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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他们会给他带来对戴笠的人事控制十分有用的消息。王还为广东籍的特务们发展了极为活跃的关系网。这些人大多数都住在虹口，其中有些人与广东的军阀、“新国民党”甚至“民主党派”建立了密切关系。而王昌裕的“眼线”或情报人员还在上海的三大广东饭店当招待，在广东人经营的大百货公司（先施和永安）当店员。戴笠对王的情报网络非常满意，便让他负责在国际租界的活动，直到抗战爆发。
张人佑的四组设在西摩路静安寺一带，它名义上负责闸北、虹口和沪西，但绝对没有三组那么活跃。张本人是个间谍，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的秘密特务训练班，在上海城内没有很好的关系网。
这种缺乏实际经验和公关网络的现象，是许多杭州训练班毕业生的共同特点。除了这一点之外，杭州训练班标志着戴笠为自己招兵买马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然而，尽管杭州特务训练班给了戴笠一个培养干部的机会，使他非正式的“间谍”组织成了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但它无法培养高级间谍。既然大多数戴笠的特务是杭州训练班的学生，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更像是实习性质而非间谍性的。他们偶而在行的最多不过是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张人佑的四组最后得到了两个与工人阶层有关系的精锐特务。一个是程慕颐，属杭校学生，他能够吃苦，曾住在沪西工人区当中，收集了可观的关于共产党前沿组织的情报。另一个极为出色的特工叫陶一珊，是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当过吴淞商船学校的教员。陶在整个吴淞地区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关于那里的社会局势和商船学校里的情况报告受到戴笠的高度欣赏。后来，张人佑因向杨虎借钱挥霍一事被戴笠撤职后，程慕颐接替了四组领导。1935年，四组杀害了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几个领导成员。
随着上海站活动的扩展，每个小组的活动已无法局限在原定的地区内了。因为他们的目标经常在城里的各个区域之间穿越。于是，惟一的分工便是在监视工作上。
如沈醉的二组，它的任务是监视共产党嫌疑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和反蒋组织，因为这些人与活动大都在二组负责的法租界里寻找庇护。
无须说，那些嫌疑分子们当然不会把活动局限在法租界之内。结果，二组经常在上海城的其他区域里运转，而各地区间的边界线及其控制范围在他们眼里就完全乱了。对特务处的特务们来说，以进步分子的面目充当“肇事者”是家常便饭。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很容易吸引城里其他特工组织的注意，从而赶来对付进步人士或共产党人。但由于双方的特务都用了对方不知道的化名，而且都装做是亲共产党分子，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一场无形中打击自己人的秘密战。有好多次，二组在即将执行绑架前被区部告知，要绑架的目标原来是为别组工作的自己人。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秘密特工的社会渊源
特工组织，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大杂烩。他们中有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无业流氓，甚至有帮会头目们。其中许多人参加特工组织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如我们所见的沈醉，1932年他刚从浙江乡下出来，与秘密特工挂上钩是通过他姐夫、上海站成员余乐醒。其他人跟沈醉差不多地幼稚，由他们组成的小型而非正式的特务队伍往往敌不过老练而机智的共产党对手们：他们受像周恩来这类干部的领导，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些持枪行凶的年轻人。的确，尽管秘密警察制造了白色恐怖，但他们往往非常拙劣。偶尔，当他们在上海马路上追捕轻易脱逃的“颠覆分子”，或坐着破旧的司蒂倍克汽车，持枪追捕又新又快、很容易超过他们的汽车时，真像无声电影里的小丑警察那样滑稽。
戴笠故意压低上海特工的经费：他们每月只有30到100元，再加奖金和补贴。虽然一个组长可以另外有每月100元的特别费，但还是入不敷出，于是大家都设法去得奖金。每当沈醉向戴笠抱怨特务处的人员收入太少，戴笠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但有一次戴笠发脾气，格外直言不讳地对沈醉说：他故意把特工员们的工资压低，这样他们就可以努力工作来争奖金，从而变成一种提高效率的刺激制度。
