之众。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稽查警察
戴笠的走私王国建立在一个索税制度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30年代早期税警的成立。1931—1932年在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个由王赓领导的“税警总团”。在“一二八事变”中，王赓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日本情报官发现了王身上携带的军事地图，从而泄露了第十九路军的布署，结果日军利用该情报在浏河登陆，挫败了十九路军的上海保卫战。
王赓因此丢了官，而严重受挫的税警总团由张学良东北军的“讲武堂”学生补充。1936年，税警团由黄杰任团长，但这支部队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人击溃。上海沦陷后，幸存的税警团人员被调至宝鸡整训，并由孙立人任总团长。
税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军队的“交通监察局”，当时由长沙国民党警卫司令酆悌控制。1938年10月15日，长沙燃起的一场灾难性大火，使酆悌失宠，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行刑队将酆悌枪决。这位丧命官员的“交通检查局”立刻被戴笠接管，两年后被改变成“战时货运管理局”，亦称“运输统制监察局”。何应钦将军被任命为局长，而戴笠则负责该局的检查处。实际上，戴笠因为该局在整个国统区的80多个“检查所站”而真正掌权。
这个部门是用来与敌人进行秘密走私交易并向军统提供其他财源的。戴笠的人员在各省建立了“货运管理处”，而这些处又转而搞了个货运网叫“货运管理站”，在当地的商号掩护下（如兴隆庄、协昌庄、振兴庄等）与日本特工部门操纵的中国傀儡商业机构勾结往来。
国民党利用中央银行拥有的美制印刷机，伪造东北日本军队的临时证件和汪伪政府的纸币，在沦陷区购买物品。然后，“忠义救国军”的单位同交通管理站的雇员一起，再把买来的物品走私到内地卖掉，从中牟取暴利。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联络人
国民党的走私活动依赖于在敌后淳安的一个由20多个主要的进出口商人组成的复杂网络。1942至1943年期间，这些公司联合组成了“进出口商联合会”，由前杭州市长赵志游任主任，掌管中美合作所诸多业务的汪烈炎任副主任。这个协会以联合企业的形式垄断了大米、大豆、桐油、猪鬃、松香、苎麻、毛竹和木材，以此与日本和汪伪特工机关组织的“岭南公司”（属日本梅花机关）、“吉记庄”（另一个日本特工机关）、“联成公司”（属汪伪政治保卫局）和“东南贸易公司”（属汪伪特工总部）勾结贸易，交换西药、棉布、卷烟、橡胶轮胎、五金和其他日用品。
国民党公司与戴笠的交通审计员们密切合作。例如“美丰公司”实际上是苏—浙—皖边区管理处处长张性白成立的1943年，任中美合作所淳安办事处主任的张性白，向“美丰公司”与“震烈公司”（经理汪烈炎，由浙江银行资助）的合资企业私人投资100万元（总投资1100万元），来垄断苎麻、松香和桐油贸易。
浙东货运管理处处长赵世瑞也是如此。他与负责当地监督的副处长们一起组织了“兴隆庄”，用他们三大仓库里储存的浙南地区的木材、松香、猪鬃、大米、黄豆、桐油、柏油等，与敌占区的日伪公司交换香烟、龙头细布、五金、西药和橡胶轮胎等。这些货物由“忠义救国军”张惠芳及其兄弟张俊良（音）率领的浦东地区行动总队以及陆安石的浙东沿海部队往返运送到国统区。
赵世瑞在浙江走私中大发横财，直到他私自牟取暴利的事被戴笠的部下通报到戴笠那儿。戴将军怒火万丈，在1945年将赵抓起来，关进了建阳回龙寺（福建）的美军招待所，并用14辆道奇牌卡车把从赵那儿没收来的当时价值4000万元的物资运走。赵本人被一个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但他未服满刑期，因为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于1946年将赵释放出狱。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缉私
货运管理处是个军事单位，最终向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汇报。那么，负责稽查走私的政府机关又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对财政部来说毕竟是笔潜在的巨大收入啊。原来，在1940—1941年间，英国顾问们劝告委员长以建立更有效的控制走私的方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
蒋介石因此便在财政部下设立了一个有6万名雇员的“缉私署”，由戴笠本人领导。缉私署在国民党统治的各省设有缉私处，在它下面又设有查缉所哨。这使戴笠在那段时间里全面控制了政府的秘密走私机构。
在中国控制走私（除了由海关负责的关税征收外）是由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掌握的。实际上，戴的组织凭着它的垄断地位，“控制”了不断增长的与敌人交易的大部分，而其他经营者只有在他们肯付费的情况下才获准参加进来。戴的手下发了横财，其组织本身也盈利数亿元，用于供给和扩展它邪恶的网络。这种“贸易”成为其资金的主要来源，而这笔资金如此庞大，以至于到了1944年，人们估计戴笠的工资单上约有50万名军官、特工和密探。
然而，戴笠对缉私署的控制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一个负责缉私任务的主要人员——金润生，被他任命领导点验团，并接收税警总团。但孙立人不愿交权，想方设法将该团隶属于自己领导的第三十八军。对此，戴笠在税警总团第一团内建立了与之相对垒的组织，驻扎四川，并将这个组织和另外四个由他任命的人指挥的税警总团扩充为新的总部。
更能说明问题，而且最终给戴笠惹出麻烦的挑战，来自于蒋介石本人的家眷们，他们在战时涉入走私的情况，被戴笠的缉私署通报到了委员长那儿。这些情况在追查著名的“林世良”案件中暴露了出来。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林世良案件
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一度曾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机要助理。林开始是通过上海青帮的地下关系与孔祥熙联系上的。
林世良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后，负责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经理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在滇缅公路通车后，他让林世良“管理”那里的运物资输业务。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了一批与大成公司有关联的投机分子和奸商，该公司委托林世良的助手汪继方，把存在仰光的一批车胎和五金等运到重庆。这笔交易巨款的一部分被林世良转让给孔令侃和其声名狼藉的妹妹、惯于女伴男装的二小姐孔令俊。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和女婿陈继思也有牵涉。这批货分几批装运，其中有两批被缉私署缴获。
戴笠把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后，委员长怒火万丈，认为林世良是在利用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