自然，低工资也容易导致贪污。起初很少有特务能赚外快，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可捞外快的公职。那时，除了极少数的人有军事委员会或参谋部身份外，上海站的特工员没有合适的证件允许他们拘捕可疑分子，也就无法敲诈勒索。于是，年轻特务的最大愿望之一就是有一个公职，不管是当幌子还是正规工作都行，这样便可以有额外收入，并且有机会来敲诈勒索了。沈醉到警备司令部侦探大队工作的第一天，在抽屉里发现一个“红包”，上面写着“请笑纳”，里面有200元现钱。他觉得奇怪，就问侦探大队长翁光辉怎么回事。翁微笑着说不知道。从那以后，沈醉的抽屉里再也没有出现红包。但沈醉发现，同办公室对桌的林之江经常在打开抽屉后脸上浮现笑容，然后把什么东西从里面拿出来装进口袋里。
因为没有警察的权力和掩护，戴笠的人就往往装作记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提问和照相。例如，张人佑就装成《温州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还有许多特工的确是记者，甚至还出版报刊杂志。二组的特工毛仿梅是上海大报《晨报》的摄影记者，他利用记者的照相设备拍摄了民主党圈子里的“眼线”（他们也是正式受雇佣的记者）从进步人士那里偷来的文件。另一个《晨报》摄影记者高巩白（他在学生运动和文化活动中非常活跃），是特务处的特工，而《火炬》的主编崔万秋也是。
沈醉自己也打着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的幌子，使用陈庚和陈仓的化名。他还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家女子书店，并在那里出版一份叫《女子月刊》的杂志，在南阳和闽广一带发行。他一直用此刊物作掩护，蒙骗了许多记者，他们都对此信以为真，甚至在他成了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经常从事绑架和谋杀后仍然如此。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监视
上海站特工们最麻烦的任务是全面监视。戴笠对这套任务特别重视：它既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又是对蒋介石的敌人的惩罚手段。因为被某个人物的政治活动激怒，委员长会吼叫着命令：“把他监视起来！”这命令会通过戴笠下达。于是上海站下面的某个组就会组织起一个专门针对那个人的监视来。但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几个外勤特工，而且尽管每个特工会把他的亲友们拉进来作帮手，也还是人手不够。结果，大多数的监视都是断断续续的。组长们尽量对戴笠隐瞒这一事实，因为戴以为某个人是在持续的监视下。其实，监视只是阶段性的，其记录和报告也是假造的。事与愿违的是，由于特工们人力有限，散布全城，无法有效地监视国民党政权那么多的嫌疑敌人，反而产生了秘密警察戒备森严的气氛，给公众造成秘密特工的活动无处不在的印象。
对待重要的嫌疑对象则有所不同。例如，沈醉的人持续监视黄炎培先生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想探出与这位著名教育家兼记者接触的“反革命分子”来。
方鼎英在建立“抗日同盟会”后遭蒋介石贬黜，也受到长期监视。薛笃弼因抗拒政府的妥协政策而辞职去上海当律师，并提出过统一抗战的主张，于是一组人马被派去专门监视他在法租界的住宅和办公室，而且还有“肇事者”到他那里假装爱国，寻求他的支持。
军阀及其代表们也遭到严密监视。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军阀们在南京和上海享有与外交官相等的地位，他们派遣使者代表其利益并替他们谈判。比如，四川的一个军阀由一个叫周迅予的黄埔四期毕业生当联络人，在上海的“一品香”饭店设立了办公处。一品香饭店基本上是四川人在上海的据点。那里的常住客人是两个老四川：谢无量和曾统一，他俩在那儿住了多年，即使饭店老板换了，他们也还在那儿住。四川老乡在那里非常放松，无话不谈。于是，周意识到这是他收集关于四川（那里被不同的军阀割据得非常分散）情报的好机会。在周迅予被戴笠的人吸收做秘密特工后，这个机会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周是如此忠诚于四川，以致成了个双料特务，为双方刺探情报。因此戴笠对周一直不完全信任，后来当他发现周对他保留情报时，便将他扔进了军统的一个秘密监狱，从此周便彻底销声匿迹了。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文化渗透
出版书籍和文化活动也受到军统的特别注意，虽然这应当属于CC派，而且这最终变成了中统局的管辖范围。一个二组的特务贾谨伯——四川人，经常把“反动”书籍和小册子带到城里的中国区来骗取进步人士的信任（他在出版界有很好的关系），他的报告引起戴笠很大的兴趣。这个特务头子还对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他在那里安插了一个特务的儿子当学徒工，想在那里发展一个长期的暗哨——但这希望被抗日战争打破：这个暗哨与他的上司失去了联系）以及协助保护过鲁迅的“内山书店”特别注意。但军统无法渗入日本书店——为此戴笠不断地责怪贾谨伯。
二组的另一个特工崔万秋（前面提到过，《火炬》主编），他是通过文化界的情报网获取情报的，而且还向写拥护政府政策文章的记者们提供津贴。崔的关系之一是张春桥——他曾用“狄克”的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作为住在法租界的二组特工，崔每月有80元的收入加上津贴。沈醉亲自上前递送这笔经费，有几次他在崔的客厅里看见女演员蓝苹。崔总是把沈醉领到房子后面的厨房或亭子间，在那里交接钱和情报，所以沈醉从来也没有与这女演员互相介绍过。众所周知，这位演员后来改名叫江青。
虽然，在CC派强迫他们靠边之前，蓝衣社这个更大的组织在上海地区非常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学和大学，但上海站本身只是控制了几所学校。有一个肇和中学是杨虎创办扶植的。学校里的一小部分教师直接为戴笠的特工工作。但他们因为跟杨虎——1927年清洗的刽子手，有关系而很难在学校里影响大部分学生，或者与教育界的进步人士联系上。上海站确实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通讯学校，但戴笠命令这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能用来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不能用它来搞特工，特工人员也不能用它来作掩护。
在招生和利用大学生方面，上海站也不太得力。1934—1935年间，在秘密特务们眼里，最爱闹事的大学是暨南大学。于是，除了在暨南大学外面开一家咖啡店作特工活动的掩护外，上海站所能做的仅是把一些装模作样好像是在暨南大学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吸收为特工。这些人对寻欢作乐比对当学生更感兴趣，这些半专业的特工经常佩带手枪来引起年轻女子的注意，他们中最优秀的能弃学加入军统，成为职业特务骨干分子。
复旦大学也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活动的热点，渗透到其中也非常困难。二组的人吸收了历史系的教授姚名达为特工。姚和一些学生当了几年的情报人员。但开始时最有效的间谍活动是通过吃吃喝喝来进行的。在戴笠的命令下，一名前黄埔军校生陈绍宗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大学后门开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由于学生多来这儿吃饭而生意兴隆。陈曾在大学教授过军训，所以他与学生已有一些关系。他利用上海站提供的经费，以慷慨让学生顾客记账的方法来扩展这个关系网，这个餐馆有两个小房间，一个用来开宴会或聚餐，另一个常租给学生开会和商量政治问题。陈经常让他十岁的女儿以招待茶水为名去偷听学生的谈话。然后陈会把她偷听来的情况写在饭票上，让他坐在柜台上的妻子交给二组来吃饭的信使。就这样他收买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又提供一些人的名单，于是秘密特工便不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
吴乃宪在1934年当特务处上海站区长的时候，向进步人士渗透的活动倍增。吴本人是黄埔一期生，因为背叛邓演达而受蒋介石器重。蒋和戴笠后来企图利用吴来与“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关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在国民党内部抵销对手力量，并以此来靠近仍与统一战线中的老“左翼”有联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类活动一般总是在南京特务处总部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戴笠在首都的人员独自与上海的“第三党”人士建立了联系，多少越过了上海站的正规渠道而直接与吴乃宪合作。
吴乃宪在上海站的副手是区书记张师，此人原为共产党员。戴笠希望通过张的地下工作经历使特务处能够渗透到共产党核心内。那时上海站的经费增加了50％，而且还给增加了一名区“督察”。但吴乃宪和张师像程慕颐一样都不能吃苦，都不能住到共产党组织了自卫系统的工人区当中去。吴和他的副手比他们的前任要更谨慎，他们把办公处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南市老西门那儿。然而，因为上海市的中国区域被认为如此肮脏和不卫生，以至于吴和他的助手们都住到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里，他们的地址在上海站里只有两个人知道。
于是，部分由于上海站领导人的脆弱，他们没有能够成功地渗透到共产党地下组织里去。但对他们打击更大的是，至少到1935年他们还不掌有惩治蒋介石敌人的行警权。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警方关系
开始，在侦探方面，上海站尽量利用他们与中国市政公安局人员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1933年的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他的侦缉队长卢英，都不大情愿和戴笠合作。于是戴笠不得不依靠一组组长陈志强，利用他的青帮关系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但随着陈与警官们的关系逐渐加强，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两年之内，戴笠解散了陈的一组，把其组员分散到其他各组，将陈调出上海，提升他为陕西省警察厅侦缉队队长。
到了那时，上海市公安局有了新局长蔡烃军，他非常愿意与戴笠合作。慢慢地，他也让特务处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一些职位。后来戴笠将他的特务陈质平安插到公安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并把另外两名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不过，由于卢英的犹豫，戴笠对公安局侦缉部门无法直接控制。
奇怪的是，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有幸顺利地利用起那里的警方力量。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当局为了控制租界里的本地人而严重依赖中国区域里的帮会分子做侦探的缘故。其中关键人物之一是一个帮会的小头目，叫范广珍，他跟那里所有的包探一样是巡捕出身，后来被提升为“探目”。正如秘密特务二组组长所指出：范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不仅因为他是帮会分子当了侦探，而且他在替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的时候仍然对他的法国老板忠心耿耿。戴笠意识到：范对法国殖民当局比对他的特务处更加效忠，但他显然又感到应当同时讨好双方。假如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他有可能会牺牲与中国人的关系来维持他与外国主子的基本关系。于是，戴笠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他：偶尔让范广珍用他广泛的信息网来搜索地下组织，或当上海站在法租界进行绑架时让他做一下掩护之类。
由于范广珍不可靠，戴笠觉得有必要在法国警察内的中国侦缉部门里找到可信赖的关系。于是戴笠找了黄埔老同学阮兆辉，阮原来在南京鸡鹅巷特务处总部当交通员。戴笠给了范广珍500元贿赂费，使阮没有像其他侦探那样先当巡捕就得了个包探的职位。一旦得到包探的职位，阮便在上海站机构里成了范的上司，尽管在名义上他在警察机关里是范的助手。这使范为难起来，因为他不愿与二组有直接联系，怕因此影响他在法国警察里的侦探身份。从阮那儿接到命令后（这样比较合适些），范就让新来的人与帮会头子建立关系。于是，上海站对一些在法租界寻求庇护的进步人士进行监视。而且后来，他们也能利用侦缉队的侦探来保护因某些原因而易受逮捕的特务处情报人员。
上海中国市政警察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侦缉队都不直接归戴笠管辖。特务处在上海地区仍然缺乏直接的行警权力。所以，要是秘密特工想正式逮捕和审讯嫌疑分子，这个嫌疑分子就得受非法绑架并秘密押送到南京。直到1935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把两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交给军统管制，上海站结构上的这个弱点才得到改变。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收买侦察大队
1935年初，蒋委员长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戴笠，而军统上海站头目吴乃宪被任命为整个侦缉大队的大队长，侦缉大队设在城市中国区的方斜路白云观内。从理论上讲，整个上海地区的军事侦探现在都归特务处指挥了。但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变化只是行政上的表面文章而已。也就是说，上海站站长吴乃宪只是在名义上有了个侦察大队长的头衔。假如秘密特工头子想要在夺取头号位子以外有所成就，那么他就得用把自己人安插在“督察”位子上的办法，来控制侦察大队中层的职位。
吴乃宪的侦察大队长的位子被翁光辉取代后，在其中安插自己人变得至关重要。翁上任时带了4个特务处的人员来当“督察”：沈醉、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在把警备司令部的侦探大队变成秘密警察半军事的政治机构的计划上，这些新督察们立刻遇到了两个障碍：常务副队长的抵制和队里普通侦探的不合作。
副大队长彭伯威是杨虎的人。1927年大清洗以来，他一直替杨虎管海员工会，在海关官员和检